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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怕你就輸了
【年末策劃:轉型游戲人時代啟示錄】
這個時代的職業,沒有像過去一樣賦予我們那么多限制,真正困住我們的,是對“只能如此”的默許,而真正能讓我們重新開局的,也只有自己。
在游戲行業的周期波動中, 我們看到一批人離開,也看到一批人轉身,還有一批人路過。他們并非失敗者,也并非逃兵,而是用不同方式,在新的游戲劇本里,賦予“游戲人”這三個字更多的含義。
當世俗壓著你去求功名,誘使你入世,你怎樣能求獨存?
——尼古拉斯·德爾班科
當丁苗終于受夠了緩慢翻動的樓層數字、轉身甩開擠在電梯口的焦急面孔,咬牙用腿爬上國貿36層樓的時候,她站在那座巨大的玻璃盒子里,看著腳下的北京,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只每個月拿著15000元工資的螞蟻。
她覺得自己應該去藍天白云下,去陽光里,呼吸新鮮空氣,去真正的世界。但接下來的幾年,她還是沿著那條“行得通”的路線,從原畫設計師做到游戲大廠2D美術總監,用時間換更高的職位與薪水。
直到有一天,那種被困住的厭惡終于壓過了一切,她跑出了寫字樓。從此,她在泰國的陽光下曬得黢黑,又在東南亞輾轉流離。此后人生里,她被貼上過無數標簽:紋身師、職業格斗運動員、職業保鏢、教官、賽事主辦人、UFC扇耳光大賽第一位中國女選手。她經歷生死、拋棄、詆毀,流過無數的眼淚,但再也沒有回到過曾經那種渺小的感覺。
在我們的聊天過程中,我竟然能夠清楚地感到一條明顯的分界線。走向格斗之前,丁苗是脆弱的、糾結的、猶豫的、甚至有些挑剔的;越過那條線之后,她變得果斷、明確、勇敢,不計后果,只向前看。但沒有變的,是她對人的態度——始終溫柔而正義。她有一顆美麗的靈魂。
這是我們【年末策劃:轉型游戲人時代啟示錄】的第二篇,我們想通過不同的人生選擇,讓你看到:四周的白墻,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你熱愛游戲,從事它,享受它,也可能一度被它困住。你大概率會堅持下去,也可能像他們一樣半路出走,但身為游戲人的經歷,往往會把人推向一種更勇敢、更有趣、也更不同的活法。不要因為把它當成職業,就否定曾經的熱愛——你的人生,同樣可以是一場不以通關為執念、只以好玩兒為目的的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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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盒里的螞蟻”
丁苗不是從一開始就想“上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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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美油畫系畢業后,她沒有立刻離開學校,在花家地又住了兩年——這里從上世紀末開始聚集當代藝術家,是繼圓明園畫家村、宋莊后,第一個位于北京市區的藝術家群落。在那里,她一邊畫畫,一邊自學文化課,準備考研,鐵了心要走純藝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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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美畢業照,右三為丁苗
她見過一些同學搬到宋莊往下延伸出去的更偏僻的小村子里,租最便宜的工作室,日子拮據,唯一的固執是“不能遠離藝術區的中心”。但她也很清楚,自己不想為了畫畫,把日子過得那么可憐。為了留下,她做過代筆、接過行畫、站在梯子上給酒店涂墻繪,也能賣掉一些自己的畫。
轉折來得很突然。母親53歲那年腦溢血中風,病得很重。那之后,她給自己定下一個底線:不再向家里要錢。找工作成了一件她極不情愿、但必須去做的事。那種抗拒并不只是對職場的排斥,更像一種價值體系的斷裂——她過去只做“我愿意”的事,很少有“我必須”的心態。
兜里只剩幾百塊的時候,她依然對藍天白云有執念,寧可從心愛的花家地搬去順義的羅各莊,也堅決不住城里的地下室,因為“藝術家是沒辦法在地下生活的”。條件差了些,但至少還能看到天;附近還有央美城市設計學院,總有畫畫的、拍電影的,勉強撐起一個松散的藝術村落。
然而,純藝出身讓她在求職市場幾乎寸步難行。她不會軟件,只會“畫兩筆畫”。帶著作品去面試,對方總會夸一句“畫得很好”,再補一句:我們只招能干活的人,沒有時間把你培養成一個“能用的人”。
她不愿像其他同學一樣,去教藝考考前班,只能去找那些“跟畫有關、但不完全是畫畫”的入口。為了進入這條賽道,她在一個做商業插畫、漫畫外包的小工作室免費干了三個月,從手繪板和 Photoshop 學起。一個在798辦過畫展、賣過畫的央美畢業生,重新當起了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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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她進了位于798的皮三動畫工作室。在行業敘事里,這是一家先鋒公司:開創了經典的實驗動畫《哐哐哐》系列和《泡芙小姐》系列,作品叛逆、表達鋒利;創始人也關注社會議題,有時候碰到熱點時事,三天就要交出一支動畫,有過剛上線就被“咔掉”的經歷。近些年憑借《小妖怪的夏天》出圈的於水,也是當年皮三孵化過的導演。
然而,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新人,丁苗的故事是另一個版本:月薪1900,還經常被拖欠。除了每星期按時上線的實驗動畫片,皮三真正賺錢的是純商業動畫片,丁苗還做過地鐵、公交的引導動畫片,單價更高。可臨近春節,她連回家的錢都沒攢夠——老板口中的“為了夢想”,對丁苗來說卻是一種消耗——“我搞半天覺得都是他的夢想,不是我的夢想。”
再后來,她靠跳槽把工資從1900變成5500——去國貿做幼兒動畫光盤,管飯,不加班。日子更穩定,也更空了:畫復雜了說孩子看不懂,畫簡單了又嫌不生動。她感覺被夾在兩個世界中間:藝術的語言不被需要,工作的語言粗糙又陌生。
機緣巧合之下,她進入了游戲行業。
那是一個手游正在迅速擴張的時期。項目多、機會多、漲薪快。她第一次重新感到“創造”這件事回來了——她畫的角色和場景被迅速做進程序,真的能跑、能被操作,“像自己又在創造一個小世界。”
她記得有個小項目叫“保護蠟燭”,有點兒像鬼屋:玩家要用五根手指護住蠟燭,躲開撲上來的小幽靈;畫面閃爍、樓梯里會突然冒出東西——講起這些,她還是會興奮。
但這種快樂很快被寫字樓的秩序壓扁。國貿的高樓像火柴盒,開放工位里,連發呆都有人盯著。電梯永遠要排無盡的隊,有時她索性不等,咬牙爬36層——十五分鐘,汗透衣服,但不會遲到。日子開始重復,像《土撥鼠之日》,每天都差不多。
后來,網游起家的趣游開始籌備一個實驗性的手游部,挖走了她所在公司的主美,也把她和另一位同事一并帶走。那段時間,她第一次覺得“公司像公司”——健身房、休息區、餐區都齊全,《問天》這樣的大型網絡仙俠項目,能看到幾百個模特進出試鏡,每天都很熱鬧。
她的薪資一路上漲:從前司的 15000 漲到 25000;手游部失敗并入頁游后,工資不降反升,直接漲到30000+,一年十四薪。那是一個游戲公司薪資普遍高過互聯網的年代。
她最喜歡的一項制度是:下班后給公司游戲做內測,也算加班,“公司會往你的帳號里充米,還要給加班費。”于是,很多人常常十點、十一點才走。丁苗半開玩笑地說:“這也是我后來不怎么玩游戲的原因——沒人給我錢,我不想玩。”
她承認,那幾年行業確實好。唯一的問題是,太累。
整個部門 71 個全職員工,只有她一個女性。美術都想畫角色、道具、場景,沒人愿意碰特效。“那時的特效要調粒子、調數值,導出時還是一張張分層透明圖,要一張張對坐標,錯一點兒就出bug,早就和‘畫畫’沒多大關系了。“
甚至,爆炸、煙花、氣團看久了,她連審美都被影響了:染黃頭發,穿bling bling的亮片衣服——同事遠遠看見就笑:“特效妹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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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讓丁苗決定離開的,是兩件事。
一件是看到老板對手下下手太狠,覺得心寒。起因是公司的兩名程序員因在游戲里賣游戲幣被抓,一個判了15年,一個判了12年。不是覺得他們沒錯,是她覺得判得離譜,“他們的涉案金額才十來萬,入室搶劫也不過判個八年十年。“
另一件,是她看到了行業分成機制的潛規則。公司反復承諾,只要從立項開始就在團隊里,等項目上市后就能分成。“但真正能干到最后的人很少——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干了,而是因為而是項目一到關鍵節點,人就被清掉了”
丁苗眼睜睜看到一個項目上線前,公司突然裁掉一大片人。顯示器被一臺臺回收,摞成一片。“一個顯示器就是一個人,一個人背后就是一個家。多少人一下子沒了工作,當時真的很心涼。明擺著項目快成了,就把人全砍掉,大家永遠等不到分成兌現的那一天。”
行業越來越賺錢,人卻開始勾心斗角,她覺得游戲行業太殘酷:剛開始,所有的一切都是快樂的,你以為自己在創造、在做夢;到后來才發現,你也只是一個從業者,一個搬磚的人。你不停地加班,付出和得到永遠不成正比。”
她寫了辭職信,搬回望京、搬回花家地,試圖找回一點熟悉感。但在一次同學聚會上,有人直接對她說:“我們跟你聊不到一塊了。你說話好世俗,你已經變成一個上班的人,不是搞藝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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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期的丁苗,一臉青澀
她沒有反駁。對方說的并不全是誤解,她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有用“喜歡”來解釋一件事了,更多時候,說出口的是項目、進度、收入,完全在用“上班的人”的方式來說話、思考和判斷世界。她開始意識到,問題可能不只是換了一份工作。
但要徹底改變,沒有那么簡單。
那段時間,她重新開始跑步,也回到柔術訓練,試圖把生活慢慢拉回自己身上。中間,一位曾經關系很好的趣游策劃出來創業,做德瑪西亞題材的卡牌手游——當時最火的游戲類型,邀請她加入,擔任主美。為了不坐吃山空,她又答應了。
項目進展順利,也確實很賺錢,但身體開始率先發出警告。長期久坐、加班和訓練疊加,她腰椎間盤膨出,加熱墊成了隨身物件,嚴重時走路拖著腿,坐不住就跪著、趴著工作。她記得當時刷到“久坐等于等死”這類新聞時,并沒有覺得夸張,覺得那更像是在描述她當下的狀態。
她再次辭職,這一次,沒有猶豫。回到家后,她把客廳清出來,自學紋身,更自由,也不用久坐,節奏慢下來后,腰疼逐漸緩解。她開始把重心全身心地投入到訓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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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斗前傳:不是熱血沸騰的故事
“有些東西,我不知道能不能寫。”她停了一下,“經紀人不太建議我講感情,但這件事,我沒法繞開。”
在談及這段經歷的時候,丁苗顯得十分猶豫,甚至一度情緒失控。但我認為,她所有重要的選擇,幾乎都從這里開始。正是這段經歷,塑造了她后來的堅韌和一次次觸底反彈的能力。
丁苗是在訓練巴西柔術的時候,第一次真正靠近職業綜合格斗(Mixed Martial Arts,MMA)的世界的。
那時,她在望京的一家搏擊俱樂部訓練,柔術館里有幾名職業運動員。她和其中兩個人走得最近:一個是當時的戀人,另一個是年紀很小、被她當成弟弟的年輕選手。三個人幾乎每天在一起訓練,夜里一起走回家,一起減重、備賽。
三個人里,她幾乎包攬了生活的一切——弟弟要去比賽,她就用自己的美術技能替他設計戰旗;他們要減重,她就研究飲食,“光一個雞肉可以做出六七種減重餐,大家都是為了一個目標去一起努力的感覺。”
2015年底,弟弟終于拿到了亞洲頂級賽事 ONE 冠軍賽的主賽資格,出發那天,他們歡天喜地把他送上飛機,與有榮焉;幾天后,等來的卻是他的死訊。那年,他只有2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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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兒之后,拳館同行的外籍教練先行回國。丁苗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接受這一點:“小孩死在那兒,然后教練自己回來了。咱一起去的,兄弟沒了,咱肯定得把人帶回來。”她反復問我:“咱中國人絕對做不出這樣的事兒,對不對?”
最終,是賽事方包機將遺體送回老家。整個過程中,俱樂部沒有任何官方出面,也無人參加葬禮。丁苗記得,弟弟決定走職業前,是他的父親專門跑到俱樂部來,跟老板交流,確認了環境,才安安心心把孩子交給他們。最后,老人獨自送走了兒子。
“我這個去世的弟弟,身上紋身還是我紋的。”丁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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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冷酷的細節是:賽前保險沒有生效。保單一式兩份,簽字生效。“他只簽了一份,交給賽事方;自己留存那份沒簽,就在柜子里放著,太不當回事了。”事故發生在進入八角籠之前,不在賠付范圍內。最終,賽事方給了一筆被稱為“人道主義捐贈”的費用。
弟弟家在山西農村,條件并不寬裕,由于俱樂部毫不作為,丁苗開始自己發消息、聯系不同的群、找到有影響力的人,請他們幫忙捐款。最終,她籌到15萬元,交給他的父親。
這場事故也在影響拳館的其他選手,她的男朋友決定離開俱樂部、離開賽場、回老家,“不打了”。他也即將比賽,身上有傷,他不敢想如果自己倒下,父母怎么辦。但對于二十幾歲、身處絕望的年輕人,感情沒有被認真討論的余地,“我每天都在籌錢,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在做這個事兒的時候,我那男朋友說他要和我分手。”
八角臺外死去的兄弟,俱樂部的冷漠,親密關系的斷裂、行業規則的無情,在同一時間壓了下來,丁苗徹底崩潰了。
“在一起訓練的人,那種熱血和凝聚性,比一起工作的人強太多了。我們一起訓練,一起去泰國,一群人天天在一起。忽然你們都撤了,然后就剩我一個人。”
她把兄弟和前男友的東西送回俱樂部時,對方只冷冷地問了一句:“你辦會員卡了嗎?你不是我們的會員。”
采訪結束后,我搜索關鍵詞“2015年,ONE冠軍賽,去世”,試圖更接近她所經歷的現實。很快,我找到了他的名字:楊建兵(1994~2015)。15歲習武,19歲開始練MMA。2015年12月11日,他原定參加在馬尼拉舉行的 ONE 冠軍賽蠅量級比賽;10日上午突然昏倒,送醫搶救;11日中午,醫院宣布因心肺衰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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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多篇報道稱他為“上進的新星”,死亡原因語焉不詳。幾年后,丁苗“火了”,他作為她的朋友再次被媒體提起,去世時間卻被寫成“2016年底”——他的出現,甚至不值得傳統媒進行一次最基本的事實核查。
我意識到格斗世界的殘酷:人們熱衷圍觀擂臺上的重擊與鮮血,為冠軍歡呼;走下擂臺,是寂靜;而死亡,往往直接通向遺忘。
我因此理解了丁苗那種悄無聲息的絕望;以及絕望之后,只剩下一個選擇——打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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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格斗:以肉身接管回避的人生
2016年,丁苗把畫送人,把紋身工具扔掉,清空了在北京的房子,帶著一只貓,回老家養傷。
她在北京呆了十四年。青春、情緒、所有試圖扎根的努力,都被困在望京、花家地和那些來回走過無數遍的街道上。“到最后,這里留給我的,好像只有傷心“,她說,”不管是歡樂還是成就,你看到所有的地方都覺得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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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苗的朋友圈
回到老家后,她的狀態還在繼續坍塌,人瘦得厲害,情緒也始終提不起來。那段時間,父親剛做完一場小手術,身上還插著引流管,傷口反復化膿;母親處于長期腦溢血后遺癥,照顧不了人。家里需要她,而她很快就待不下去了。
“我在家真的受不了。”她記得自己那時反復這樣想,“再待下去我覺得自己要崩潰了。”
最終,她還是把北京的遭遇告訴了父親。父親聽完,沉默了一會兒,只說了一句:“你的好朋友死了,那就再找一個好朋友。”
那一刻,丁苗完全無法接受這句話。她覺得冷漠、殘忍,甚至脫口而出:“你這個人怎么這么冷血無情。”很久以后她才慢慢明白,那其實是一種不會表達的安慰——是一個笨拙的父親在用自己有限的方式告訴女兒:不管發生什么,人都還能重新站起來,重新開始。
沒過多久,她離開了家,開始頻繁地參加一些業余和小型格斗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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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她以一種極具反差的形象出現在賽場上——賽前稱重儀式上穿著比基尼,漂亮、張揚。“當時就我一個女孩這么穿。”在她看來,這不是取悅別人,而是一種態度:女性可以是健康的、美麗的,也可以是強壯的、能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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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轉折發生在2017年年初。那時她剛到泰國訓練不久,被臨時叫去三亞,頂一場昆侖決(Kunlun Fight MMA 9)的替補。那是一場A級賽事,央視五套直播,戰卡上方是張立鵬,下方是張偉麗——幾乎集齊了當時中國格斗圈最亮眼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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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毫無準備,“你就感覺前一秒你還在看電視,下一秒你就上電視了。”
她甚至不是“第一順位”的替補。“很多女孩會說這個不行、那個沒準備好,怕輸。”丁苗甚至不知道那是一條金腰帶的比賽,心里只有一個念頭:“這么大的比賽,能讓我上,就是我的機會。”
她的對手是Alesha Zappitella(阿麗莎·扎皮泰拉)——來自美國俄亥俄,5歲開始練摔跤,是男孩隊里唯一的女孩;維基百科上,她拿過兩次州冠軍、五次全美 All-American,并在對決前一年的美國奧運選拔賽中躋身前六。實力懸殊,幾乎寫在紙面上。
這場比賽本質上是一場“救場”——如果丁苗不上,對方的比賽就要取消,機票、賽程、轉播會全部作廢。經紀人對她的預期也很低:一個新人,能上去扛兩分鐘再輸,就不錯了。
但這場必輸的比賽,她硬是打到了第二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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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綜合格斗網站TAPOLOGY
賽后,一張合影在圈內廣為流傳。裁判高舉扎皮泰拉的手,她身體前傾,神情激動;而丁苗站在一旁,赤腳踩在擂臺上,嘴角輕輕抬起,目光篤定充滿光亮,好像輸贏已經不重要了,丁苗說:“我知道,我的職業格斗生涯正式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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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她正式簽約泰國俱樂部,開始全職訓練和比賽。到現在,她一共打了44場職業賽,其中純MMA戰績18勝8負,保持著9次KO,9次降服的百分百終結率。在這個行業里,很多人打到十來場就退役了——能撐到二十場,就算是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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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她:把格斗變成職業后,最初的成就感還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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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了想,說:“剛開始不是成就感,是優越感。你看,別人都在上班,我在練格斗。”但當它變成職業之后,才有真正的成就感,“我把愛好,最終變成了我自己能站得住的一條路。”
我問:是什么樣的成長經歷,讓你在場上變得這么有攻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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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在練格斗之前,她遇到問題總是在“往后退”。沖突出現時,會先設想最壞的結果;別人一句威脅,能反復消耗自己很久。
進了訓練場,她才明白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怕沒有任何用處。“你怕,你就已經輸了。你知道這一下會很疼,但你不能跑。他打你,你就打回去,就這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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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被壓制、被打疼,到學會站住、反擊,那些行動力、對抗性和狠勁,都是在一場場實戰里長出來的。
后來她做過教練。她常說,美術跟格斗,都是年輕人、青少年最該學的東西。一個教審美,一個教意志。格斗不一定把人變成運動員,但會讓人更篤定、更不退縮;美術不一定解決生存,但會讓人知道善惡、美丑。
到了這個階段,對丁苗來說,格斗不再只是興趣、宣泄或逃離,它成了一種選擇——用肉身,接管那些曾經被回避的人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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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江湖——窮文富武之后,她去更野的地方找路
2020年之后,丁苗的人生進入了一段真正意義上的下坡路。
那一年,她把手里的積蓄投進了一家拳館——當下,“拉著教練一起開館”,在當時并不算少見。結果,疫情開始了:先是上課的人少了,沒了進賬;再后來,她發現,合伙人花錢的速度“像在吸錢”,”錢被合伙人迅速卷走了。
等她反應過來,拳館已經撐不下去了。她的名字被掛成了法人,只剩下一身債和網貸。
那幾年,她一邊訓練,一邊還債。等到2023年國內重新開放,她做的第一件事,還是回泰國訓練——只是當年出道時攢下的30萬積蓄,已經變成了30萬負債。
她別無選擇,只能繼續打。
2023年一年,她打了六七場比賽。“找不到對手了,我為了錢去跟我完全打不過的人打。”她很清楚,那意味著放棄初心,但她沒得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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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累加營養跟不上,她的身體開始明顯反噬。
最初,她的免疫力大幅下降,嚴重過敏,對全麻產生反應,差點沒能下手術臺。為了恢復,她服用了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藥物,卻在年底的綜合格斗世界錦標賽上,被嚴格的國際藥檢判定為激素類違規。
那場比賽,她拿到第三名。但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后果:體制內賽事資格被取消;由于一個月內兩次降重,急性腎炎、免疫系統崩潰、帶狀皰疹接連出現;與此同時,網貸催收的掛號信,恨不得天天都往家里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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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可能背著這么多債,還拖著這么殘破的身體,繼續追一個沒有收益的夢想?”她開始意識到:這條路,暫時走不下去了。
社會公共衛生事件后,各地的經濟恢復緩慢。教練、授課、比賽,幾乎都掙不到錢。就在那時,東南亞被不斷推上輿論風口——詐騙、電詐、“嘎腰子”……而在那片被渲染成“混亂地帶”的地方,做生意的老板們需要保鏢,機會開始找上格斗教練。
過去她從不考慮這類工作,但那一次,她決定試試。出發前,她關掉了所有銀行卡,只留一張,每天限額5000,“萬一出事了,至少還能拖著,不至于把家里的錢全賠進去,說不定我還有機會逃跑。”
好在,她自己在當地找到了一家正規安保公司,接受了歐洲安全學院的系統培訓,考下徒手格斗教官證,完成一整套專業認證,成為公司掛名的女子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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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芬蘭代表兼CPO教官Juho給丁苗頒發ESA歐洲安全學院證書
來源:丁苗當時所在安保公司“ZD SECURITY”的官方微信
后來,在柬埔寨、馬來西亞、老撾、緬甸,她遇到不少曾經的職業選手,在職業失敗后滑向深淵,那是她第一次真正看到:世界比訓練館復雜得多。
“在那種地方,你不提升自己,就會墮落。”
正規安保的收入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多,甚至不比她當年在游戲公司的時候多,“我的基本工資也才三萬五“,那一年左右,她一邊做保鏢,一邊做教官,靠體力和專業,把債一筆一筆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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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問她,會不會在最艱難的時刻,回頭去比較同學和前同事的人生——那些買房、買車、工作穩定、創業成功的人生。
她回答得很干脆:“我不羨慕。哪怕他們經濟條件好,那是生活上的富裕,我富裕的是精神。”說這話時,她的語氣篤定平靜,像當年那張賽后照片里的神情,“有人靠錢確認價值,有人只要過得開心,就夠了。”
在“窮文富武”的現實盡頭,她去了更野的地方,把路,一寸一寸找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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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來——更清醒的選擇
2024年,還清債務后,丁苗去了趟泰國。那原本只是一次短暫休假,她卻又回到了訓練館。
因緣巧合之下,GFL(Global Fight League,全球格斗聯盟)向她發出了邀請。
這是一個采用團隊制的新興賽事,首賽季一口氣簽約了四百多名職業選手,真正進入主力陣容的只有一百二十人。丁苗順利入選主力名單;并成為唯一一位進入戰隊體系的中國選手——效力紐約隊。主辦方在媒體采訪中說,是“多年海外訓練、比賽的履歷,以及在國際社交媒體上積累的關注度“,讓丁苗順理成章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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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苗所在的海外安保公司決定贊助她繼續比賽,還在官微發文慶祝,稱:“我們為丁苗感到無比自豪!她日復一日地刻苦訓練,在賽場上頑強拼搏,是公司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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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ZD SECURITY”的官方微信
那段時間,她的生活重新被訓練、飲食和體能恢復填滿。就在她覺得自己終于要“翻身”的時候,賽事因資金問題取消。半年備賽,戛然而止。她一下從格斗圈里的“神話”成了“笑話”。
丁苗沒有解釋。
過去幾年,她已經習慣了外界“忽上忽下”的判斷:2023 年情況最糟的時候,很多人都覺得,丁苗“不行了”;2024年,簽約GFL后,人家覺得:“誒,她怎么又行了?”聯盟沒打成,風向立刻變了,“果然還是不行”。丁苗笑了笑,“我感覺很多人會看我笑話,你知道嗎?”
賽事取消后,她只是回到原本的工作和訓練中,把這件事放過去。機會并沒有因此消失。
GFL擱淺后,她的老板——一個真正的格斗迷——決定自己辦賽事。他創立了格斗賽事品牌“DCF武者歸來”,并把首場比賽的完整主辦權交給了丁苗。
2025年8月11日,丁苗完成了自己的賽事首秀,第一次以“主辦人”的身份站在格斗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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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里有人開始改口:“丁苗混得可以啊,都自己做賽事了。”她心里很清楚,這些評價依然隨時可能反轉,但她還是高興的。因為在格斗圈里,從運動員轉教練、裁判并不少見;而走向賽事主辦的人并不多。
“我也算是跟著老板過了把癮,”她笑著說,“他給我把面子爭回來了。”
緊隨其后,她又做出了另一個更反常識的決定——主動簽約UFC(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終極格斗冠軍賽)總裁兼CEO白大拿創立的扇耳光賽事——“力量耳光”(Power S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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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93年的UFC,是當今規模最大、商業化程度最高的職業綜合格斗賽事,張偉麗是其歷史上首位亞洲冠軍。相比之下,“力量耳光”的來源更為邊緣:它源自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的民間節慶,最初只是酒后互扇取樂的活動。2023年,這一形式被白大拿引入職業體系,設定為輪流出手、禁止躲閃的固定規則,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開來,每場比賽在 YouTube 上都能獲得可觀的打賞收入。
這個決定并非臨時起意。早在簽GFL時,丁苗就已經關注到這個項目。GFL沒能打成,她第一時間聯系了經紀人。兩人一拍即合,聯系UFC。后者也很快給出反饋:她的履歷、戰績、海外訓練背景都完全符合要求。
她當然也有顧慮。多年綜合格斗留下的,是一身舊傷,尤其是頭面部的陳舊性骨折。賽前體檢時,她被醫生反復檢查,甚至一度被臨時叫停。但最終確認,她已經三年沒有參加高強度大賽,才被允許站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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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被人一巴掌拍飛,丁苗在訓練時會用嘴叼一條毛巾,毛巾另一端穿著一片25kg的啞鈴片,她說自己最多能堅持45秒
相比格斗比賽,扇耳光大賽的傷害更直接,對頭部的擊打精準度更大。格斗比賽訓練的是如何躲避攻擊,而扇耳光大賽不能躲、不能跑、不能藏。“但本質上都一樣。”她說。
在丁苗給我發來的訓練視頻里,教練拿著類似乒乓球拍的靶子,對她進行脫敏訓練。擊打又快又密,耳塞被震飛,她的頭始終沒有偏開。
2025年10月25日,比賽正式開始,丁苗對戰美國綜合格斗運動員麥卡賓。在網上流傳的視頻中,她被擊中后笑了出來,把手里握著的條狀物甩到臺子上,一副“根本沒所謂”的表情。但第二天,丁苗的臉部就出現了紫黑色的淤血,嘴都是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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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采取三輪進攻制,KO 可直接結束。丁苗拿到先手,依舊以進攻為主。然而,由于備賽時對擊打范圍判斷不足,導致連續兩次犯規——第一次擊打部位越過耳后;第二次打到了對方的眼眶,對手當場表示不適,提前結束比賽。而丁苗連續兩次犯規被扣分,比賽到此終止。
目前,丁苗在泰國繼續訓練,準備迎接3-5月份的下一場比賽。
圍繞這場比賽,主流媒體第一次對丁苗進行了集中報道,幾乎同時,她在社交媒體上遭遇了密集的攻擊與造謠——有人編造她在泰國賣淫的故事,并試圖聯系她的家人和伴侶。她報警,但因身在海外,流程復雜,進展有限。
“那是我打完比賽后,最惡心的一件事。”她說。
她并不執著于曝光或熱度。比賽之后,她照常訓練、吃飯、睡覺,可以隨時關掉手機。但對家人的騷擾,讓她第一次真正感到憤怒。
與這些噪音同時發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
賽后,她的直播有了一點流量。觀眾刷的禮物,她換成物資,送去了老家武威一家長期收治精神病患者的非營利機構。
“那些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她說,精神病患者看到的世界,和我們不一樣,“我們看到藍天白云,他們看到的可能是紅色的天空、綠色的云。”在丁苗看來,那種不被理解的處境,“就像我們在做某件事時,不能夠被別人認可一樣。”而丁苗的初衷很簡單,“每一個人都應該得到大家的愛。”
她把這稱為一種“美術生的共情能力”——那種站在一幅畫前,會突然落淚的能力。
談到未來,丁苗沒有宏大的規劃。
她和UFC的合同到 2028 年。會把簽下的比賽打完,也可能再打幾場綜合格斗,然后退役。除此之外,她只確定一件事:把更多時間留給家人,也留給自己。
后來,丁苗時常想起當年匆忙離家而去的那個場景。想起她和父親一直不算親近,求學離家后,她習慣把生活、關系和歸屬感放在外面的世界。那幾年,她甚至一度覺得,和男朋友在北京過年、一起生活,才算是“自己真正的家”。回到父母身邊,她只感到被嘮叨、被誤解,以及一種說不上來的疏離。
直到有一天,她忽然意識到:自己從來沒有給父親過過六十歲生日。
她算了算,那年她從家里走掉的時候,正好是父親的六十歲。“哪怕我情緒再穩定大半個月,我也能幫他處理一下傷口,生日那天,我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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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苗的父親正在幫她處理“摔跤耳”——把積在耳廓里的膿血一點點抽出來
(摔跤耳:長期進行摔跤、柔道、巴西柔術等高強度對抗運動后,耳朵反復被擠壓、摩擦,皮下反復出血、形成血腫,最終軟骨增生、變形,形成了這種獨特的“菜花耳”)
但父親從未提起過這件事,也從未抱怨過一句。“我們總覺得自己承受了很多,其實他們也在承受,只是從來沒有說出來。”
如今,丁苗不再急于定義身份。
2D美術總監、格斗運動員、職業保鏢、賽事主辦人——這些角色,她都經歷過。但她越來越清楚,職業并不是用來證明“我是誰”的,而是用來確認“我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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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一生,就是不停地做選擇題。”她說,“當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時候,就很少選錯。”
她曾經覺得自己像被困在火柴盒里的螞蟻,知道外面有陽光、空氣和海,卻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后來,她一路奔跑、訓練、受傷、再出發,才慢慢發現——真正的路,不是被規劃出來的,是心里向往的事,會引領人去做對的選擇。而她已經過上了曾經覺得遙不可及的那種自由的生活。
丁苗不相信人會因為任何原因放棄一件自己真正熱愛的事兒,也不相信那些“如果不放棄會怎樣”的敘事——“熱愛就是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地去做,誰都攔不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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