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丨戰爭陰影和制裁絞索下，伊朗在“抵抗”和“生存”模式間求索（下）

當地時間2025年12月24日，伊朗德黑蘭，人們走過巴勒斯坦廣場上懸掛的反以色列廣告牌，廣告牌上用波斯語寫著“我們準備好了，你準備好了嗎？” 視覺中國 圖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1月21日在瑞士達沃斯接受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采訪時稱，伊朗必須停止發展核武器。他暗示，如果伊朗不停止“核試驗”，美國可能采取行動。

美國正在向中東部署航空母艦、噴氣式戰斗機和防空系統，以提高對伊朗的潛在打擊能力。美國官員表示，在上周突然取消對伊朗的襲擊后，特朗普仍在向助手施壓，要求采取他所謂的“果斷”軍事選項。這種措辭促使五角大樓和白宮的助手們完善了一系列供特朗普參考的方案，其中包括一些旨在推翻伊朗現政權的方案，也包括一些更為溫和的方案，例如可能以伊斯蘭革命衛隊設施為目標。

據新華社報道，去年年底以來，伊朗多地因物價上漲、貨幣貶值等問題發生抗議活動。抗議過程中出現暴力騷亂，多座城市社會秩序受到嚴重沖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臺21日援引伊朗國家安全委員會聲明報道，伊朗近期發生的騷亂事件共導致3117人死亡，其中2427人是民眾和執法人員。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19日表示，伊朗近期的騷亂事件是美國和以色列一系列陰謀的延續。

作為中東核心國家，過去一年，伊朗被戰火和制裁兩重陰影籠罩。2025年6月爆發的“十二日戰爭”讓這個長期遭受西方制裁的國家面臨更嚴峻的安全與生存挑戰，不僅給伊朗造成數十億美元損失，美國還針對伊朗石油、銀行和航運部門實施了額外制裁。9月聯合國“快速恢復制裁”機制重新啟動，更進一步加劇了伊朗的外部壓力。2025年年底，特朗普威脅稱，如果伊朗試圖重建彈道導彈項目，美方將支持以色列對伊朗再次發起打擊。

當前，伊朗面臨著十年來最嚴峻的經濟社會危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近乎停滯、通脹率飆升、社會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2025年10月發布），2025年伊朗實際GDP增長率預計僅為0.6%，較往年大幅下降（2024年為3.7%，2023年為5.3%）。與此同時，隨著本國貨幣里亞爾持續暴跌，通脹率預計將飆升至43.3%，位居全球前列。

有分析認為，伊朗經濟惡化的根源在于長期管理不善、系統性腐敗和國際制裁等因素。自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后，伊朗如何在經濟長期受困的現實中尋求出路？戰爭和制裁對伊朗的經濟社會結構又產生了何種深刻影響？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對話了兩位海外資深學者。

專家簡介

埃里克·洛布（Eric Lob）：佛羅里達州國際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系副教授，長期聚焦中東地區發展與政治的交叉領域。2009年至2011年，洛布曾在伊朗進行田野調查并學習波斯語。

納德爾·哈比比（Nader Habibi）：伊朗裔學者，美國布蘭迪斯大學克朗中東研究中心亨利·J·萊爾中東經濟學實踐教授，曾擔任環球透視有限公司中東和北非經濟預測與風險分析董事總經理、伊朗銀行學院（德黑蘭）研究副總裁、比爾肯特大學（安卡拉）經濟學助理教授以及耶魯大學中東政治經濟學研究員和講師。他的研究領域包括中東國家大學畢業生過剩問題、制裁對伊朗經濟的影響、“阿拉伯之春”對受影響國家經濟狀況的影響以及中國與中東地區的經濟關系。

（接上篇）

伊朗經濟模式之變

澎湃新聞：從霍梅尼的伊斯蘭經濟到哈梅內伊的有限自由化經濟改革，再到2014年的“抵抗型經濟”，你認為伊朗的經濟模式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

洛布：回顧1979年革命初期，當時的革命者曾試圖推動經濟向社會主義方向轉型——通過國有化、土地改革和勞動集體化等政策。但這種趨勢在1980年代保守派掌權后逐漸式微，特別是在拉夫桑賈尼擔任總統期間。我在關于伊朗的著作中提到，1980年代初議會否決土地改革法案是一個關鍵轉折點，那些曾經的左翼激進分子后來逐漸轉變為改革派。

正如你所說，1990年代特別是哈塔米執政時期，伊朗經濟日益走向自由化。當然這并非純粹的市場經濟——或許可以稱之為“裙帶資本主義”，即國家干預與特定權貴集團并存的經濟形態。問題的核心矛盾在于：普通伊朗人被迫承受著伊斯蘭共和國反美立場帶來的經濟代價，而政權宣揚“抵抗比物質福祉更重要”的理念。但現實是軍政精英階層卻在享受特權，這與霍梅尼當年“我們革命不是為了降低西瓜價格”的宣言如出一轍。如今許多伊朗人不再買賬，因為他們看到這個“抵抗經濟”體系下的嚴重不公——當權者在享受利益，民眾卻在承擔代價。這種階層割裂，正是當前伊朗政治經濟困境的癥結所在。

澎湃新聞：內賈德時期的經濟改革對伊朗產生了什么持久影響？你如何看待內賈德批評的私有化過程中的裙帶關系？

哈比比：內賈德被視為一位民粹主義領導人，一位試圖煽動民眾的領導人，他不遵循程序或關注專家意見，而是突然“情緒化”地做一些看似受歡迎的事情。

作為民粹主義者，他的一項政策是取消伊朗負責長期經濟規劃的預算和規劃辦公室，這意味著他在決策中忽視熟悉經濟的專家，而且專注于短期支出。然而，他卻很受歡迎，因為他走到哪里都會帶來資金和項目，雖然沒有明確的計劃。

內賈德批評政府中的其他團體，批評政治制度的腐敗。在他執政之前，政府已經開始了私有化進程，他指責此舉出于政治動機。他指責政治對手是腐敗的，前總統是腐敗的，他想要與之斗爭，但在某個時候伊朗最高領袖阻止了他。

在擔任總統的最后幾年里，內賈德的權力被削弱了，因為內閣并不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與此同時，他與最高領袖的關系變得緊張。內賈德總統任期內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是宣布全民人均補貼，使得所有18歲及以上的伊朗公民，甚至是未成年的家庭成員，都將每月收到固定補貼。雖然很多人對此感到高興，但富人也被提供了同樣數額的補貼，所以這又是一種浪費，造成了大量的政府赤字，導致了通脹。由于通脹的影響，這個補貼項目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外交政策方面，他對以色列和美國的言論和政策變得更加激進，引發了對伊朗更多的制裁，損害了伊朗經濟。

澎湃新聞：內賈德的經濟策略是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經濟改革的延續？

洛布：內賈德的執政風格在伊朗政壇獨樹一幟，具有鮮明的民粹主義特征。他的經濟政策核心是財富再分配，主要舉措包括向民眾直接發放現金補貼以及推進低收入群體住房計劃。

但與此同時，其任內也充斥著經濟管理不善和腐敗問題。當時國際油價高企，大量石油收入涌入國家發展基金。雖然理論上這些資金應用于應對市場波動或制裁危機，但實際上部分款項去向成謎，既用于民生項目，也可能被其親信中飽私囊。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最高領袖在2009年爭議性大選中支持過他，第二任期時雙方關系仍出現裂痕。我認為他任內產生的更深遠影響還在于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此期間獲得空前發展，不僅政治地位提升，更通過旗下公司大幅擴張經濟版圖。這種軍政勢力坐大的現象，在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時期是難以想象的。可以說內賈德時代既留下了惠民政策遺產，也埋下了權力尋租和軍事資本膨脹的隱患。

澎湃新聞：伊朗改革派和強硬保守派的經濟發展理念存在怎樣的差異？

洛布：我不認為改革派和保守派在經濟政策上有多大差別。過去確實存在分歧，1980年代許多改革派人士曾是激進左翼，推崇土地改革、國有化和財富再分配等社會主義政策。隨著蘇聯解體和伊朗國內激進主義的消退，兩派在經濟理念上逐漸趨同，分歧更多體現在政治社會領域。

改革派的主要訴求在于放寬社會管控；增強民選機構權力；與西方改善關系。他們相信經濟上融入國際體系能緩解制裁，吸引外資來振興國家經濟。最高領袖雖然時而默許這種嘗試，但始終對西方深懷戒心。對保守派而言，真正的顧慮在于：經濟開放可能威脅到他們掌控的宗教基金會和市場壟斷地位。他們想要的是“不帶條件地解除制裁”——既能獲得經濟利益，又不動搖其經濟特權。而改革派則主張更徹底地開放，這種根本立場的差異才是兩派難以調和的深層矛盾。

在動蕩與穩定之間嬗變

澎湃新聞：你的研究議題還包括伊朗中產階級。制裁之下，社會生活中有哪些明顯跡象表明中產階級正在萎縮？

哈比比：2018年之后我們看到了一些強有力的證據，由于制裁，伊朗的許多工廠、許多制造業單位要么不得不削減產量，要么已經破產。許多收入不錯的中產階級工作，如工程技術員和技術工人，已經逐漸消失了。

對伊朗中產階級造成嚴重打擊的另一個因素是通脹。因為即使他們有工作并且在領取薪水，薪水也沒有跟上通脹的步伐。因此，實際購買力下降了。我們看到一些人不得不放棄他們在中產階級社區的住房，搬到低收入階層社區。

食品或其他物品的補貼已經減少了，因為政府沒有足夠的石油收入來繼續這些補貼。出于政治原因，汽油補貼仍在繼續。我認為中產階級的比例，曾經大約是50%，現在已經下降到社會的30%到35%之間，甚至略少于這個比例。而被認為是貧困的那部分人口已經從大約30%增加到大約50%甚至略多一些。

制裁是一個原因，但政府決策失誤是另一個原因。伊朗一直缺乏有效的長期發展愿景，比如大規模石油汽油補貼已經導致扭曲的經濟結構。如果他們能夠改善這一點，政府就能節省資金，創造就業機會或將資金用于制造業投資。由于大規模補貼，他們沒有太多資金用于其他活動。最后，腐敗也影響了經濟活動。

澎湃新聞：中產階級在哪些方面對經濟生活做出貢獻？他們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有多大影響力？

哈比比：在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非常關鍵，他們擁有技術技能和創新能力，也有潛力成為中小企業主。就政治活動而言，如果他們被邊緣化，可能成為不穩定的根源。

澎湃新聞：怎么看伊朗的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局勢？這對城鎮化的影響有多大？你認為伊朗農村發展最突出的亟待解決問題是什么？

洛布：1979年伊朗革命政權上臺時，他們原本試圖減緩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趨勢，阻止鄉村經濟衰退，但最終不僅未能遏制這股潮流，反而因基礎設施改善客觀上加速了城市化進程。

在如今的伊朗，城鄉界限已日益模糊，這其實是個全球性現象，無論南方國家還是北方國家，年輕人都不愿務農而選擇進城。鄉村經濟本身也在轉型，向房地產開發、旅游業、手工藝等多元領域拓展。農業仍是重要部門，但資本和勞動力正日益向農業綜合企業集中。

中國扶持中小農戶維持生計的做法或許值得研究，但鑒于伊朗和中國都是幅員遼闊、區域差異巨大的國家，很難一概而論。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革命政權最初意圖如何，伊朗農村社會和經濟的轉型與城市化進程都已不可逆轉。這種轉型呈現的矛盾很耐人尋味：政府改善鄉村基建的本意是振興農村，結果卻為人口流動提供了便利，這恐怕是當年決策者未曾預料到的結果。

伊朗的城市化進程確實呈現出獨特軌跡。十年前我在伊朗生活時就注意到，人口流動呈現出“村莊—城市—海外”的三段式遷移模式，這種趨勢其實在伊斯蘭革命前就已萌芽，許多后來的精英正是通過從鄉村遷移到省會或德黑蘭接受教育而崛起的。

但這種遷移也帶來了嚴峻問題：在9000萬人口和經濟困境的雙重壓力下，城市周邊棚戶區不斷擴張。這些聚居區不僅生活環境惡劣，更危險的是——當大量失業青年和無所事事的家庭長期聚居在貧民窟時，這里很容易成為不滿情緒和社會動蕩的溫床。

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內部也出現了嚴重的階層分化——精英階層與國際大都市接軌的生活水平，與棚戶區居民掙扎求生的現狀形成尖銳對比。這種空間上的階層區隔，可能比傳統的城鄉差距更具社會風險。當城市內部的貧富差距可視化到如此程度時，每個生活在棚戶區的年輕人每天都能直觀感受到這種不平等，這為社會不穩定埋下了隱患。

澎湃新聞：面對長期制裁、通貨膨脹、結構性失業和社會福利萎縮，伊朗政府運用了哪些制度機制來維持穩定？特別是在2019-2022年抗議浪潮后，其治理體系在權力結構、社會控制和危機應對方面做出了哪些調整？

洛布：其實一些跡象在2009年就已顯現，但2017年后尤為明顯——伊朗的抗議活動正形成周期性爆發。部分源于經濟問題，比如政府削減燃油補貼導致價格飆升（因國家預算吃緊），但民眾認為這種漲價甚至具有道德不正當性。2009年我在伊朗時，就目睹了民眾因質疑選舉舞弊發起的政治抗議，雖然規模不大，但2017年后每次抗議浪潮都在升級——后者不僅關乎經濟，更針對警察暴力及對女性等群體的宗教社會壓迫。

對許多軍政精英而言，維護體制生存才是首要目標，民眾承擔的代價并不在考慮范圍之內。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裂痕正在加深，這種脫節極其危險。這也解釋了為何改革派陣營內部會出現異見。

問題在于許多改革派早已喪失公信力，民眾曾對他們寄予厚望，如今卻視其為體制同謀。看看現任改革派總統佩澤希齊揚：最初根本沒人想給他投票，最終勉強勝選也全靠最低限度支持。改革派得票率持續走低，投票率更是創下1979年以來歷史新低。

但另一方面，當權力（不僅是政治權力，更包括經濟資產）高度集中在少數軍政精英手中時，很難想象他們會主動改變現狀。對多數伊朗人而言，前景并不樂觀。正如我們討論過的：但凡有機會，很多人會選擇離開，既為尋求經濟出路，也為擺脫宗教社會束縛。

說到宗教，伊斯蘭共和國成立時就有神職人員警告：政教合一將損害伊斯蘭形象，政府的任何過失都會被歸咎于宗教。在伊朗，宗教概念極其復雜：既有國家宗教，也有大量民眾或因政權倒行逆施轉向世俗化，或將信仰私人化以與國家劃清界限。伊朗問題交織著宗教、民族主義和族裔矛盾，異常復雜。人們的行為動機不能簡單歸結為“什葉派穆斯林”身份，關于伊朗國民認同的討論本來就很激烈。

許多伊朗人經濟困頓。若能推行實質性改革，這個國家本可釋放巨大經濟潛力，以國土規模、人力資本衡量，伊朗尚未充分釋放其內在增長潛能。或許這正是美國內外某些勢力堅持制裁的原因：他們不愿看到伊朗實現經濟崛起。然而伊朗現行體制得以保留的原因在于其龐大的經濟實體網絡（如基金會和準國有機構）。這些機構雇員眾多，即便員工未必認同意識形態，卻不得不依賴其謀生。雖然具體規模難以統計，但它們確實在國家與社會間制造了某種畸形紐帶，成為政權續命的關鍵支柱。

澎湃新聞記者 黃粵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