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也怪,1950年的第一個國慶節,全北京城都洋溢著一股子新生的高興勁兒,唯獨中南海頤年堂里,空氣凝重得能擰出水來。
外頭是震耳欲聾的禮炮和漫天炸開的煙花,里頭卻只有電報機嘀嘀嗒嗒的催命聲。
每一聲,都像是從鴨綠江邊直接敲在在座各位的心尖上。
麥克阿瑟那伙人已經瘋了,大搖大擺地跨過了三八線,兵鋒直指咱們的家門口。
朝鮮頂不住了,急電一封接一封地發過來,字里行間全是求救。
這哪是鄰居家著火,這分明是火星子已經崩到自家屋檐上了。
等天安門廣場上最后一撮煙花的亮光熄滅,毛澤東掐滅了手里的煙,開門見山,一句話就把屋里所有人的瞌睡蟲都嚇跑了:“我看,現在不是考慮出兵不出兵,是馬上就得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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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咱們先定兩件事,什么時候去?
誰帶隊去?”
話音一落,屋里更靜了。
跟誰打?
跟美國人打。
那可是當時世界上頭號強國,鋼鐵產量是咱們的一百多倍。
這仗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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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去打?
這擔子,沉得像座山,壓在了每個人的心頭。
誰來當這個掛帥的,成了擺在桌面上最要命的一道題。
一號人選,一聲嘆息
大伙兒腦子里第一個蹦出來的名字,是粟裕。
這可不是瞎想。
解放戰爭那幾年,粟裕的名頭實在是太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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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戰役,那是何等規模的大決戰,毛澤東直接拍板:“戰役指揮,交給粟裕。”
他腦子里的戰局推演,比最精密的地圖還準,人送外號“常勝將軍”。
讓他去指揮這場保家衛國的立國之戰,在所有人看來,都是板上釘釘的事。
命令很快就通過他的老搭檔,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傳到了正在青島養病的粟裕耳朵里。
這位一輩子沒打過什么敗仗的將軍,一聽要跟美國人掰手腕,渾身的血都熱了。
能為這個新生的國家再打一仗,是他夢寐以求的事。
可偏偏在這節骨眼上,他的身體徹底撂了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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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半輩子仗,身上留下的舊傷新病一塊兒找上了門。
高血壓讓他天旋地轉,腸胃病疼得他直不起腰,最要命的是那個叫“美尼爾氏綜合征”的怪病,一發作起來,人連站都站不穩,感覺整個世界都在晃。
別說上戰場指揮幾十萬大軍了,就是看張地圖,字都晃成一團。
他不是沒想過硬撐著去。
可病情一天比一天重,醫生的話說得很死,再這么折騰下去,人就廢了。
萬般無奈之下,粟裕只能親手寫了一封信給毛澤呈,一五一十地說明了自己的情況,請求中央另外派人。
這封信,每一個字都透著一個軍人無法上陣殺敵的巨大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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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收到信,馬上回電讓他安心養病,字里行間滿是關切。
就這樣,第一位帥才,還沒出征,就倒在了病榻上,留下了一聲沉重的嘆息。
另一個戰場,另一場硬仗
就在中央為掛帥人選發愁的時候,還有一位將帥也主動請纓,他就是陳毅。
這位能寫詩能打仗的儒將,一聽前線告急,也是坐不住了,直接跟中央表示,他愿意去。
可他的請求,毛澤東沒批。
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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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陳毅當時守著的地方,同樣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只不過,那里的戰場上沒有炮火,只有人心和鈔票的較量。
這個地方,就是上海。
那時候的上海,是全國的錢袋子。
國民黨跑路的時候,把金庫都搬空了,留下一個物價飛上天、投機倒把橫行的爛攤子。
當時國外報紙都等著看笑話,說共產黨打仗是滿分,管經濟恐怕得交白卷。
這話雖然難聽,但也是實情。
上海的工廠要是停了工,全國的經濟就得癱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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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住上海,就是穩住全國的大后方。
陳毅這個市長,干的活兒一點不比打仗輕松。
他面對的“敵人”,是那些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的金融投機商。
為了把虛高的物價打下來,陳毅領著大家打了一場載入史冊的“米棉之戰”。
他從全國各地調集大米和棉紗,在投機商把價格炒到最高點的時候,猛地一下全拋向市場。
那些前一天還做著發財夢的投機販子,一夜之間賠得血本無歸。
靠著這種雷霆手段,陳毅硬是把上海這個曾經冒險家的樂園,變成了人民安居樂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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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雖然沒能去朝鮮的雪地里指揮戰斗,但他在上海灘穩住了經濟,保障了后方,讓前線的戰士們沒有后顧之憂。
他守住的,是新中國的經濟命脈,功勞同樣大如天。
臨危受命,橫刀立馬
粟裕病倒了,另一位被寄予厚望的將領,代號“101”的林彪,也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從純軍事角度分析,覺得咱們的武器裝備跟美軍差得太遠,貿然出兵風險太大,勝算不高。
他也提到了自己的身體狀況不好,不適合指揮這樣的大規模異國作戰。
這一下,掛帥的人選徹底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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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的會議室里,煙霧繚繞,爭論不休。
毛澤東一根接一根地抽著煙,眉頭擰成了一個疙瘩。
朝鮮的戰況可不等人,再拖下去,黃花菜都涼了。
就在這僵局之中,一個人的形象,清晰地浮現在毛澤東的腦海里。
這個人,就是正在西北主持工作的彭德懷。
毛澤東想起了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想起了這個湖南老鄉的脾氣。
彭德懷是個什么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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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硬骨頭,是個在任何困難面前都不知道“退”字怎么寫的猛將。
他脾氣是火爆,但打起仗來,那是沒得說。
越是硬仗、惡仗,他打得越來勁。
更重要的是,他敢于負責,敢在最危險的時候把擔子挑起來。
在一次決定性的會議上,當大家還在猶豫時,毛澤東一錘定音:“我看,現在情況萬分火急,林彪同志身體有病,去不了,那就讓彭德懷同志去!
我的意見,他去最合適!”
這個提議,立刻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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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指針,在這一刻,終于準確地落在了彭德懷的身上。
接到命令的彭德懷,二話不說,從西安直飛北京。
在會議上,聽完情況介紹,他只說了一句:“打就打嘛,大不了就是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
就這樣,他接過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的帥印,頭也不回地奔赴了那個冰天雪地、炮火連天的戰場。
有些事,回頭看,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彭德懷的剛猛果決,正是當時迎戰強敵最需要的品質。
而那些沒能去成的人,也用自己的方式,在各自的位置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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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陳毅和粟裕吧,“陳不離粟,粟不離陳”,這不僅僅是一句順口溜,更是他倆一輩子友情的見證。
解放戰爭時,陳毅當政委,粟裕當司令,一個拍板,一個操盤,兩人搭檔得天衣無縫。
到了和平年代,這份情誼更顯得金貴。
1958年,粟裕因為所謂的“教條主義”挨了批,日子很難過,很多人都躲著他走。
可后來,輪到陳毅在“二月逆流”中挨整,有人在會上逼著粟裕站出來“揭發”陳毅的“問題”,粟裕頂著天大的壓力,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他用這種沉默,守住了老戰友最后的尊嚴。
1972年,陳毅病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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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會上,粟裕來了,站在人群里,老淚縱橫。
他親耳聽到毛澤東握著陳毅夫人張茜的手說:“陳毅同志,是立了大功勞的,這個結論,歷史已經作了。”
這話,不光是說給陳毅的,也像是為那一代人的風雨沉浮,畫上了一個句號。
無論是跨過鴨綠江的彭德懷,還是坐鎮上海的陳毅,抑或是在病床上扼腕長嘆的粟裕,他們都在自己的戰場上,為這個國家拼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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