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拉攏60國，打造特朗普的“私人聯合國”

文︱陸棄

1月中旬，一份頗具戲劇性的邀請函在多國外交圈內流傳開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成立所謂“加沙和平委員會”，并向約6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發出入會邀請。更引人注目的并非其涉足加沙問題本身，而是章程草案中清晰寫明的制度設計：特朗普本人將擔任該委員會的“終身主席”，成員國任期三年，而只要支付10億美元即可獲得永久成員資格。多名西方外交官的評價迅速傳出——這是一個“特朗普版聯合國”，對《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構成挑戰。

這一消息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并不僅因為其形式上的荒誕感，而在于它以極端而直白的方式，暴露了當前國際秩序正在經歷的深層變化。當多邊主義本應依賴規則、共識與程序運轉，卻被重塑為圍繞個人權威、金錢準入和政治忠誠的組織框架時，人們不得不追問：這究竟是一次孤立的政治表演，還是一種更具系統性的權力觀轉向？

從表面看，這個所謂“和平委員會”似乎并不具備真正的執行力。多數受邀國家態度謹慎，只有匈牙利明確接受邀請，歐盟核心國家與國際組織尚未表態，甚至流露出明顯保留。然而，正是在這種“尚未成形”的狀態中，其象征意義反而更加突出。它并非試圖取代聯合國，而是在聯合國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另起爐灶，重塑解決國際沖突的正當性來源。

這種邏輯并不新鮮。特朗普在其政治生涯中，一貫對多邊機制持懷疑甚至敵視態度。從質疑北約、退出多項國際協議，到反復削弱聯合國在氣候、衛生、人權等領域的權威，其核心并非反對合作本身，而是反對不以美國、準確地說是不以其個人意志為中心的合作。多邊主義在這里被視為束縛，而非工具。

“終身主席”的設定，正是這一權力觀的極端表達。聯合國體系的根本原則，在于主權平等、輪值與制衡，哪怕現實中大國影響力不對稱，也必須通過程序加以掩護和調節。而在這一新構想中，程序被簡化為忠誠與出資，權威直接來源于個人身份而非制度授權。10億美元換取永久席位的條款，更是將國際公共事務赤裸裸地市場化，把原本基于責任與義務的參與，轉化為資本準入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該委員會打出的第一個旗號，是“處理加沙沖突”。這并非偶然。加沙問題長期陷于聯合國框架下的無解狀態，安理會決議頻頻受阻，調停機制屢屢失效。在這樣的背景下，另起機制、宣稱“更高效”“更直接”，對部分國家和輿論具有現實誘惑力。特朗普顯然深諳這一心理：當既有秩序顯得疲憊、遲緩甚至無能時，任何看似果斷的替代方案，都容易獲得注意力。

然而，效率的承諾并不能自動轉化為正當性。聯合國的困境，并不意味著其原則本身失效，而更多源于大國博弈的僵化。當解決方案被設計為圍繞單一權威運轉，短期內或許可以繞開程序阻力，但代價是規則的徹底退場。一旦規則不再具有約束力，所謂“和平”便完全取決于權力結構本身，而非沖突各方的合法訴求。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特朗普版聯合國”并非孤立構想，而是近年來國際秩序碎片化的一個縮影。多邊機制正在被一層層“外包”：區域聯盟、價值同盟、臨時協調小組不斷涌現，它們往往以靈活、高效自居，卻在實質上削弱了普遍性規則的權威。不同的是，這一次，個人權威被直接置于制度之上，甚至不再掩飾。

匈牙利的迅速表態，具有一定象征意義。作為近年來在歐盟內部頻頻挑戰主流規則的國家，其選擇并非基于對該委員會前景的判斷，而是對一種政治姿態的認同。這種認同指向的，并非國際治理本身，而是一種反建制、反規范的權力敘事。在這種敘事中，多邊規則被視為強加的約束，而非共同協商的結果。

對其他國家而言，謹慎態度同樣耐人尋味。拒絕或觀望，并不完全出于對特朗普個人的反感，而是對先例的警惕。如果國際沖突可以通過“付費入會”“個人仲裁”來解決，那么未來任何一個擁有足夠資源和影響力的國家或個人，都可能復制這一模式。屆時，國際秩序將不再是層級分明的制度網絡，而是由多個相互競爭的“中心”拼接而成。

這一趨勢對中小國家尤為不利。聯合國體系的一個核心價值，在于為實力不對稱的國家提供最低限度的程序性保護。一旦這一保護被繞過，弱國在面對沖突時，能夠訴諸的將不再是規則，而是關系、籌碼與站隊。國際政治由此更接近前現代的權力結構，而非現代國際法意義上的秩序。

回到事件本身，這個“加沙和平委員會”最終能否運作，或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以極端化的方式，揭示了當下國際體系面臨的選擇：是繼續在規則失靈中修補制度，還是任由權力邏輯重塑秩序。特朗普的構想，將這一選擇推到了臺前，也迫使各國不得不表態。

當“終身主席”不再被視為荒謬設想，而成為一份正式章程中的條款時，人們應當意識到，真正的風險并非某一機構的出現，而是對規則觀念的侵蝕。一旦國際事務被習慣性地交由個人權威裁決，和平本身也將變得高度不穩定。

歷史反復證明，秩序的崩解往往始于對規則的輕視，而非對戰爭的渴望。當世界開始習慣用效率替代合法性，用忠誠替代程序，用資本替代責任時，國際社會所失去的，可能并不僅是一套制度，而是一種對共同未來的最低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