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的冬天冷得刺骨。盡管是正午時分,太陽也只是懸掛在灰色天空中的一個蒼白圓盤,沒有任何溫度。我跟在一隊外國游客后面,呼出的白氣瞬間凝結成冰晶。
我們的導游叫李英玉,一個約莫二十五歲的朝鮮姑娘。她穿著深藍色制服,胸前別著領袖徽章,嘴角始終掛著標準弧度。她的中文流利得驚人,講解中充滿了對朝鮮成就的自豪:“我們的人民享受著免費的醫療和教育”“我們的國家自給自足,不受外部勢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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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行程里,她機械地重復著這些話語,直到那個意外發生的下午。
那天,旅行團計劃參觀一座少年宮,但由于臨時活動取消了。英玉提議帶我們到她的“秘密景點”——大同江畔一處鮮有游客的小山丘。在那里,可以看到平壤不那么“規整”的一面。
風很大,我把自己裹在厚厚的羽絨服里,而英玉只穿著她那件看似單薄的制服外套,鼻尖凍得通紅。
“你不冷嗎?”我問。
“朝鮮人民有堅強的意志。”她幾乎是條件反射地回答,然后頓了頓,望向江對岸隱約可見的居民樓,輕聲補充:“其實...有點冷。”
那一刻,她臉上的職業微笑第一次出現了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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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行程中,我有意無意地跟在她身邊,聊些無關緊要的話題。我告訴她北京的冬天現在都集中供暖,室內可以穿短袖;告訴她我家鄉的年夜飯桌上總是擺滿了各種肉類;告訴她中國大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職業,甚至出國留學。
她聽得認真,眼神里有什么東西在閃爍,但嘴上依然說:“朝鮮的生活方式是最適合我們的。”
轉變發生在我們離開平壤的前一晚。旅行團在酒店餐廳用餐時,英玉站在一旁等待。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在鄰桌中國商人豐盛的餐盤上停留了幾秒——那上面有雞肉、豬肉甚至還有一條完整的魚。在朝鮮,這樣的一餐恐怕只有特殊節日或特權階層才能享用。
飯后,我以感謝她幾天來的服務為由,送給她一盒中國巧克力。她的手指輕輕摩挲著光滑的包裝紙,突然小聲說:“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
我們走到酒店大廳一個相對安靜的角落。她猶豫了很久,聲音幾乎被背景音樂淹沒:“中國人真的...每天都能吃到肉嗎?”
我點點頭,給她看手機里普通家庭晚餐的照片。她盯著屏幕,眼神復雜得難以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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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鮮,肉是配給制的,”她最終開口,聲音輕得像怕被墻壁聽見,“我家一個月大概能分到一斤豬肉,通常留給老人和孩子。”她頓了頓,“我讀過一些資料,知道中國曾經也有困難時期,但現在完全不同了。”
“你對中國的真實看法是什么?”我終于問出了那個禁忌的問題。
英玉沉默了整整一分鐘,環顧四周確認沒人注意我們后,她深吸一口氣:“我們被教導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走上了錯誤道路。但是...”她咬了咬下唇,“我私下聽過中國廣播,看過一些...資料。我知道中國城市夜晚燈火通明,商店里商品琳瑯滿目,人們可以自由旅行。”
她的聲音開始顫抖:“去年冬天,我的祖母因為肺炎去世了。我們的公寓沒有足夠的供暖,醫院也缺少藥品。如果...如果她在南方,也許現在還活著。”眼淚在她眼眶中打轉,但她迅速擦去了。
最震撼的坦白還在后面。
“我大學時學中文,接觸過一些中國電影和小說,”她幾乎是在耳語,“我羨慕中國女性可以自由選擇婚姻,可以追求愛情。”她停頓了很久,久到我以為對話已經結束。
“如果有機會,我想嫁給中國男人,”她終于說,聲音里混雜著羞恥和渴望,“不是因為他們富有,而是因為他們能給予妻子尊重和選擇的自由。我知道這不可能,我們的國家不允許,甚至這樣的想法都是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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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李英玉——不是那個背誦官方口徑的導游,而是一個被現實與理想撕裂的年輕女性。
“你會舉報我嗎?”她突然警覺地問,眼神里閃過一絲恐懼。
我搖搖頭,心里卻為她擔憂。在朝鮮,這樣的“錯誤思想”足以毀掉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
第二天送別時,英玉又恢復了那副標準笑容,仿佛昨晚的對話從未發生。但在握手告別時,她悄悄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用娟秀的中文寫著:“請記住,在朝鮮有一個女孩,夢想著溫暖和自由。”
在中國,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對另一些人而言,卻是遙不可及的夢想。這種認知令人震撼,也令人心碎。而最殘酷的是,那個說出心里話的朝鮮女孩,此刻是否正為她的坦誠而惴惴不安?她的未來會怎樣?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只有深深的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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