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覺醒來，伊朗面臨崩潰了

我們看伊朗，一直戴著一層很厚的濾鏡，習慣于從地緣政治和情緒認同出發替伊朗加戲，卻很少追問：這個看上去強硬的政權，內部到底在靠什么勉強維持運轉，又是怎樣一步步走到瀕臨崩潰的局面。

真實的伊朗從2025年下半年開始，里亞爾進入新一輪自由落體。

到元旦前后，非官方市場上一度報出一美元兌一百四十萬里亞爾的恐怖數字，年通脹率接近百分之五十。

這輪貨幣暴跌，連很多習慣了通脹常態的伊朗人都覺得不對勁。

對普通家庭來說，一個月工資發下來，可能只要三天就能花完。這種環境下，被視為社會緩沖器的中小商人也開始撐不住了。

進貨要美元，賣貨收里亞爾，風險都壓在自己頭上。消費者沒錢，店開著也是賠。

于是罷市和關門，走上街頭，是對貨幣崩潰的直接否定：你這個經濟秩序已經不可信了。抗議從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再蔓延到邊緣省份，其實并不是因為誰組織了一場顏色革命，而是因為活不下去的人越來越多。

如果只用制裁解釋現在的崩壞，是自欺欺人。

真正讓伊朗沒有緩沖空間的，是其內部的權力—經濟結構。

美國財政部在2021年的制裁文件里就公開點名：伊朗革命衛隊（IRGC）和宗教基金會（Bonyad，如EIKO、AQR）控制了伊朗一半以上的經濟資源。他們持有整個國家龐大的土地、工廠、礦山、港口和金融資產。

革命衛隊、宗教基金會和軍工企業已經交織成一整套軍經復合體，通過特許工程、影子艦隊、關稅豁免和財稅豁免，構成了體制內最重要的經濟集團。

這個復合體不僅掌握槍和錢，還是政權穩定的核心同盟。是伊朗改革的最大障礙。

以燃油為例，因為國內油價被補貼壓得極低，極低的油價催生了龐大的走私網絡，每年流失40-80億美元收益，多數流向特權網絡。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雙重匯率和影子艦隊。

官方與黑市的巨額匯差為擁有外匯配額的特權階層提供了暴利空間。影子艦隊亦然：航運公司，船員和保險由他們控制，買家和中間商也全部在他們的關系網里，每一環節都在產生收益。

如果把出口拉回透明的國家渠道，這條權貴供應鏈的含金量就會大幅下降。

所以，看上去再正常不過的改革路徑，真正擺上桌面時就完全不再是技術問題，而是你敢不敢得罪利益集團的政治問題。

從外面看，這是一個改革無能的國家；

從內部看，這是一個被軍經同盟結構性綁架的國家。你越需要這些人來穩住街頭、維持鎮壓機器，他們在經濟上的要價就越高。

短期內，政權看上去穩如磐石。

長期看，人心在一層一層地遠離。

人們不再相信上面會解決問題，于是選擇用自己的方式自保：能換外匯就換外匯，能把錢轉出就轉出，能把孩子送走就送走，能躲事就躲事。

國家還在運轉，但財富、人才都在用各種方式逃離國家的掌控——有的是物理意義上的離開，有的是心理意義上的躺平和冷漠。

從政治哲學角度看，一個政權最危險的時候，往往不是有人大喊打倒它，而是越來越少的人覺得值得為它做點什么。

這種離心離德，在代際和價值沖突上尤為尖銳。伊朗的年輕一代，在一個互聯網早已滲透日常的世界里長大，他們看到的是全球的生活方式、文化表達、社會運動。

而伊朗體制仍然試圖用四十多年前革命時期的禁欲倫理，來規范他們的衣著、言論和身體。利用國家機器介入女性服飾，把一個女孩活生生折騰死，卻試圖用執法正當來掩蓋責任，年輕一代不會接受這種敘事。

最后還有對外戰略對內政的鎖死效應。

伊朗過去十幾年一直依靠前沿威懾——通過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等地的盟友和代理人，把和以色列、美國的對抗前移到國境之外。但成本在不斷上升：地區沖突每升一級，制裁就更難松動，局部戰爭風險就更逼近本土，國內經濟就更難從外部獲得喘息。

這樣一層一層看下來，伊朗今天的困局就清楚了：經濟上，它被制裁和內部軍經壟斷雙重擠壓，貨幣信用損毀、貧困擴大和改革空間被利益集團鎖死。

政治上，選舉空轉、投票率探底，換臉不換骨的游戲讓社會對程序性合法性失去興趣。

安全上，國家用處決、酷刑、斷網、實彈來回應抗議，在恐嚇民眾的同時也透支了道德底線。

社會上，代際和女性議題變成激烈對抗，年輕人越來越把國家視為對自身的威脅而不是保護。對外，前沿威懾和核僵局讓制裁難以實質緩解。

這一切疊加在一起，就是伊朗現在的不能軟、只能硬，越硬、越空心的悖論出境。

伊朗今天看上去還站得住，并不等于它站得穩。

恰恰相反，它是靠不斷擰緊螺絲、加厚外殼來掩蓋內部一根根支柱在變細的事實，最終有一天這些支柱會撐不住重量，這個時候，可能是哈梅內伊去世的那個時候，整個政權就會轟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