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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國頻繁爆發電力供應緊張甚至局部停電事件,尤其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這段時間,“AI電荒”已成為全美關注的焦點。
包括不限于以下集中事件:舊金山2025年12月大停電事故,直接原因是一座建于1948年的77歲變電站起火,導致12.5萬人斷電超40小時;全美約70%的輸配電設施已超期服役,部分變壓器使用年限超過40年(設計壽命僅20–30年);僅在得克薩斯州,每月有數十吉瓦的數據中心負荷申請涌入,但過去12個月獲批的不足1吉瓦——電網容量已嚴重飽和。居民電費暴漲:弗吉尼亞、得州等地居民賬單同比上漲20%以上,抗議者打出“別讓數據中心偷走我們的電”標語;制造業被迫讓電,英特爾在俄亥俄州的280億美元晶圓廠項目因缺電推遲至2030年;鋁廠等高耗能企業被優先斷供;科技巨頭“私有化”電力:微軟、Meta、OpenAI等紛紛簽訂20年核電或燃氣電廠獨占購電協議,引發“電力特權”爭議。
弗吉尼亞州不僅是全球近70%互聯網流量的樞紐,如今更成了美國普通居民對“電力通脹”焦慮的集中爆發地。抗議者舉著標語:“別讓數據中心偷走我們的電!”——這句看似夸張的口號,卻揭示了一個正在加速演化的現實:人工智能(AI)算力軍備競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電力資源,而美國的電網體系,顯然沒有準備好。
得克薩斯州全負荷運轉的數據中心與加密礦場,將居民電費推至令人咋舌的水平。而在太平洋彼岸,中國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圖景:2025年初,多地代理購電價格同比下跌10%,美銀美林甚至發布研報《電價下降趨勢加劇》,直言中國電力市場正經歷一場“被動出清”。同樣的AI熱潮、同樣的能源轉型壓力,中美兩國的電價曲線卻背道而馳。
這背后是兩個國家對電力的不同處置方式:在美國,稀缺被寫在賬單上,讓你痛;在中國,稀缺被消解在系統里,讓你用。
美國電荒為何來得如此之快?
早在2020年代初,能源專家就已預警:AI算力擴張將帶來前所未有的電力需求。據國際能源署(IEA)估算,訓練一個大型語言模型的能耗,相當于數百戶家庭一年的用電量。而隨著微軟、谷歌、亞馬遜等科技巨頭爭相部署AI基礎設施,數據中心的電力消耗正呈指數級增長。麥肯錫預測,到2030年,美國數據中心耗電量將占全國總用電量的8%以上——這一比例在2022年僅為2%。
問題在于,美國的電力系統并非為這種爆發式需求設計。其電網基礎設施平均年齡超過40年,輸配電損耗高、擴容周期長。更關鍵的是,美國實行高度市場化的電力定價機制。在PJM(覆蓋中大西洋地區)和ERCOT(得州電網)等區域市場中,電價由實時供需決定。當電力儲備率(Reserve Margin)低于安全閾值(通常為15%),容量市場價格會自動飆升,以激勵發電投資并抑制需求。
這種機制本意是“誠實定價”,讓價格信號引導資源配置。但當AI巨頭攜數十億美元資本涌入,它們對電價不敏感,只求穩定供電。結果就是:普通用戶成為價格飆升的最終承擔者。EIA數據顯示,2023–2024年,美國居民平均電價連續兩年上漲超8%,部分州漲幅達20%。這不是暫時性波動,而是基礎設施升級成本的必然轉嫁。新建變電站、升級輸電線路、部署備用電源……所有資本支出最終都攤入終端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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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美國的“電荒”并非物理意義上的缺電,而是制度性稀缺——在市場化機制下,電力作為商品,其價格迅速反映了供需緊張,而社會必須通過承受高電價,為AI時代的基礎設施買單。那張變貴的電費單,就是普通人通往AI未來的“入場券”。
中國的電力優勢來自哪兒?
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AI算力狂飆突進的同時,電價不升反降。這看似違背經濟學常識,實則源于一套截然不同的電力治理邏輯。
中國電力供給端正經歷一場“被動出清”式的產能擴張。一方面,火電為保障能源安全持續擴容;另一方面,風電、光伏因組件價格下滑而迎來搶裝潮。國家能源局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新增可再生能源裝機超300GW,相當于每三天就建成一座三峽電站的發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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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供給端狂飆突進,而工業與居民用電需求并未同步爆發,尤其在房地產下行周期中,電力市場便出現結構性過剩。在此背景下,電價成為調節工具,不是由邊際成本決定,而是服務于宏觀穩定。新能源發電邊際成本趨近于零,大量低價綠電注入現貨與中長期市場,拉低整體電價水平。即便煤價有所回落,火電廠也難言盈利,因為電價下行速度更快。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數據中心并非“搶電的野蠻人”,而是“幫電網消納負荷的自己人”。依托“東數西算”國家戰略,算力中心被系統性引導至內蒙古、甘肅、寧夏等西部電力富余地區。這些地方風光資源豐富,但本地消納能力有限,常面臨“棄風棄光”問題。而數據中心作為24小時穩定負荷,恰好成為綠電的理想“接收器”。
最好的案例是,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已建成多個超大規模數據中心集群,年消納綠電超50億千瓦時,相當于減少標準煤消耗160萬噸。地方政府不僅不排斥數據中心,反而主動招商,將其視為促進新能源消納、拉動地方經濟的發動機。這種“源網荷儲”協同模式,使得原本可能出現的電力稀缺,在龐大的供給冗余與強有力的行政調度下被悄然抹平。
誰在為AI時代買單?
沒有免費的午餐,只有被轉移的代價。中美電價冰火兩重天的背后,是兩種社會成本分攤機制的選擇。
在美國,終端用戶是買單者。居民、中小企業通過高昂電費,直接承擔電網升級與算力擴張的成本。這種痛苦是顯性的、即時的,因此會引發抗議、政策辯論甚至監管干預。但市場化機制也確保了資源高效配置——高電價刺激新電廠投資,最終實現供需再平衡。這是一種“用價格說話”的路徑,效率優先,但公平性存疑。
在中國,供給端是隱性買單者。發電企業(尤其是火電)和設備制造商(如光伏組件廠)承受利潤壓縮甚至虧損,以維持終端電價穩定。火電廠在利用小時數下降與電價下行的雙重擠壓下,逐漸“公用事業化”;光伏行業則陷入“內卷式”價格戰,部分企業毛利率逼近負值。這種模式犧牲了上游產業的短期利益,卻為制造業、數字經濟乃至全社會提供了低成本電力紅利,支撐了宏觀經濟的韌性。
美銀美林報告中提到的“彈性不足”,正是對此的精準概括:當價格被行政或市場結構壓制,整個產業鏈只能通過壓縮自身利潤來消化過剩產能。這種“沉默的犧牲”,換來了終端用戶的“無感用電”。
美國的問題在于基礎設施滯后與社會承受力的矛盾。即便高電價能誘導投資,但電網建設周期長達5–10年,短期內難以緩解局部地區電力緊張。若AI需求繼續超預期增長,區域性停電風險或將上升。此外,高電價可能削弱美國制造業競爭力,迫使部分高耗能產業外遷。
中國需警惕供給過剩與系統效率的失衡。未來如何在“保供穩價”與“激發市場活力”之間找到平衡,是關鍵課題。
美國電荒的提前到來,并非預言失靈,而是市場機制對稀缺的誠實反饋;中國電價的逆勢下行,亦非奇跡,而是制度優勢對系統性風險的主動化解。在AI重塑全球經濟的浪潮中,電力已成為新的戰略資源。
中美兩國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一個讓民眾直面成本,一個讓產業默默承壓。哪條路更可持續?答案或許不在當下,而在未來十年的能源效率、技術創新與社會公平的綜合答卷之中。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場算力與電力的博弈中,誰能更高效、更公平地管理“稀缺”,誰就更有可能掌握AI時代的主動權。
作 者 |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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