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欺負伊朗無力反抗，76年前中國有答案

大家好，這里是小編，今天來給大家聊一下伊朗目前所面臨困境的原因。伊朗的處境正愈發艱難，國內騷亂雖暫平，但星鏈終端背后的外部滲透未斷。美國特朗普政府放言動武，外部軍事壓力步步緊逼。

還有以色列支持的武裝分子從邊境滲透，試圖實施暗殺與破壞，幸好后面靠著情報支持才勉強化解。

可即便屢屢化險為夷，伊朗的生存空間仍在持續被擠壓。為何這個中東大國始終擺脫不了“內外交困”的循環？為何面對美以的強硬施壓，始終難有破局之力？

要讀懂伊朗的困局，首先要弄清楚“立國之戰”。它絕非簡單的領土爭端或政權更迭之戰，而是一個民族在建國后，通過與強者正面對決，用軍事勝利（或體面平局）確立自身主權尊嚴、獲得國際社會正視的“成人禮”。

這場戰爭的價值，不在于掠奪財富，而在于“立威”，讓外部勢力不敢輕舉妄動；在于“鑄魂”，讓全民族形成統一的身份認同與抗爭意志。

縱觀近現代史，所有能長久立足的強國，都繞不開這場必經的考驗。中國的立國之戰，便是抗美援朝戰爭。當時新中國一窮二白，面對武裝到牙齒的聯合國軍（美、英、法等16國精銳），毅然出兵朝鮮。

這場戰爭打得極其慘烈，但正是這“一拳開”，徹底打破了西方世界對中國“東亞病夫”的刻板認知，讓全世界看清：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絕不可欺。

戰爭勝利后，中國獲得了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后續的外部施壓再難撼動國家根基，這便是立國之戰的核心價值。

類似的案例在歷史上比比皆是，美國的崛起始于兩場獨立戰爭：1775-1783年的第一次獨立戰爭，擺脫英國殖民統治；1812-1815年的第二次獨立戰爭，再次擊敗卷土重來的英國，徹底打消了日不落帝國的殖民幻想。

要知道，當時的英國是世界第一工業強國與海上霸主，美國兩次與之硬拼并取勝，才真正奠定了強國根基。

英國自身的崛起，也源于1588年與西班牙的英西戰爭，面對130艘戰列艦、2.6萬兵力的西班牙無敵艦隊，英國以海盜武裝與民船組成的艦隊殊死抵抗。

最終以夜襲縱火的險勝，打破了西班牙的海洋霸權，為后續成為“日不落帝國”鋪平了道路。

德國的立國之戰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當時全世界都看好法國，可鐵血宰相俾斯麥凝聚德意志民族力量，不僅打贏戰爭，還生擒法國皇帝，迫使法國割地并賠償50億金法郎。

這筆巨額賠款成為德國工業起飛的啟動資金，讓德國一躍成為歐洲新興列強，國際地位遠超當時的美國。

俄羅斯則通過彼得大帝主導的21年北方戰爭，擊敗北歐強國瑞典，奪取圣彼得堡、打開波羅的海出海口，才讓歐洲列強正式承認其強者地位。后續蘇聯能成為世界一極，也得益于二戰這場立國之戰。

對比這些國家的崛起路徑，伊朗的問題便一目了然：它從始至終都沒有完成一場真正的立國之戰，甚至連“戰爭立國”的邏輯都未曾理清。

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勝利，并非源于軍事對決，而是一場全國性的騷亂，霍梅尼借助西方國家的支持（返回伊朗時乘坐法國專機），發動民眾推翻了巴列維王朝，而非用戰爭手段擊敗對手。

這種“騷亂奪權”的模式，導致政權缺乏軍事勝利賦予的權威與凝聚力，也讓伊朗從建國之初就回避了與強者對決的考驗。

更致命的是，伊朗建國后選擇的“對手”完全錯位。它沒有主動對接當時的強者（美、英、以色列等），反而與鄰居伊拉克爆發了兩伊戰爭。

不可否認，薩達姆政權的蠻橫是戰爭誘因，但伊朗自身也難辭其咎，主動向伊拉克輸出什葉派革命，鼓動伊拉克什葉派民眾反抗遜尼派主導的薩達姆政權，直接觸碰了薩達姆的核心利益。

這場戰爭最終以平局收場，伊朗不僅沒能通過戰爭立威，反而消耗了大量國力，更關鍵的是，它始終沒有與真正的戰略對手（美國和以色列）正面過招，錯失了確立自身地區地位的關鍵機會。

最可惜的是，近期的中東戰爭，本是伊朗補齊“立國之戰”短板的最佳窗口期。當時以色列與阿拉伯聯軍激戰，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搖搖欲墜、哈馬斯與真主黨元氣大傷、胡塞武裝鞭長莫及。

如果伊朗能抓住這個機會，主動入局與美以聯軍正面對決，哪怕打成平局，也能憑借這場戰爭確立自身在中東的核心地位，后續美以的制裁與施壓自然會失去底氣。

可現實是，伊朗選擇了袖手旁觀、坐山觀虎斗，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盟友被逐個消耗殆盡。

更值得深思的是伊朗軍隊的表現，在敘利亞戰爭期間，伊朗在敘有駐軍，卻在巴沙爾政權危急時刻不敢勇于反抗，最終躲進俄軍空軍基地避險。

而俄羅斯即便深陷俄烏沖突，仍出動空軍在敘利亞狂轟濫炸，全力營救巴沙爾政權。

這種鮮明對比，恰恰反映出伊朗民族缺乏直面強者的勇氣，他們不是不想擺脫困境，而是幻想依靠他人擺脫困境。

伊朗逃避立國之戰的背后，是對國際社會“叢林法則”的認知錯位。這個世界的生存邏輯從未改變：強者尊重強者，弱者只會成為強者的“滋補品”。

伊朗越是回避與美以對決，就越向外界釋放“弱者”信號，美以的施壓自然會變本加厲。

當前的局勢正是最好的證明：美國直言動武，以色列直接支持武裝分子滲透，歐洲國家的制裁也從未松懈，這些壓力的根源，就在于伊朗從未用戰爭證明自己的“不可欺”。

反觀同樣身處中東的以色列，其立國之戰就是一場接一場的中東戰爭。第一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在劣勢下擋住阿拉伯聯軍，站穩腳跟；后續的中東戰爭，讓其對中東的控制力越來越強。

正是這一場場與強者的對決，讓以色列在強敵環伺的中東立足，甚至成為地區強國。

而伊朗始終不敢與以色列正面過招，即便有機會也選擇逃避，最終導致自身在中東的影響力持續萎縮，盟友逐個倒下，孤立無援的處境愈發明顯。

立國之戰從來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強國崛起的“必答題”。中國用抗美援朝戰爭打出了和平發展的空間，美國用兩次獨立戰爭奠定了強國根基，德國用普法戰爭實現了崛起。

這些案例都在證明：唯有直面強者、敢于對決，才能真正立住國家、凝聚民族。伊朗的困局，恰恰是逃避這道“必答題”的必然結果。

未來的幾個月，將是伊朗命運的關鍵轉折點，是繼續逃避，還是直面這場遲來的立國之戰？答案將決定伊朗未來的國運走向。

而歷史早已給出啟示：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真正的尊嚴與地位，從來都不是靠回避得來的，而是靠實力與勇氣拼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