他是史書上貪圖好色的享樂者，也是明朝中興的關鍵角色

朱載垕，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第三個兒子，繼位為明王朝第十二位皇帝，年號隆慶，廟號穆宗，謚號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他長眠于北京郊外大峪山的山麓上，墳塋稱為昭陵。

史書上的隆慶皇帝庸碌無能，卻重用了一批能臣；耽于享樂卻為明朝中興奠定了基礎：“俺答封貢”，換來邊疆數十年的和平：開放海禁，允許民間海上貿易，為帝國積累巨額財富。他的無能而治，與崇禎的勤政而亡，成為明朝兩個獨特的政治現象，也是研究中國封建王朝政治生態的重要案例。

本文選自《享樂的明君：隆慶帝》，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享樂的明君：隆慶帝》

作者：韋慶遠

版本：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5年12月

他親歷嘉靖時期

所發生的許多大事

隆慶皇帝朱載垕出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元月二十三日，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二十六日繼統登極，翌年改元隆慶；死于隆慶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在位五年半，享年三十六虛歲。他一生中有六分之五的時間正是在嘉靖朝度過的，而在這長達三十年的歲月中，他親歷嘉靖時期所發生的許多大事，諸如父皇的癖好異行、當權輔臣的不同政見和相互傾軋、朝議的動向、宮廷關系的歧變，以致時局的危殆、民生的憔悴、南倭北虜的侵擾，而這往往又與他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并對他產生一定的影響。特別是他與嘉靖皇帝異乎尋常的父子關系、皇儲位置的長期空懸、心理的“朝夕危懼”等，都是很值得認真進行探究的。

在有明一代的皇帝中，隆慶皇帝是比較不顯眼的。一因在執政的全過程中，他“臨朝無所事事”“端拱寡營”，本人談不上有什么鴻猷偉略、嘉言懿行，亦沒有什么功業可記。二因就其在位時期的表現，不外以庸碌無能且嗜財好色多欲見稱。再加以他享祚甚短，又夾在兩個長期在位的皇帝中間，其父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其子明神宗萬歷皇帝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兩長夾一短，更顯得隆慶一朝只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過渡，隆慶皇帝朱載垕只不過是扮演著來去匆匆的過客角色。

他既無法追蹤自己的遠代祖先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明成祖朱棣那樣艱難創業、戡亂摧強、弘烈神武、威德遐被，甚至也不能比擬前幾代的先皇，“寬大如仁廟，而精勤不若也；安豫如憲廟，而控縱不若也”；論荒唐怠政、胡作非為的程度，他又不像他的從堂伯父明武宗、年號正德的朱厚照那樣狎近群小，長期匿居豹房肆行淫樂，弄到朝綱紊亂、冠履蕩然，也還不像他的親老子明世宗、年號嘉靖的朱厚熜那樣迭興議大禮、興大獄、多疑倨傲，而又幻聽幻覺、執迷修玄，將明王朝推入崩解的邊緣。如此說來，這位勛業無聞而惡跡又不甚昭彰、缺乏棱角、少露鋒芒的一代君主，難道就僅僅是以平庸著稱，就真是無聲無臭、乏善可陳地了其一生，僅僅是在明代帝系中留下一個紀元的年號而已嗎？

事實絕非如此。

隆慶皇帝朱載垕的人生經歷并不平常，他經歷過一般帝王罕有的辛酸和坎坷，獨特的境遇涵育出他獨特的性格和心態特征。他將對切身權位利益的關切包裝在貌似冷漠麻木的外衣之內，將深藏在內心的憤激怨懣粉飾為恭順孝悌，將任何逆反情緒都強自壓抑在最初的萌芽狀態之中。這是一個匯聚著許多矛盾，心理和性格都異常復雜的人物。

《大明劫》（2013）劇照。

既有庸碌猥瑣的一面，又有朝夕未忘求奪皇位的一面；既有自卑謙抑的一面，又有驕傲尊亢的一面；既有儉約樸素的一面，又有奢侈縱欲的一面。特殊的宮廷和政治環境導致朱載垕性格和心理上的扭曲，導致他在登極之前和之后言行作風的突變。他是一個心態異常的人，但終究仍然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憎情欲、有希冀愿望的人；是一個經受過嚴重挫折和失落，卻具有過人承受逆境的應變能力而又終于躋登大位的皇帝。

我們從朱載垕前三十年的個人經歷中，可以較清晰地窺視到明代宮廷生活，父子、夫婦、兄弟等倫常關系的畸變，隱藏在溫情脈脈、色彩斑斕的帷幕背后的悲歡和冷酷；政壇風云、官場惡斗，亦與他個人政治命運有著密切的連鎖關系。從他正位九五之后又可看到，此人靈魂深處的真正追求，各種長期被掩飾著的劣根性的充分宣泄，權力和地位對人性的腐蝕，以及作為帝王，隆慶皇帝對明中后期政局的正負面影響，等等。

嘉隆交替：

歷史興衰的分岔口

朱載垕生活在16世紀中葉，明王朝統治的中后期，當時的國勢正處在衰頹日甚、亂象已成的危急階段。嘉隆交替是在危機四伏、關系著政權存亡斷續的非常時期進行的。洪（武）永（樂）的鼎盛輝煌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仁宣盛世”的光華早已褪色；自英宗朱祁鎮正統年間的“土木之變”以來，明王朝的國力已滑入衰退的深谷。

特別是經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和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歷時61年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國家的元氣大傷，各種矛盾山積，明王朝好似一只載重逾量而又百孔千瘡的朽舟，正顛簸在駭風惡浪的汪洋大海之中。

是被波濤卷沉于海底，還是修補搶救以前航，是正嘉時局的關鍵。

正德和嘉靖時期的社會政治危機是非常深重的。

在財政和民生方面，由于正德皇帝的縱欲放蕩，巡幸耀武，普建行宮，甚至修建豹房以為長期匿居的淫樂窩；也由于嘉靖皇帝大規模地持續營建壇觀宮殿，蓄養方士神棍，為了滿足這些額外開支，只好加緊聚斂。正嘉時期向人民勒收賦稅的名目日多，數額日增，除了原有的土田稅糧丁銀等“惟正之供”，還陸續加設了諸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商稅、船鈔、皮角、翎毛、油漆、竹木、廚料、牲口料等苛捐雜稅。在田畝稅收方面，又有所謂加征、加派、預借、當官平市等額外征斂，“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毫厘不可得”。正是“供億日增，余藏頓盡”，造成了極其窘困的局面。

嘉靖末葉和隆慶初元曾擔任內閣首席大學士的李春芳曾痛陳當時財政虧蝕、入不敷支的危險。

臣等看得，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有贏余。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后，邊費日滋，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征納不前，庫藏搜刮已盡……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余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余萬，每年尚一百五十余萬，無從措處。生民之膏血已罄，國用之費出無經。

李春芳作為總攬國政的大臣，將各種開支的巨耗、收入的萎縮、人民生活的困苦都擺出來，表現出極度的焦灼和惶懼。赤字連年激增，將何以緩解？當時一些災區，“百余里不聞雞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連最起碼的溫飽尚不能維持時，鋌而走險者必然增多，分散在十多個省份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兵變遍及南北，社會正處在巨大的動蕩之中。

《大明王朝1566》（2007）劇照。

官吏的貪虐和富豪的盤剝，更加重了社會的危機和矛盾的激化。當時廣大農村的情況是“差繁賦重，財盡民窮，有司無優恤之仁，吏多科害之擾。丁戶已絕，尚多額外之征；田土雖荒，猶有包攤之累；里甲浪費，而日不聊生；刑罰過嚴，而肌無完膚。民不能堪……”。

尤其不能忽視的，是權貴富戶等多與衙門的官吏緊相勾結，采取欺瞞、飛灑、詭寄、漏派等不法手段，逃免自己的負擔，而將稅款、勞役都轉嫁給貧弱下戶，造成日益嚴重的賦役不均。以賦稅言，富豪們“操其贏以市于吏，有富之實，無富之名；貧者無資以求于吏，有貧之實，無貧之名。州縣皆然”，“富者田連阡陌，坐享無苗之利；貧者地無置錐，反多數外之賠。富益富，貧益貧”。以徭役言，無償征派的名目愈來愈多，一切重役苦役俱落在一般無權無勢的貧民身上。

民當農時，方將舉趾，朝為轎夫矣，日中為扛夫矣，暮為燈夫矣。三夫之候，勞而未止，而又為纖夫矣。肩方息而提隨之，稍或失御，長鞭至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

這說明，當時的廣大農民不但過著衣不蔽體、食不充口的生活，還經常被迫空著肚子像牛馬一樣服各種無償的差役。

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一再證明，凡是貧富懸殊、庶民無以為生的情況，再加以天災人禍相交連結，必然是大動亂的前奏。嘉靖初年，“江北、江南并湖廣等處水旱相仍，地方饑饉，人民相食，所在盜賊成群”。山雨欲來，全面性的社會危機正在加緊醞釀，唯待引爆而已。

再加以，北南邊防俱在告急。自嘉靖中期以來，蒙古韃靼俺答汗連續內犯，一再攻大同，從間道陷古北口，直逼北京，一直成為北邊的大患，都城多次戒嚴。與此同時，倭寇勾結沿海破產無業游民，組成武裝船隊，對中國沿海地區的侵擾亦日益猖獗。他們殺人越貨，以劫殺作為搶掠的手段，不少地方迭受蹂躪，“數十里外流血成川”。明朝雖然調兵遣將，一再追加軍費，但堵虜防倭，均無實效。甚至為此誅殺大臣，但總未能解除警報，威脅反日益加重。

嘉靖三十年（1551），錦衣衛經歷沈煉激于義憤，上疏彈劾弄權奸佞、贓私狼藉的首席輔臣嚴嵩，被杖責并流放塞外，他雖身處逆境危地，但仍保持著對時局安危的最大關切，往往中宵拍案，“傷心而泣下”。他寫信給自己的兒子沈襄，沉痛地說：“今南倭北敵，旱魃連年，天變人災，四方迭見，當此之時，不可為無事矣。”沈煉之言，確實是嘉隆交替前后時事政治的真實寫照。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作者：韋慶遠；摘編：何也；編輯：商重明；導語校對：吳興發。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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