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小成本云南方言電影，為何能拿遍大獎？

2016年，正在舊金山藝術大學讀研的卞灼走在街頭，突然接到表哥的電話，告訴他外公去世的消息。

他握著手機，突然覺得周圍變成黑白色，車來人往的世界仿佛成了慢鏡頭。沒能趕回昆明送外公最后一程，成了他的遺憾和心結。

2023年，在北京、上海兜兜轉轉七年的卞灼回昆明過年，意外摔跤，股骨頸骨折，被迫在家平躺數月。他躺在床上，事業(yè)停擺，身心陷入低潮，于是把外公的日記翻出來讀，將縈繞心里多年的故事寫成劇本，“就是為了療愈自己”。半年后，他拿出積蓄，加上親友資金支援，《翠湖》正式開機。

這部低成本的云南方言電影，以一位喪偶老人的視角，講述中國普通家庭中三代人微妙的關系——想要重尋老伴卻遇阻的老人、人到中年的三個女兒境遇各異、正值青春期的孫輩迷茫叛逆，人物角色眾多，卻各自鮮活真實。

影片沒有激烈的戲劇沖突，溫暖細膩，但日常的臺詞背后卻藏著復雜的情感。無論是對白的錯位或停頓，還是鏡頭的長久靜默，或是夢境與現實的奇妙穿插，都傳遞出三代人不同的困境與孤獨，有一種平緩又驚人的情感滲透力。

即將于1月24日在全國上映的《翠湖》，已先后榮獲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金爵亞洲新人單元最佳影片、第12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jié)最佳影片及最佳男演員、2025吳天明青年電影展觀眾最喜愛影片、第22屆香港亞洲電影節(jié)亞洲新導演獎等多項榮譽。

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在1月11日的專家觀摩會上表示，電影通過長鏡頭與空鏡頭的詩意調度，呈現出“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東方美學特質。

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37歲的卞灼把這一切視為一個夢，“一個夢了很多很多年，最后終于照入現實的夢。”

外公的日記

捧走上影節(jié)亞洲新人獎最佳影片獎時，卞灼忍不住在臺上蹦起來。從入圍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創(chuàng)投單元”，到在電影節(jié)上拿獎，《翠湖》走出一位新人導演最向往的路徑。首映場上，卞灼把親友從昆明邀來上海，全家十幾人一起看完影片，又哭又笑。

“大姨爹本來沉默寡言，字幕一出就嚎啕大哭。他們平時不怎么看電影，這部電影某種程度上也治愈了他們，就像他們人生的鏡像。”卞灼說，這部以外公為敘事主角、以三代家人為原型的電影，促成家人達成更多的理解與情感釋放。

《翠湖》能讓人感受到上世紀90年代李安導演在《喜宴》中呈現的中國家庭關系中的代際溝通，沖突與溫情。卞灼雖是新一代導演，但影片所敘述的東方家庭的情感與羈絆，依然不曾改變。

影評人周黎明認為，《翠湖》有“一種契訶夫式靜水深流的自然家庭主題”，他贊許導演的敘事穩(wěn)健與老道，“影像不炫技，但處處見功力，作為導演的長篇首作，展現出驚人的成熟和內力。”

《翠湖》在吳天明青年電影展上亮相，一位女觀眾在映后交流時哽咽：“我不覺得是在看電影，像是在看一本書，慢慢走進我心里，默默流下眼淚。”臺上的卞灼也悄悄拭淚。

這不是他第一次為電影落淚。還在拍攝時，他坐在監(jiān)視器背后，看著影片里的外公一邊收拾舊衣服一邊說：“你外婆走了之后，我好像丟了半邊身子。”他情緒突然失控，不住地淚涌。

《翠湖》的劇本基礎，來自卞灼外公的日記。這本日記，是外公去世后第二天，母親整理遺物時發(fā)現的。日記封面寫著“歡園”二字，封存著一位老人的愛與孤獨。

外婆去世之后，外公才有了記日記的習慣。卞灼記得，2006年參加高中會考那天，外婆照例給他煮了面，突然就喘不上氣，倒在沙發(fā)上。

他在考場心不在焉，一出來就接到父親電話，一路哭著趕到醫(yī)院，插滿管子的外婆已經離世。坐在二樓角落的外公一言不發(fā)，反應木訥。

尚在青春期的卞灼無法洞察老人的情緒，“只記得后面幾年，外公交了女朋友，我們都覺得，他只要開心就好。”直到翻出日記，家里人才了解到他晚年的孤寂。

卞灼記憶里的外公，是個不善于表達情感的人。外公是上海人，小名“滬生”，家里曾在南京西路開毛巾廠，后因世事動蕩，工廠被日軍炸毀，前往昆明避難，后扎根云南。

外公的一生如同那一代諸多中國人的縮影，曾顛沛流離，也曾被打成右派。他記憶里的外公能說一口上海話，卻沒人聽得懂，出門總是梳油頭，晚年依然有著上海老克勒的做派。卞灼由兩位老人帶大，對他們有很深的感情。

“外婆去世后，家里沒人聽外公說話了。”卞灼沒想到，看似寡言的外公，有細膩的心思，他記錄下三個女兒生活里的繁瑣與各自的困擾，寫下他所看到的孫輩的青春迷茫和叛逆，寫下家里人一次爭吵之后自己內心的感受。那些細枝末節(jié)的家庭瑣事，留在他筆下，成為家族的往事留存。

“日記里的外公，情感濃度很高，特別悲傷。”卞灼有些意外，外公晚年尋覓過老伴，家里人也都很支持。但在他的日記里，有很多對外婆元勤的懷念，“元勤，我好想你”“想隨著元勤而去”“睡覺時感覺牽到你的手了，你是不是回來看我？”類似這樣的句子，出現在外公日記中，讓卞灼動容。

于是，在《翠湖》中，他保留了外婆的名字，并將外公對故人的懷念以夢境的方式拍出來。在整部影片寧靜紀實的溫潤影像中，時而呈現出跳脫的一幕幕夢境，升華了影片的溫柔基調。

中國家庭的愛與孤獨

生于1988年的卞灼，外表溫和，內心卻有反叛。在《翠湖》里，他以外公的視角，把中國家庭沉默的愛、隔代之間的溫暖，以及他這一代年輕人的困惑都呈現其中。

在自己與家人真實關系的基礎上，卞灼設定了三個極為典型的中式家庭，賦予每個家庭不同主題與環(huán)境。

長女家是工薪階層，收入普通，有市井氣，女兒讀書不好，在職業(yè)和擇偶上跟母親有諸多沖突。但沖突背后，是真實的愛。

二女兒家是中產階層，喜歡養(yǎng)熱帶植物，她追求的生活情趣，暗示著家庭希望努力向上攀爬的欲望，期望兒子留學，成了她追求身份認同的課題。

三女兒已經是精英階層，住著別墅，一塵不染的整潔空間透著冰冷。她很早就把兒子送到海外留學，考上名校后榮歸故里，令人羨慕。但兒子怪異的言行，逐漸暴露出名校只是謊言，是他們維護精英身份的脆弱道具。

外公是三個女兒間隱形嫌隙的融合劑，三個孫輩之間，也有若即若離的關系。看似精英的孩子，會羨慕成績不好的孩子所獲得的自由，一起長大的孩子們，在青春期時因命運際遇而越走越遠，這些復雜幽微的心理狀況，幾乎是當下中國家庭和代際之間最直白的呈現。

沒有激烈的戲劇沖突，也不試圖講述或解決任何人生問題，卞灼在電影中始終保持平靜。這種靜水深流式的平靜，與他走上導演這條路的路徑，不謀而合。

在浙江傳媒學院讀大學時，卞灼曾因喜歡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剃了光頭試圖從杭州騎行回昆明，但中途被家人的電話叫停。大學畢業(yè)，他約上朋友從成都出發(fā)，一路騎自行車到拉薩，又從拉薩到尼泊爾繼續(xù)漂泊。浮萍般的流浪生活過了一段時間，未來的方向似乎開始清晰，他決定留學攻讀導演系。

在舊金山藝術大學導演系讀研時，他沒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創(chuàng)作自主性。于是他又轉到攝影系，摸索自己想要的路徑。

2016年回國，他從攝影做起，幸運接到很多工作。從廣告拍到短劇，又擔任《長風鎮(zhèn)》《如父如母》《琦琦》《婚姻入殮師》等獨立電影的攝影指導。

拍攝別人作品的過程中，他越來越肯定，將來要拍自己的電影。但通往電影導演的路在哪里，依然毫無頭緒，他不斷寫劇本，寫了幾十萬字，投出去都石沉大海。

多年來，他心里憋著一股勁。有時候，親戚會帶著擔憂問他，“你在北京漂著有什么未來？”“不知道你在忙什么，也賺不了什么錢”。

對于這種單一化的價值觀，他感到沮喪，“這個時代，好像每個人的價值都要拿金錢來衡量。一個人的想法、敏感、對世界的觀察是無法量化的，可別人只會用‘能不能賺錢’來評判你的輸出，這是很可悲的一點，但你又無法反駁。”

摔傷困在家中的幾個月，他看不到方向，除了看電影就是打游戲，內心苦悶到了極致。冥冥之中，他翻開了外公的日記，這本日記讓低谷期的他獲得了能量和動力。

“這個故事扎根心里很多年，寫的過程就像流水一樣自然流淌。”他用三個月時間完成劇本。半年后，他甩掉拐杖，投入電影拍攝。

這是部沒有明星、沒有投資，也毫無資源的電影，攝影團隊不是住在地下室或是帳篷里，就是住在卞灼的親戚家。那段純粹創(chuàng)作的日子，雖然苦，卻亢奮。但在剪輯階段，他陷入焦慮，不知未來走向，“沒有任何人把關，就像一個莽夫一樣往前沖。”

拍電影，既是他對外公外婆深深的回憶，希望他們能以特別的方式留存，也是他的一次自我救贖。他想要把這種療愈，傳遞給觀眾。

“社會的發(fā)展讓每個家庭逐漸變成孤島，人越來越孤獨，年輕人其實希望有安全的后盾和依靠。”卞灼說，通過拍電影，他發(fā)現，中國家庭的核心其實就是愛，雖然每個家庭境遇不同，但血緣是不變的，那些看似獨立的人，內心也渴望被看見被理解。

作為片名的《翠湖》，是昆明的核心地標，也是卞灼從小生活的地方。他在這里玩耍、成長、戀愛，也在這里感受四季變化和家庭變遷，那是無數中國普通家庭的縮影。制片人關南說，《翠湖》全片在昆明拍攝，主創(chuàng)團隊均來自云南，以近乎虔誠的在地性，完成了一部充滿個人記憶與時代印記的“家鄉(xiāng)故事”。

讓更多人看到電影《翠湖》，是卞灼當下的心愿。他還想，把《翠湖》擴展成一部劇集，把時間放在千禧年，類似韓劇《請回答1988》，將一個家庭的故事，放在一個變化的時代中，更充分細微地敘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