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個人對李亞鵬是無感的,也許是源于對于某一個群體特有的偏見,對于那個圈子的人,總保留著待更長的事實與時間驗證的態度,這是我個人的原因。
他做生意賠了錢,開始帶貨,也刷到過,只覺得他和其他人一樣在割韭菜,特別是他談到他收藏的普洱,翡翠原石值多少錢的時候,總憋著笑。
可是當我這幾天從網上看到他負責的嫣然天使兒童醫院近期因租金糾紛面臨搬遷甚至關停風險;而該醫院屬于非營利醫院,“十余年間完成約11000例唇腭裂手術,其中約7000名患兒全額免費”;還是被小小的震撼了下,然后上網搜索,求證。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李亞鵬在公共敘事中常被壓縮為“失敗商人”“不懂經營”“頻踩重資產坑”,這些評價并非空穴來風,至少它們能解釋一種社會觀感,你總在輸,而且輸得像沒做功課。
可現在,公眾才知在同一時間軸上,另一條線也在延伸,從2006年他與王菲共同發起嫣然天使基金至今,近20年來的公益卻好像并無間斷,雖然其個人金錢投入好像并不多,基金創設之初,兩人捐款100萬元作為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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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時間與精力的長期付出卻是更難得,特別是,他作為醫院法人,在簽租地合同時,本人竟提供個人無限連帶責任擔保。這份責任擔當在明星公益中是極為少見的,這不是道德宣言,而是法律后果,你可以質疑他決策是否穩健,卻很難把這種“把自己放進責任里”的動作,輕飄飄歸為表演。
為什么這些事實長期存在,卻直到一次醫院的“危機敘事”才被大規模看見?
市場經濟時代,過去許多人總習慣用“商業成敗”當作人格總賬,商業上失敗的人,連同他的動機也可疑;商業上成功的人,連同他的缺點也可原諒。
這是一種把“能力”當“品格”的偷換,它讓我們在復雜世界里獲得一種廉價的確定性,只要抓住一個結論,就懶得再看別的維度;在商業場看見的“輕信”“算計不足”“屢敗屢戰”,導致他在高溢價、重資產、長周期里反復受挫;而在公益場,這些特質卻可能轉化為一種近乎固執的長期主義,不精明,但肯扛;不漂亮,但愿意把時間耗在一群不認識的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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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口碑反轉”真正反轉的,是我們太習慣把一個人的短板,當作他全部人生的解釋。
這次事件里,有個細節很值得被認真對待,在熱度上來后,李亞鵬專門發文澄清,嫣然天使兒童醫院本身不具備公募資質,網友捐款應通過獨立運營的“嫣然天使基金”,且善款依法僅能用于手術救助,不可用于支付房租。
這話好像無足輕重,卻是公益最關鍵的那部分,邊界。
也不禁想到之前,印象中,過去他在爭議的風口浪尖時,好像也并沒將他做公益的事拿出來當擋箭牌,這在網上可是一張極有有用的盾牌。
現在,很多人對“公益”天然不信任,除了收支是否透明,款項是否真的落到實處外,還因為它經常了公益與個人形象,公益機構資產與個人債務,救助項目與機構運營成本的邊界。
當邊界模糊,善意就會被迫承擔它不該承擔的風險,反過來講,越是在爭議風口里不拿公益當“擋箭牌”,越顯示對公益的尊重,你不把孩子的苦難當作自己的護身符,也不把捐款當成“可挪用的情緒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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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意義上,這比任何煽情都更接近“慈善”的本意,讓善意去它該去的地方,而不是去填補另一個窟窿。
于是,時間成了最好的檢驗者,當風波過去,人們回看時,會發現他的公益行動并未因爭議而中斷或褪色,反而在持續甚至加碼(如承擔擔保責任)。這種長期主義的堅持,比任何即時的辯解都更有說服力。
一個在商業和私人領域可能充滿瑕疵的個體,卻在公益領域恪守著一種近乎“古典”的、不輕易越界的堅持;這種矛盾本身,或許就是人性復雜與真實的一部分。
而我們最終評價一個人時,這些在關鍵時刻“沒做什么”的選擇,有時比“做了什么”更能定義其行為的本質。
醫院租金糾紛引起了捐款潮,起得快,也可能落得快,真正的問題是,如果熱度退去,公益怎么活?情感可以救急,卻很難長期供氧;公益最終要走向制度,更穩定的籌資結構、更專業的運營治理、更清晰的信息披露,讓公眾信任不必每次都靠“淚點觸發”;與其把這次“口碑反轉”當作一場道德童話,不如把它當作一次公共討論的機會:我們要的不是“一個人變成英雄”,而是一項事業不必依賴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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