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不想見蒙哥馬利，見過后告訴楊伯濤：陳毅的話我只同意一半

一句話，只說了一半。

說這話的人是杜聿明，時間是1960年代初，地點在北京。

當時，這位剛剛獲得特赦、脫下戰犯囚服才一年的國民黨前高級將領，正坐在陪客席上，心里五味雜陳。

要不是周恩來總理親自出面邀請，他打心底里不想見眼前這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

一想起當年在緬甸，遠征軍弟兄們的血灑疆場，跟英軍那幫人的“臨陣脫逃”脫不了干系，他心里就堵得慌。

國宴上的氣氛，表面上熱熱鬧鬧。

可就在觥籌交錯之間，蒙哥馬利冷不丁地把一個問題砸了過來，直勾勾地看著杜聿明：“請問杜將軍，您的百萬大軍是怎樣丟掉的？”

這話問得太沖，一桌子人瞬間都安靜了，目光齊刷刷地聚了過來。

換個場合，這就是當眾揭傷疤。

杜聿明臉上有點掛不住，但畢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

他腦子一轉，抬手一指坐在對面的陳毅元帥，半真半假地回了一句：“都送給陳老總了嘛。”

一句話，滿堂哄笑，僵局就這么解了。

陳毅元帥也跟著哈哈大笑：“他杜聿明可沒那么大方！

是我們一口一口把他啃下來的！”

這是勝利者的豪情。

然而，故事到這里，才剛剛掀開一個角。

宴會散了以后，杜聿明私下里找到老部下楊伯濤，說出了那句藏在心里的話：“飯桌上嘛，開個玩笑。

陳老總那句話，要是當真，我頂多同意一半。”

陳毅元帥的話，是淮海戰役最直接的結果，怎么就只對了一半？

杜聿明沒說出口的另外一半，究竟是一筆什么樣的賬？

這背后，藏著他心里一本從未對外公開過的“雙重賬本”。

第一本賬，是明賬，是擺在臺面上、輸得心服口服的賬。

這一半，他認。

杜聿明同意的那一半，是對著解放軍說的。

他心里比誰都清楚，自己面對的是什么樣的對手。

粟裕的指揮藝術，那種穿插分割、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打法，他研究過，也領教過。

解放軍士兵那種為了信仰、不畏犧牲的戰斗意志，更是他手下那些人心惶惶、只想著“發財”和“保命”的部隊沒法比的。

戰場上兵敗如山倒，被陳毅、劉伯承的部隊一口口吃掉，這是硬碰硬的結果，沒什么好抵賴的。

他作為一名職業軍人，對這一點是服氣的。

輸給這樣的對手，不丟人。

但這只是賬本的一面。

翻開另一面，是杜聿明至死都不愿在公開場合細說的糊涂賬、爛賬。

他在給楊伯濤解釋時，話說得很透：“國民黨軍隊是咋回事，你還不清楚？

派系林立，互相拆臺，要我說，咱們這幾十萬大軍，至少有一半，是斷送在自己人手里的。”

這話不是戰敗后的推脫之詞。

時間倒回1948年底，冰天雪地的陳官莊，杜聿明集團三十萬人被圍得水泄不通。

求援的電報像雪片一樣飛向南京，飛向武漢。

當時，放眼全國，唯一有能力、也有兵力拉他們一把的，只有駐扎在華中，手握重兵的白崇禧。

可南京等來的不是援兵，而是蔣介石在電話里氣急敗壞的咆哮。

當時的白崇禧，坐鎮武漢“剿總”，心里打的是另外一套算盤。

他和桂系的李宗仁，早就看著蔣介石的中央軍嫡系不順眼了。

淮海戰場上，被圍的邱清泉、李彌兵團，都是蔣介石的心頭肉。

白崇禧的盤算是：讓這些部隊在徐州被消耗光，蔣介石沒了軍事老本，就只能被迫下野，到時候李宗仁上臺，天下就是桂系的。

所以，蔣介石的命令到了武漢，就成了一紙空文。

蔣介石下令，調白崇禧麾下的第二十八軍東援。

白崇禧嘴上答應，部隊卻遲遲不動，扣在漢口不放。

最后還是國防部長顧祝同親自飛到武漢協調，才勉強放行，但黃金救援時間已經錯過了好幾天。

蔣介石又急調第二十軍，白崇禧干脆不裝了，直接給運輸部門下死命令：“沒有我的手令，一兵一卒不準上船！”

到最后，蔣介石想調動離得最近的第二軍，白崇禧更絕，直接派自己的警衛團把碼頭的輪船給看住了，徹底斷了杜聿明集團東撤或南撤的希望。

根據當時華中“剿總”副司令宋希濂的回憶，蔣介石在電話里幾乎是在哀求，讓白崇禧顧全大局。

但白崇禧就是不松口，翻來覆去就一句話：“合理的命令我服從，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

什么是合理？

什么是“不合理”？

標準全在他自己心里。

最后，電話兩頭演變成了激烈對罵，蔣介石氣得把電話狠狠一摔，用家鄉話大罵“娘希匹”。

電話這頭的蔣介石輸了，電話那頭的白崇禧贏了。

他不僅保住了自己的兵力，還把已經調到漢口準備東進的部隊又給調了回去。

這一通操作，等于是在背后，親手把杜聿明集團推進了絕境。

這筆賬，杜聿明心里算得清清楚楚，這是來自“友軍”的致命一擊。

然而，杜聿明的賬本里，還有一本他自己不愿意翻開的“隱賬”。

如果說白崇禧的見死不救和蔣介石的瞎指揮是外因，那他和他統率的指揮部內部的混亂、崩潰和荒唐，則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捆稻草，而且是最重的那一捆。

淮海戰役開打時，杜聿明本人正在養病，他是被蔣介石一紙電令從病床上拖起來，火速派到徐州的。

他面對的，本就是一個爛攤子。

而他手下的將領，更是各有各的心思。

就說他的愛將，人稱“邱瘋子”的邱清泉。

戰役初期，邱清泉的兵團駐扎在商丘，他本人覺得這個地名不吉利，“商丘”諧音“傷邱”，三番五次打報告要求換防。

一個手握重兵的兵團司令，在戰事一觸即發之際，不想著如何排兵布陣，卻在琢磨地名的風水，這支軍隊的士氣和狀態可見一斑。

更荒唐的一幕發生在陳官莊被圍期間。

據時任杜聿明前進指揮部代參謀長的文強回憶，整個指揮部從上到下都彌漫著一種末日來臨的頹喪和迷信。

有一天，杜聿明在院子里理發，孫元良兵團的一個叫尹晶天的監察官神神秘秘地湊過來說，院子中間那棵大樹風水不好。

杜聿明一愣，問他怎么說。

尹晶天煞有介事地解釋：“司令你看，咱們這院子四四方方像個框，中間一棵樹，不就是個‘困’字嗎？

難怪我們被共軍死死圍困啊！”

杜聿明聽完，臉色大變，居然深以為然，當即下令把樹砍了。

尹晶天還自告奮勇，帶人三下五除二就把樹放倒了，然后到處宣揚：“杜總司令采納了我的建議，從此大吉大利，我們就要轉運了！”

可笑的是，這幫高級將領似乎都忘了漢字的基本結構。

一個框里一個木，是為“困”；如今把木砍了，框里站著一堆“人”，那不成了一個“囚”字嗎？

這個細節，就像一出黑色喜劇，精準地預言了他們從“被困”到“被囚”的最終命運。

他們把希望寄托在砍掉一棵樹上，卻不知道，真正困住他們的，是早已失靈的指揮系統和一盤散沙的軍心。

杜聿明本人在指揮上也犯下了一連串致命錯誤。

他先是主張放棄徐州，全軍南撤。

計劃剛執行，又接到蔣介石空投的親筆信，讓他掉頭去解救被圍的黃維兵團。

這一來一回的折騰，徹底葬送了突圍的最后時機。

他連自己的嫡系邱清泉都快指揮不動了，邱清泉公然在電話里頂撞他，說解救黃維是“拿我們的腦袋往石頭上碰”。

整個指揮體系，在最高層就已經亂成了一鍋粥。

所以，再回到那場國宴上周恩來總理說的話。

當杜聿明略顯尷尬時，周總理舉杯為他解圍：“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嘛。

杜聿明先生從戰犯到公民，這也是一種壯士斷腕的氣概，難能可貴。”

“壯士斷腕”，這四個字用得恰如其分。

可惜的是，在那個決定命運的淮海戰場上，杜聿明沒有能力，也沒有魄力去“斷腕”。

他斷不了蔣介石從南京伸來的“瞎指揮之腕”，也斬不斷白崇禧在武漢扯后腿的“掣肘之腕”，更沒能狠下心來，砍掉自己指揮體系內部混亂、猶豫和迷信的“腐敗之腕”。

杜聿明的那句“只同意一半”，是他對自己軍事生涯悲劇的一個最后總結。

那一半敗給對手的賬，他認了，這是軍人的體面。

而被他藏起來的另一半，那本寫滿了內部傾軋、指揮失誤和人心渙散的糊涂賬，才是真正讓他無力回天的根源，也是他不愿輕易示人的一道心傷。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為第一批特赦戰犯走出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他的后半生，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

他余生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和撰寫那些決定了他前半生命運的文史資料。

那本雙重賬本，最終還是以文字的形式，一筆一劃地寫了出來，只是賬目，已然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