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年，日本都搞了哪些小動作

文︱陸棄

新年伊始，日本政壇并未呈現出常見的政策過渡期節奏。短短一周內，首相高市早苗密集會見多國領導人，外務、防衛兩位核心閣僚分別出訪，日本媒體甚至將其概括為高市政府的“外交周”。表面看，這是一次常規而積極的外交亮相；但若將這些行程、表態與日本近年來的安全政策軌跡疊加觀察，便不難發現，其中貫穿著一條清晰而危險的主線——通過反復強化“安全威脅”的敘事，為日本角色的根本性轉變鋪路。

這一周的外交活動，幾乎都圍繞著同一個關鍵詞展開：“印太”。無論是與韓國總統討論所謂“戰略環境嚴峻”，還是向意大利兜售“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抑或是在菲律賓、印度推動更深層次的安全合作，日本政府都在試圖把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地區敘事，轉化為現實的軍事與制度安排。這種轉化并非抽象理念的交流，而是直接指向聯合軍演、準軍事同盟協定、軍工項目合作與武器輸出網絡的擴展。

“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最初被包裝為一套看似中性的秩序理念，強調航行自由、規則導向與開放合作。但隨著時間推移，其內涵不斷收縮，外延卻持續擴張。它越來越少指向真正的公共產品，越來越多成為區分“志同道合者”與“他者”的政治標簽。在高市政府的實踐中，這一概念已明顯演變為一種安全動員工具：通過渲染地區局勢的“迅速惡化”，制造緊迫感；通過強調價值與陣營，弱化多邊包容；通過不斷外溢的安全承諾，為日本突破既有限制提供合理性。

這一邏輯，在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的言辭中表現得尤為直接。他在美國公開宣稱地區軍事平衡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主張以“力量促和平”，并明確提出日本將增強自身軍力、深化同盟、拓展合作網絡。這套表述在華盛頓并不陌生，卻在東京的語境中意義重大。它意味著，日本不再僅將自身定位為安全體系中的“參與者”，而是在主動塑造威脅認知與應對框架，從而為軍事能力的持續擴張奠定敘事基礎。

這種敘事的危險，并不在于它是否“準確”，而在于它的單向度。安全被不斷強調，卻缺乏對風險來源復雜性的反思；力量被不斷正當化，卻回避了歷史與制度約束的意義。當安全被簡化為軍備水平的函數，外交自然滑向陣營化，地區關系則被推向零和邏輯。這正是多位地區學者和日本國內有識之士所警惕的地方：所謂“印太”敘事，并非穩定器，而可能成為放大器。

日本前外務省高官田中均的批評一針見血。他指出，日本高喊“自由開放”，實則是在通過捆綁美國、拉攏特定國家，重塑地區權力結構，其結果不是安全增益，而是分裂加深。這種判斷并非情緒化指控，而是基于現實觀察：當安全合作被制度化為排他性網絡，當軍事互操作性被置于政治互信之上，任何地區摩擦都更容易被放大為陣營對抗。

更值得關注的，是外交敘事與國內政策之間的相互支撐。日本防衛預算的持續攀升，已從“例外”變成“常態”。2026財年9.04萬億日元的防衛預算，不僅刷新紀錄，更在結構上發生顯著變化——用于對外“安全能力支援”和武器技術輸出的資金大幅增加。這意味著，日本不再只是自身擴軍，而是在主動介入他國安全架構，試圖通過武器與技術綁定，擴大影響半徑。

高市政府提前完成防衛費占GDP 2%的目標，并著手修訂“安保三文件”，甚至觸及“無核三原則”這一戰后日本最具象征意義的安全底線。這一系列動作并非孤立決策，而是與其外交敘事高度一致：外部越“危險”，內部越需要“突破”；國際合作越被描繪為必要，國內約束就越被視為負擔。日本國內輿論對“軍事興盛、民生衰敗”的批評，正是對這種失衡的直觀反應。

歷史經驗反復表明，安全政策一旦脫離社會共識，往往會以更激進的方式自我強化。日本社會并非沒有反思能力，也并非缺乏對戰爭記憶的警惕。正因如此，當政府不斷以抽象威脅壓倒具體討論，以外部風險替代內部辯論，其政策的可持續性反而值得懷疑。擴軍是否真的帶來安全，抑或只是將不確定性前移？武器出口是否真能穩定地區，抑或是在制造新的依賴與沖突源？

從地區層面看，日本角色的變化同樣具有深遠影響。一個在經濟、科技與制度層面都舉足輕重的國家，若將自身定位逐步轉向安全輸出者，其外溢效應不容低估。對周邊國家而言，這不僅是軍費數字的變化，更是戰略意圖的再定義。信任的侵蝕，往往始于這種意圖的不透明。

所謂“外交周”，并非一系列孤立事件的巧合，而是日本安全政策加速轉向的一個縮影。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次訪問、某一項協定，而是當“安全”被不斷用于解釋一切、正當化一切時，政治理性是否仍保有邊界。在一個本已高度緊張的地區，任何以陣營為先、以力量為解的路徑，都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推高所有人的風險。

和平并非來自單方面的強大，而來自克制、共識與對歷史的清醒認知。當這些要素被逐漸稀釋，哪怕打著“自由”“開放”的旗號，結果也未必指向穩定。這，或許才是日本這一周密集外交活動，真正留下的深層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