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100多件(套)玉器、陶器、銅器等文物從齊魯大地來到塞上江南。這場“禮樂和合——山東文物特展”向公眾講述了禮樂里的中華文明。
記者步入寧夏博物館一樓臨時展廳,只見一件山東龍山文化時期的蛋殼黑陶高柄杯靜立展柜中,器壁薄如蛋殼,光潤通透;一旁,西周的作寶鼎默然端坐,厚重的鼎腹與穩實的三足,傳遞著三千年前祭祀的虔敬與秩序的威嚴。
走進“玉之光”單元,溫潤光澤將觀眾帶入一場玉文化之旅。展柜中,新石器時代的玉琮、玉環、玉鉞,形制古樸。玉琮內圓外方,暗合“天圓地方”的宇宙觀;玉鉞從石斧、石鉞演化而來,成為軍事統帥權的信符。一塊玉從“美石”升華為“禮玉”,映射出早期社會結構與精神世界的演進。
“玉與禮的結合,并非簡單的物質與禮制的疊加,而是把玉的物質屬性納入禮樂制度的框架,進而升華為道德與精神的載體。”寧夏博物館館長王效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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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汶口遺址出土的灰陶背壺。光明日報記者 張文攀攝/光明圖片
隨著國家體制與禮制的成熟,夏商周時期的玉與“禮”結合得更緊密,成為規范社會秩序的物質標尺。“君子比德于玉”,其溫潤、堅韌的特質,也被賦予仁、義、智等道德品格,成為人格修養的象征。
如果說玉器代表了禮制中崇高神圣的一面,那么陶器則揭示了“禮”如何從質樸的日常生活中生長出來。在“陶之禮”單元,透過看似尋常的杯盤碗罐,可以窺見千年禮制的演變傳承。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先民將食物與酒盛于陶器,奉獻天地祖先,伴以節奏,是為禮樂最原始的模樣。大汶口時期的墓葬中,貴族隨葬陶器出現鬶、壺、盉等成套組合,標志著部分陶器脫離日常用途,成為身份與地位的禮器。
本次展覽的亮點之一,是來自龍山文化的蛋殼黑陶高柄杯。它黑如漆、亮如鏡,薄如紙、硬如瓷,“掂之飄忽若無,敲擊錚錚有聲”,代表了史前制陶技藝的巔峰。
“如此耗工費時,且極易破碎的器物,并非日常用具,而是貴族禮儀祭祀用的高等級禮器。”本次展覽策展人、山東博物館典藏部館員李思告訴記者,山東史前先民在陶禮器上的探索,為后來青銅禮器體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見證了早期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互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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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作寶鼎。光明日報記者 張文攀攝/光明圖片
青銅技術的使用,標志著中國禮樂文明進入以“重器”為標志的輝煌時代。“銅之華”單元里,青銅器以沉穩的質感與神秘的紋飾,散發著莊嚴肅穆的力量。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禮器材質從陶石器演進為青銅,使用者從氏族首領變為國君帝王,但其禮制內核并沒有變。”李思說。商周時期,青銅器與祭祀活動緊密相連,成為國家權力的象征,形成集酒器、食器、水器、兵器、樂器于一體的禮樂制度。
此次展覽的“明星文物”——商代亞丑鉞,是禮制與王權的集中體現。這件出土自山東青州蘇埠屯的重器,體量厚重,鉞面鑄有猙獰獸面紋,肅穆威嚴。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時代,鉞已超越實用兵器,詮釋著“禮以道其志”的深層內涵。
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幾千年來,禮樂文化歷經融合演變,從廟堂深入民間,逐步構建起中華民族“明德修身”“天下為公”的價值追求。在“樂之和”單元,滕州崗上遺址出土的彩陶鼓,自北辛文化時期產生,兼具指揮作戰、祭祀、娛樂功能,更是權力與財富的象征。
“觀摩這些文物,不僅是回顧一段燦爛的歷史,更是聆聽中華禮樂文明悠遠的回響。希望大家能從中感受到‘禮樂和合’所蘊含的崇德尚禮、包容有序、和諧共生的文明智慧。”王效軍告訴記者。
據悉,本次展覽將在寧夏博物館持續展出至3月8日。
(光明日報記者 張文攀 光明日報通訊員 張慧)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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