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俞秀松的悲壯人生

俞秀松的悲壯人生

閆明達 李雨西 黃力

俞秀松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創建者，青年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為黨和人民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在40年的生涯中，俞秀松曾多次前往蘇聯，長期在蘇聯學習生活工作。

一、作為代表，遠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會議

1899年8月1日，俞秀松出生于浙江諸暨次塢鎮溪埭村一個晚清秀才家庭。青年時期，俞秀松思想活躍、積極進取，經常學習、閱讀《新青年》《晨鐘報》《每周評論》等進步報刊，不斷汲取先進思想。五四期間，俞秀松先后領導、組織了杭州的學生運動，并同宣中華等人一同創辦了浙江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浙江新潮》。1920年5月，俞秀松參加陳獨秀組織發起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之后，他和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發起、成立了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一同參與制定了黨的綱領和重大活動。8月，在組織的安排下，俞秀松負責成立了中國最早的青年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并主持制定了團的章程。

《浙江新潮》

1921年3月，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委員會書記的俞秀松，在黨早期組織的委派下前往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會議。這是俞秀松生平第一次前往蘇俄。此次前往蘇俄，他承擔了三項重要任務：一是代表中國黨、團組織出席共產國際的會議；二是負責選派國內革命青年赴蘇俄學習的事宜；三是在蘇俄進行短暫的學習。當時，鐵路被列強分割占據，國內交通十分不便，俞秀松的赴蘇過程十分艱辛。他首先要經過日本管轄的南滿鐵路到長春，再從長春換乘中東線鐵路到哈爾濱，最終才能轉赴蘇俄。旅途的一波三折使“俞秀松深深感受到祖國被列強分割之痛、國家主權被侵犯之恨、自己國家經濟落后之苦……這更堅定了他救國救民的決心”。（《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頁）

俞秀松（坐者右四）出席共產國際三大和青年共產國際二大

1921年，共產國際三大和青年共產國際二大召開，俞秀松是中國首次出席青年共產國際二大和共產國際三大的代表。在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俞秀松結合中國國情，從“中國青年運動的興起”“青年團的工作與工人運動的結合”“中國的經濟生活”“中國勞工運動的狀態”等方面向大會報告。俞秀松在報告中提出“中國青年運動發軔于1919年”，介紹了五四運動“這場遍及全中國的運動具有愛國主義、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性質，同時具有偉大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比較詳細地闡述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是“本年初建立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作用是“密切配合黨的工作，服從于黨”，“接受黨布置的組織罷工和進行其他政治活動的任務”，表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當前的目標是“在中國貫徹和執行青年共產國際的決議，當然考慮到那些并不影響貫徹這些決議本身性質或多或少于中國現實特點有關系的事務上的問題”等等，促進了青年共產國際更加了解中國國情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情況。（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0頁）除此之外，俞秀松還提出了將中國“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相結合，“中國青年運動”與“世界青年運動”相串聯等觀念。大會后，俞秀松到斯大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進行三個月短暫學習，同時負責聯系、選派國內革命青年到蘇俄學習的事宜，為今后的革命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才。1922年1月，俞秀松還參加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并作為中國代表在大會宣言上簽了名。

二、重返蘇俄學習，與王明斗爭到底

1922年3月，俞秀松結束在蘇俄的學習，回到上海，積極參與團組織的整頓和恢復。之后，他接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的委托，前往杭州創建團組織，極大推動了團組織的發展和革命青年的凝聚。在籌建團組織的過程中，俞秀松與沈玄廬、宣中華等人在杭州創建了一所平民夜校，為貧苦群眾講述勞動人民要當家作主的道理，廣泛啟發了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選舉高君宇、施存統、張太雷、蔡和森、俞秀松組成團中央第一屆執行委員會，施存統被推選為書記。之后，施存統因身體原因向黨組織申請辭去職務，轉由俞秀松擔任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同年10月，俞秀松在中共中央的批準下，辭去團中央書記的職務，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北伐軍，擔任東路討賊軍許崇智司令部參謀處一等書記官。他說：“我之所以決心進軍隊是目睹各處工人被軍閥無理壓迫，我要救中國最大多數的窮苦群眾，我就不能不首先打倒勞苦群眾的仇敵——便是軍閥，進軍隊學習軍事知識，就是打倒軍閥的準備工作。”（《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頁）

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對培養中國革命者進行了充分討論，決定在西伯利亞為中國學生建立500人的“中山大學”。1925年，俞秀松通過報考，光榮地被黨組織選中參與此次旅蘇學習。他帶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真誠、熱情地再次踏上赴蘇征途。

閱讀中的俞秀松

1925年10月，俞秀松乘坐蘇聯貨船從上海出發，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是俞秀松生平第二次前往蘇聯，同行的還有張聞天、王明、王稼祥、伍修權等百余人。途經日本海的時候，狂風巨浪，許多同志又嘔又吐，寢食難安。眼看同志們要病倒之際，俞秀松走到甲板上堅定地高呼：“同志們，堅強些！我們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乘風破浪。我們的生命時刻準備獻給革命了，海浪再大，是嚇不倒我們的。大家眼望前方，我們將要去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們的心胸要像大海一樣遼闊，一些困難都不在話下。咆哮的巨浪，會被我們戰勝的……”（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頁）在俞秀松的鼓舞之下，同學們止住了嘔吐，個個精神抖擻地唱起了《國際歌》。

1925年11月底，來自中國的革命者陸續到達莫斯科，中山大學正式開學，“年輕的革命者們懷著朝圣一樣的心情辦理了報到注冊等手續，心里像灌了蜜一樣甜，充滿了對未來學習生活的美好向往。”（《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頁）入學后，中山大學按照學生的文化水平分成11個班，俞秀松被分配在第一期第七班，擔任中山大學學生會主席、黨團書記等職務。在給父母親的信中，俞秀松說：“此次重游俄京，決心對學理方面要好好研究一番……我們的生活是非常之好，為國內任何大學所不能比擬。”（《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頁）在校期間，俞秀松潛心學習政治、經濟等學科。由于語言差異，他手中常備一本俄漢字典，沒多久后他就能夠以一口流利俄語講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不僅如此，他還經常關心年輕同學，在生活上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將學生的情況定期向黨組織和中山大學領導匯報。當時，中山大學的教師精通漢語的極少，課程講授需要配合中文翻譯，學校因此選拔俞秀松、王明等11位同學組建了俄文授課速成班。在班級中，同學們發現王明居心不良，渴望通過米夫走捷徑，“一方面拉攏俄國人，一方面在中國人中搞小宗派，引起大多數中國學生的反感”。（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頁）一身正氣的俞秀松自然看不慣王明這般阿諛奉承的嘴臉，“他厭惡玩手段，耍陰謀，向上爬，尤其對陳紹禹（王明）在校長面前故意賣弄的做法，嗤之以鼻。”（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頁）因此，俞秀松幾次找王明談話，真誠地指出他的問題，希望他加強黨性，努力改正。不承想，王明雖表面虛心接受，背地里卻心懷憤恨，將俞秀松視為自己的絆腳石。

1927年8月，俞秀松在中山大學畢業。在畢業評語中，校方評價俞秀松“在黨團方面：堅定；守紀；完全了解目前的黨內生活情況；執行黨的路線政策。學習方面：工作能力強；活躍性一般；很好地領會掌握課程內容。可在黨的領導工作中加以使用。”（《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頁）之后，他先是留校做了一段時間翻譯工作，后轉到列寧學院攻讀研究生。在《黨組織關于俞秀松等轉學到列寧學院的通信》中，俞秀松被冀望“認真做好學術準備，然后回中國從事實際的黨務工作”。（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頁）

1928年，米夫被提拔為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王明借勢成為米夫的心腹。為了出人頭地，王明等宗派主義者想方設法迫害自己“看不慣”的同學，不斷捏造是非，誣陷、打擊俞秀松等人。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王明將“江浙同鄉會”首領這頂政治帽子扣在俞秀松的頭上。他們出墻報、寫文章，大肆宣傳“江浙同鄉會”是違背組織的、反動的，并上報聯共監委，要求嚴懲嚴罰俞秀松等人。對于此等污蔑，俞秀松沒有向殘酷的迫害屈服，而是奮起反抗。他在向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的聲明中說：“請求共產國際以堅決的方式，揭露那些三年來在中國同志中系統地、無止境地、自覺地散布各種各樣毫無根據的對我的嚴重控告的人，不管他是誰。”（《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273頁）經過抗爭，俞秀松最終得到聯（共）管理上訴的專門委員會和共產國際監委作出的“那利曼諾夫（俞秀松）是可靠的”組織結論。

俞秀松

1929年，俞秀松在列寧學院畢業，留校擔任黨史和列寧主義課程的教員。然而好景不長，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王明依靠米夫的勢力篡奪了中共中央領導權。由于他缺乏革命斗爭實際經驗，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盛行，給革命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據旅蘇同學吳亮平回憶，“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米夫讓王明上臺，俞秀松不滿意，王明更恨他。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等在學生中不討論四中全會的決議，根本不理王明那一套。這就是王明要把俞秀松打成‘托派’的原因。”（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0頁）隨后，善搞陰謀詭計的王明借“反對中共中央”為名，又給俞秀松等人扣上了“托派”的帽子。1932年5月，俞秀松、周達文等人再次被指控對“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執委會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采取不可容忍的輕蔑態度”，受到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的強烈譴責，并認為他們“沒有以應有的態度來捍衛中共中央的正確路線”。11月，俞秀松、周達文被解除列寧學院的教學任務，派往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工作。俞秀松任職邊疆區黨委機關報《工人之路》的副總編輯。

當時，蘇聯遠東地區的產業工人約有二三成都是中國人，且絕大多數都沒有護照、沒有華僑身份，屬于私自入境。因此，俞秀松、周達文等人在這里肩負組織教育中國工人的工作。他們利用《工人之路》報紙對國際形勢、革命情況和馬克思主義思想進行宣傳。在任職的幾年間，俞秀松發表過關于“廣州公社”集體農莊黨員會議的報道、莫洛托夫區“紅軍紀念日”集體農莊工作情況的報道等文章。他以獨特的視角向當地工人解讀了革命實際情況，輔佐工人了解、學習馬克思主義，取得了顯著成效。1935年6月，俞秀松受聯共中央委派到新疆做統戰工作，結束了10年的留蘇生涯。

三、被打為“托派”，在“肅反”運動中被殺害

1949年以前的新疆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地區，受封建勢力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嚴重，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十分落后。1935年，斯大林決定選派俞秀松等25名同志到新疆。俞秀松主要負責統戰工作，擔任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秘書長、新疆學院院長、省立一中校長、督辦公署邊防處副處長、《反帝戰線》雜志主編等職務。在新疆期間，俞秀松以“反帝會”章程為基礎，仿照先進政黨的組織形式，推動新疆基層組織建設，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提出“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六大政策，有力促進新疆地區整體的發展。同時，俞秀松還為迎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入新疆及其他抗日活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7年5月，俞秀松（右三）在迪化（今烏魯木齊）留影。

當俞秀松在新疆的工作開展得轟轟烈烈之際，蘇聯的“肅反”運動正被無限地放大，大批共產黨人被無辜扣上罪名。1937年11月，王明、康生等人從蘇聯回國，將“肅反”運動的風暴帶到了新疆。王明當時和督辦盛世才說：“反帝會”有很多“托派”分子，應立即關押后就地處理，肅清這些人就能夠得到蘇聯的更多支持。于是，盛世才就拿出蘇聯當時派來的25名同志的照片，讓王明、康生指認。心懷憤恨的王明自然不會放過這次機會，他對盛世才說，“對于俞秀松等人的問題，我們直接給共產國際去信反映，以便配合蘇聯正在進入高潮的肅反運動”，（《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頁）并答應到延安后把俞秀松等人的材料送來。12月，盛世才以“托派”和“陰謀暴動案”的罪名將俞秀松等人逮捕入獄。

在獄中，俞秀松并沒有向強暴低頭，而是以堅強的革命意志面對迫害。他的妻子安志潔（即盛世同）每次來監獄探望他，他都是先關心國內、國外和新疆的形勢，再要求妻子給他帶書學習。為了寬慰妻子，他說：“要堅強，不要悲傷。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飯，要革命就不怕殺頭，革命者是殺不完的，革命一定成功，這是我堅定不移的信念。”（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106頁）作為一名具有堅定理想信念的共產黨員，他早已把身體和精神上的苦痛置之度外，心中滿懷的只有不能為國效力的悲愴。3個月后，俞秀松被提審。聽聞自己頭上所謂的“罪狀”，他在申訴書中寫道：“夫囚民微賤之個人身體上、名譽上、精神上之苦痛，固不足惜。當今日寇猖獗、國難當頭之際，而囚民承蒙此不明不白之冤屈，不能為國效力，實屬悲痛。”（《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頁）但是，申訴書最終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任何反饋。1938年6月，蘇聯派來飛機將俞秀松強行押回蘇聯。這是俞秀松第三次到達蘇聯，臨行前他感慨道：“我個人的生死微不足道，革命黨人的頭是殺不完的，血是流不盡，讓鮮血換來新中國的勝利，人民大眾共享幸福盛世，我心甘情愿。但不能看到祖國明天的勝利，離開祖國錦繡山河和骨肉同胞，心里實在太難受了！”（《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頁）到達蘇聯后，俞秀松寧死不承認“托派”“反革命”等無端的罪名，始終堅決維護黨的正確路線，以頑強的意志戰斗到了生命最后一息。1939年2月21日，俞秀松在莫斯科捷爾任斯基廣場被殺害，年僅40歲。

四、平反昭雪，新中國成立后被追認為烈士

在俞秀松被押往蘇聯之后，他的家人就再沒有收到他的一點兒消息。俞秀松的妻子安志潔為了得知他的去向，更是苦苦追尋了數年。新中國成立后，安志潔和俞秀松的弟弟俞壽臧來到上海。他們致信給中國駐蘇大使館，請求找尋俞秀松的下落。不久，他們收到回函：“秀松已在蘇犧牲，詳情未知。”1960年，俞秀松的父親俞韻琴致信給毛澤東，希望助俞秀松平反。在信中，俞韻琴寫道：“如果俞秀松確為托派，誤入歧途，走錯了路，他是該死，殊不足惜。如果俞秀松確是冤枉犧牲，希望臺慈賜予昭雪，轉請上海市委遵照規定辦理烈士登記，以資表彰，而示后世。”（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頁）

1939年2月21日，俞秀松在莫斯科受冤遇害。

1961年12月，在俞秀松“反帝會”的同事包爾漢等證明下，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通過核實相關材料，聲明俞秀松“早年參加革命，工作一貫積極，對共產主義、對中國共產黨有一定的貢獻”，追認他為烈士。1962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向俞秀松的家屬頒發了毛澤東簽發的“光榮紀念證”。1988年，安志潔和俞壽臧來到北京，希望依托組織的力量查清俞秀松犧牲的具體經過，并由蘇聯方面為俞秀松平反昭雪。在黨組織的幫助下，俞秀松的冤案迎來了曙光。1996年8月，俄聯邦軍事檢察院正式作出平反決定：“根據1991年10月18日俄羅斯聯邦‘關于恢復政治迫害者名譽’法第3條，認定王壽成（即那利曼諾夫，俞秀松）應恢復名譽，并完全恢復各種權利。”（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頁）最終，經過多方的努力，含冤57年的俞秀松，被后人拭去歷史塵埃，冤屈徹底得到平反。

上海的俞秀松紀念園

2019年俞秀松誕辰120周年之際，為紀念俞秀松烈士，位于浙江省諸暨市的俞秀松紀念館開館，生動、詳細地向后人展現了俞秀松烈士光榮的一生。同年，他的繼子俞敏在前往俄羅斯莫斯科頓河墓地掃墓時，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把土壤，分裝進了兩個瓶子，帶回了祖國。2024年五四青年節前夕，浙江省諸暨市舉辦了俞秀松同志誕辰125周年暨犧牲85周年紀念活動。值此契機，俞敏將五年前帶回的紀念土，輕撒在了俞秀松烈士紀念碑前的松柏之下，寓意“秀松長青”。

來源：黨史博采

作者：閆明達 李雨西 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