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毛主席逝世后，華國鋒要求在悼詞中加上一句話，葉帥：我贊同

1976年9月18日凌晨，北京城的秋夜微涼，鐘鼓樓方向偶爾傳來低沉的鐘聲。中南海“202”會議室的燈光通宵未滅，桌上的白瓷杯溫了又涼，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仍在繼續。人們都明白，這場會要為共和國最沉痛的日子定下儀式與文字，而每一行字都將寫進史冊。

華國鋒坐在靠窗的位置，神情克制卻掩不住疲憊。唐山大地震過去不到兩個月，朱德委員長的靈車余溫猶在，如今又要面對毛主席的身后事，壓力之大可想而知。葉劍英胳膊自然垂在椅邊，身板雖不復當年，卻依舊挺得筆直。兩人偶爾對視，都看得出彼此心中的沉重。

首先擺在會議桌上的，是對毛主席遺體的處置。保存，還是火化？面對不同意見，華國鋒略頓片刻，只一句：“讓人民后世常見其容。”葉帥輕輕點頭。一句話定調，誰也沒有再提出異議。大家心里都清楚，人民需要一個可以憑吊的地方。

隨后討論悼詞草案。秘書周啟才捧著清樣朗聲誦讀，字字句句回蕩在室內，墻上毛主席畫像在燈下似有光影閃動。讀畢，空氣停滯了半分鐘。華國鋒抬手捻了捻批注，低聲說：“有沒有根本性的修改意見？”眾人翻看紙頁，提出的多是標點與措辭。

就在這時，汪東興走進來，耳語幾句，提到毛主席生前反復叮囑的“三要三不要”。華國鋒放下鋼筆，沉思少頃，旋即請汪東興在眾人面前重復。那段指示實際上早在一九七五年毛主席會見外賓時講過：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這句話放在悼詞收尾，可否？”華國鋒開門見山。軍帽扣得端端正正的許世友出于習慣皺了皺眉，似乎在權衡政治分量。葉劍英卻先站起，聲音里帶著罕見的堅決：“我贊成。”話音并不高，卻打破了會場的猶疑。葉帥了解毛主席在晚年對黨內風氣的擔憂，知道這短短三對句子絕非一般格言，而是對未來方向的錨定。

有人擔心文字過長，怕影響整體節奏。葉帥平靜解釋：“悼詞不僅是紀念，更是繼承。主席留下的，不能漏掉最關鍵的一條。”一句點破，異議很快消散。凌晨五點，新樣稿送往印刷廠，打字機的敲擊聲在走廊里回響，像急促的軍鼓。

9月18日下午3點整，天安門廣場黑紗低垂，十里長街人潮凝固。廣播高音喇叭里傳來第一聲哀樂，幾十萬群眾齊刷刷脫帽。華國鋒走到麥克風前，開口時嗓音發緊：“幾天來，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他停頓了兩秒，繼續往下念。念到最后一段，熟悉的“三要三不要”鏗鏘出現，廣場上不少人雖淚眼朦朧，卻抬頭屏息聆聽。那一刻，人們明白，毛主席的囑托仍在回響。

站在華國鋒身后的葉劍英輕輕閉上眼，額前青筋微跳。追悼大會結束，他沒有多說話，只對身邊工作人員交代：“稿子保存好，以后有人問到要讓他們看原件。”語調平靜無波，卻透著慎重。

兩個月后，也就是1976年12月28日，中南海南門落滿黃葉。毛岸青夫妻攜一個牛皮紙筒拜訪葉帥。筒內，是毛主席十年前在大連棒棰島揮毫寫就的《遠望》手跡。展開宣紙，墨跡已稍稍發褐，字勢卻仍如磐石。葉劍英看了許久，輕聲自語：“導師創業垂千古。”中年工作人員記錄時聽得清楚，筆尖卻有些顫。

進入1977年春天，新一屆軍委日程繁忙。3月底，軍隊領導會議上再次傳閱那份悼詞定稿，主要是給基層政治部培訓宣講使用。有人問起為何強調“三要三不要”，辦公桌另一端的老參謀答道：“這是主席留給黨的最后一道防線。”言辭并不官方，倒讓年輕軍官印象深刻。

同年7月31日，建軍五十周年紀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葉劍英作為元帥致辭，提到毛主席名字時哽咽，記者用長焦捕捉到他抬手扶眼鏡的畫面。第二天《解放軍報》刊出照片，沒有配文字說明，其實已勝千言。

歲月往前推移，1982年4月16日，葉劍英迎來八十五壽辰。編寫傳記的小伙子帶著問題清單前來采訪，沒想到剛提到長征，葉帥擺擺手：“沒有毛主席，紅軍過不了雪山草地，后來哪還有建國一說？”說完，他起身取下墻上的《遠望》攤在桌面，讓幾位年輕人臨摹。墨香溢出，屋里靜得只聽得到筆鋒摩挲宣紙的沙沙聲。

回到1976年那個漆黑夜晚，毛主席生命進入最后的倒計時。張玉鳳發現主席抬手微動，請葉帥湊近。歷史學者后來推測，那一次未說出口的話，大概仍與國家大事、與黨的團結相連。真相已被時間帶走，可緊接著寫進悼詞的“三要三不要”，或許正是那句未盡之言的映射。

細心的人會注意到，1976年以后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屢次引用“三要三不要”，但卻從未冠以新提法或改動順序，一字未改。究其原因，并非單純的尊重逝者，而是因為這幾句話在當時復雜形勢下最為簡潔有力。很多年后研究者翻閱會議記錄，發現最早提出加入者是汪東興，拍板者是華國鋒，而促成共識的，是葉劍英的一聲“贊同”。簡單二字，決定了悼詞最后一筆，也在關鍵節點上給黨內外傳遞了清晰信號。

回看那場決策，政治局成員的性格、資歷、所處位置各不相同，能在短時間達成一致，靠的并不只是對毛主席個人的感情，更是對國家前途的共同顧念。文件可以歸檔，誓言卻要靠實踐兌現。隨后幾年，關于團結、關于反對分裂、關于光明磊落的討論，在不同場合層出不窮，影子都可在那份悼詞里找到。

歷史的分量往往在細節里顯形。一句“三要三不要”，紙面不過二十余字，卻像刻刀一樣劃在七十年代末的轉折點上。它把抽象的理想具體化，把復雜的局勢簡單化，也把悼詞從單純致哀提升到政治宣示。那天傍晚，夜色降臨，北京上空升起的一束探照燈掃過城樓頂端，光柱照見了金水橋下的波紋，也照見了無數人含淚的眼睛。

歲月更迭，當年的緊急會議文件早已泛黃，然而只要翻到最后一頁，依舊能看見那行加粗的字：“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是一段結束，也是另一段漫長歷程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