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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安理會就紅海商船襲擊問題進行表決,13個成員國投下贊成票,推動決議通過;中國與俄羅斯選擇棄權,未予支持也未明確反對,最終該機制仍獲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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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隨即作出強硬回應,總理內塔尼亞胡宣布退出包括聯合國婦女署、文明聯盟在內的7個聯合國下屬機構。而美國此前已陸續退出66個國際組織,早先便開啟“退群”模式。
如今美以兩國在外交立場上高度同步,行動節奏一致,彼此呼應無間,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戰略捆綁姿態,不再掩飾其共同進退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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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13國支持延期,中俄卻雙雙按下棄權鍵?
1月14日,安理會審議關于“紅海商船襲擊報告機制延期”的決議草案。在15個理事國中,13國表示同意,中國和俄羅斯未參與投票支持,但亦未動用否決權,決議得以通過,監測機制有效期延至202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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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這僅是一次常規的技術性續期操作——延續信息收集、事件記錄與定期匯報的功能,旨在為紅海航道安全提供持續的數據支撐。
然而深入剖析文件內容便會發現,這份文本遠非簡單的程序安排,其背后潛藏的地緣政治意圖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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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份決議幾乎將全部責任歸于也門胡塞武裝,聚焦于導彈發射行為與船只遇襲案例,卻刻意回避兩個關鍵背景:一是加沙地帶持續超過一年的激烈沖突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二是也門本國深陷長達十年之久的內戰泥潭,至今未能實現真正和平。
原本復雜的地區動蕩被簡化成單一敘事——一場針對航運的“恐怖主義威脅”,從而遮蔽了深層次的政治與人道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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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該機制構建了一個從“監測—報告—后續應對”的完整鏈條。雖當前僅為觀察職能,但結構設計預留了未來升級空間,為西方國家日后在紅海區域實施長期軍事部署甚至采取武力行動,埋下了合法性伏筆。
一旦局勢變化,相關方即可援引此決議作為國際授權依據,使單邊或聯合軍事干預披上多邊共識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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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代表當場指出,維護紅海穩定必須尊重也門主權完整,堅持由也門人民主導的政治解決路徑,反對借安全議題之名行外部干預之實。
俄方亦強調,自去年9月以來,紅海未再發生新的襲擊事件,說明該海域緊張態勢與加沙停火狀況存在直接關聯,局勢已有緩和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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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仍執意延長機制期限,難免引發外界質疑:是否意在固化這一機制,將其轉化為地緣博弈工具?
面對此種局面,中俄既不愿被視為漠視國際航運安全的阻礙者,也無法認同這份帶有明顯傾向性的文本成為未來軍事介入的跳板。因此選擇棄權,既表達保留意見,又避免徹底對立,為后續推動政治談判保留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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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亮出底線要求返還資產,以色列反手啟動“退群”程序:誰懼怕規則,誰就在主動瓦解體系
安理會投票剛結束,聯合國系統即對以色列發出正式警告:立即廢除打壓近東救濟工程處的相關法案,并歸還已被查封凍結的所有資產,否則將依法提交國際法院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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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表態不再是以往常見的“關切”“遺憾”等軟性措辭,而是啟動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追責程序,附帶明確后果。
原因顯而易見:加沙戰火連綿,平民死亡數字不斷攀升,數十萬依賴聯合國援助生存的難民面臨斷糧斷藥危機,人道走廊幾近癱瘓,全球輿論壓力空前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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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呼吁最基本的人道底線不應被突破,以色列卻反向加碼:一方面持續推進地面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在制度層面打擊聯合國機構——限制活動范圍、扣押辦公設施、立法禁止合作。
面對聯合國的強硬立場,內塔尼亞胡迅速作出回應:“我不再參與這個游戲。”短短13天內,宣布退出七個聯合國附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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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察這些機構的共性可知,它們近期均發布了有關加沙婦女兒童受害情況、醫療資源崩潰及大規模饑餓現象的調查報告,持續向國際社會發出緊急呼吁。
以色列此舉目的清晰:一是切斷批評聲音進入官方框架的通道;二是提前給這些機構貼上“偏頗”“反以”的標簽,削弱其公信力,進而降低未來對其軍事行動的輿論制約。
美國早已為此類做法鋪平道路:不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便暫停會費,質疑世衛組織決策便宣布退出。一邊在安理會頻繁使用否決權庇護以色列,一邊在多邊體系中示范“不合我意就走人”的邏輯。
當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帶頭把國際規則當作可隨意開關的工具,這套治理體系的權威性自然遭受侵蝕。
聯合國所主張的是成員履行義務、接受監督、共同維護制度運行;以色列的回應卻是:你不讓我滿意,我就離開這個房間。誰在破壞機制根基,答案不言自明。
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究竟由誰來定義規則?
圍繞紅海監測機制的爭議,看似是技術細節之爭,實則是“國際話語權歸屬”的深層較量。
美西方慣用策略是將復雜問題切割處理,抽出其中一段包裝為純粹的安全威脅,繼而借助安理會平臺建立常態化機制:先設監控,再定性質,最后為可能的“必要措施”創造法理前提。
至于加沙戰爭根源、也門政局困局等結構性矛盾,則被有意淡化甚至忽略。
這種操作方式的優勢十分明顯:凡涉及自身或盟友責任的問題,一律擱置;凡有利于擴大影響力或維持軍事存在的安排,則以“維護航行自由”“打擊恐怖主義”之名積極推進。
與此相對,中俄堅持強調因果關系不可割裂。
紅海安全形勢與加沙停火進程、也門政治重建密不可分,無法靠一份孤立的監測報告機制單獨解決。
若真希望商船通行無憂,就必須推動全面停火、重啟對話談判、緩解人道災難,而非簡單地將某一方塑造為“襲擊者”,借此為外部軍事介入制造借口。
以色列接連退出七個聯合國機構,更是將這場“秩序之爭”推向前臺。
每當監督機制觸及自身敏感點,便以退出相威脅,試圖將違規成本轉嫁為機構自身的信譽損失;美國則長期踐行類似邏輯,向世界傳遞一個信號:“基于規則”本質上是“基于我是否認可這些規則”。
一旦不滿意,就另起爐灶,組建小圈子、制定替代性規則,形成排他性同盟網絡。
長此以往,真正遵守規則的往往是那些權力有限、行動克制的國家;而最有能力違反規則的,反而最擅長重塑或繞開規則體系。
保障航運安全固然重要,但僅靠空襲巡航與單邊駐軍無法根除動亂源頭。
人道救援機構或許存在運作爭議,但徹底封鎖救助渠道,等于親手撕下最后一層面具。
安理會此次表決結果為13票贊成、2票棄權,表面達成共識,實則分歧依舊深刻。
誰在玩火?正是那些高舉“規則”旗幟,卻又將其視為實用主義工具、按需啟用或關閉的行為體。
正因如此,中俄以棄權方式劃出一條清晰界限:真正的秩序維護,應回歸政治解決軌道,依靠多邊協商凝聚共識,而不是繼續讓聯合國淪為某些國家獲取行動合法性的表演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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