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特朗普：特朗普2.0執政一周年政策的中國智庫評估

編者按：2026年1月20日是特朗普第二次執政一周年。過去一年，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持續堅守在對美輿論戰前沿，，，累計發布對美研究報告、論文及評論文章100多篇。

早在特朗普第二次正式執政前的2024年底，人大重陽就曾發文，引起廣泛關注。值其執政一周年前一天（1月19日），人大重陽線上發布研究報告《“感謝”特朗普：特朗普2.0執政一周年政策的中國智庫評估》。該報告系統梳理并剖析了美國國內政治、經濟與外交政策的走向對中國“倒逼”效應，并自信地提出不妨“感謝”這幅“帝國黃昏”圖景，它恰是照見美式民主困境最真實的鏡子。現將報告全文發布如下： （全文約18000字，預計閱讀時間46分鐘）

核心摘要

站在中國視角，我們以一種辯證的清醒“感謝”這一周年：這聲“感謝”，絕非對霸權行徑的認同，而是對壓力所激發的“倒逼效應”的系統觀察，更是對中國制度韌性、市場潛力與戰略定力的自信審視。

●特朗普2.0以《大而美法案》上演“赤字魔術”。減稅擴支、債限飆升，以4.1萬億美元未來借款換取0.4個百分點的GDP“數字繁榮”。其結果卻是赤字增幅遠超經濟增幅，債務比率沖向124%，結構性失衡加劇社會分裂。我們“感謝”白宮這堂生動的反面教學，這出“寅吃卯糧”的杠桿游戲，最終證明宏觀政策如果只剩“極限透支”一個招式，再美麗的包裝，也掩不住里子被掏空的聲響。

●特朗普2.0揮動“對等關稅”大棒，本想重塑全球貿易、迫使制造業回流。結果卻是“傷敵八百，自損一千”。成本推高通脹，供應鏈更趨分散，盟友信任流失。而中國貿易在壓力下加速多元化，對美依賴驟降，科技自主反而提速。這出“美國自困”的戲碼，最終讓我們“感謝”這枚強效的“反向助推器”。

●特朗普的“經濟復興”演變為經典的滯脹困局。就業增長斷崖式下滑與關稅驅動的通脹頑固并存。所謂“制造業回流”伴隨的是企業裁員潮與社會不公加劇，而“美國優先”的代價是民眾購買力被系統性侵蝕。我們“感謝”這場生動的政策對照實驗，這幅“更貴、更慢、更不確定”的美國圖景，恰恰成為中國穩定市場與高效治理的最佳反襯。

●特朗普的“政府效率部”上演了一場政治真人秀。目標萬億節支，結果機構空轉、專業官僚遭清洗、政府停擺破紀錄。這場以“反官僚”為名的折騰，實則以政治忠誠替代專業能力，讓國家治理陷入“越改革越低效”的惡性循環。對此，我們“感謝”這出反面教材，它把“運動式整頓”與“制度型治理”的差別演繹得如此透徹。

●特朗普的移民“強硬轉向”，以國家緊急狀態為名行軍事化清場之實。數據上非法移民驟減，代價卻是社會撕裂加劇、勞動力市場受創、國際形象崩塌。這套將復雜問題粗暴簡化的“治理”，無意中削弱了美國的全球人才吸引力。我們“感謝”美國的反面實踐，讓中國憑借持續優化的創業環境、逐步增加的科研投入和廣闊的發展空間，成為更多國際人才的優選方向。

●特朗普以“恢復理智”為名，揮舞保守主義手術刀。廢除多元包容政策、單一官方語言、縱容執法暴力。這套組合拳讓社會裂痕從暗流演變為海嘯，將美國推向“內戰邊緣”。對比之下，中國致力于筑牢社會團結的橋梁。我們“感謝”這場激進的對照實驗，使“美式分裂”與“中式凝聚”的路徑差異如此清晰。

●特朗普對華發起貿易、科技、金融“三位一體”的極限施壓，關稅壘墻、技術封鎖、金融制裁無所不用其極。結果卻是中國貿易韌性增強、科技自主提速、金融防火墻愈加穩固。我們“感謝”這劑強力催化劑，非但未能遏制中國，反而成了我們強化戰略自主的最佳“壓力測試”。

●特朗普將盟友關系從“合伙”降格為“合同”，用關稅和軍費賬單重新定義“友誼”。結果是信任折損、盟友離心，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出現裂痕。我們“感謝”這份厚重的“戰略禮物”，美國上演“談錢傷感情”的現實劇，卻為中國拓展國際合作創造了意外空間。

●特朗普高調宣稱“調停沖突”，實則以軍事威懾、經濟脅迫肆意干涉拉美等國，將“門羅主義”升級為資源掠奪工具。這套新殖民操弄，讓“全球南方”看清了霸權承諾的空洞，主權與資源決策權被迫向華盛頓讓渡。我們“感謝”“美國優先”的霸權政策，它讓“基于規則的秩序”露出真容，為中國深化與發展中國家互利合作提供了最生動的反面教材。

●特朗普將“非常規”固化為常態。“推文治國”取代專業決策，“忠誠測試”凌駕科學評估，“瘋子理論”透支國家信用。我們或許應當“感謝”這架高效運轉的混亂引擎，這套旨在制造混亂、施壓對手的操盤術，最終卻成了中國戰略自主的加速器，自主創新體系加速完善，經濟發展韌性全面提升，也為中國深化與全球伙伴的互利合作、維護多邊主義提供了歷史機遇。

●特朗普的民粹主義操盤不僅未能鞏固基本盤，反而加速了民意分裂與政治極化。支持率下滑、聯盟內訌、制度公信力流失，構成一幅“共識真空”下的治理困局。我們“感謝”這場生動的政治解構課。這種自我消耗的政治生態，恰恰反襯了中國凝聚社會共識、保持政策穩定的制度優勢。

●特朗普執政周年，成了美國政治衰朽的加速器。官僚體系遭清洗，三權制衡名存實亡；社會撕裂深化為“一國兩制”的身份戰爭。中期選舉更可能引爆憲制危機，將美國推向“拉美化”動蕩。我們不妨“感謝”這幅“帝國黃昏”圖景，恰成為照見美式民主困境的最真實鏡子。它讓世界看清：虛偽敘事終會褪色，而立足于自身道路的穩健前行，才是歷史的真正選擇。

正 文

特朗普2.0執政屆滿一年，其以“美國優先”為名的系列政策，以罕見的激進性與單邊性沖擊全球。從國內經濟的“赤字魔術”到社會文化的“撕裂手術”，從對華“極限施壓”到對盟友的“合同制”改造，其軌跡清晰展現了一種以透支未來、瓦解共識、對抗合作為代價的治理模式。站在中國視角，我們以一種辯證的清醒“感謝”這一周年：這聲“感謝”，絕非對霸權行徑的認同，而是對壓力所激發的“倒逼效應”的系統觀察，更是對中國制度韌性、市場潛力與戰略定力的自信審視。我們清醒認識到其政策帶來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中國的立場始終明確：堅持原則底線，理性沉著應對，于風浪中化危為機，堅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

01

經濟政策分析

1

赤字魔術：

特朗普2.0經濟政策的“杠桿游戲”

特朗普第二任期執政一周年以來，其宏觀經濟政策延續并升級了“美國優先”核心邏輯，形成以《大而美法案》為核心的減稅擴支組合，將2017年到期的企業和個人減稅條款永久化，同時豁免部分加班與小費收入稅收，并大幅增加軍費及邊境安全開支，配套將聯邦債務上限從36.1萬億美元提升至41.1萬億美元。

短期刺激效應初步顯現，美聯儲前高級研究人員測算顯示，2025年額外退稅規模約1000億美元，推動上半年GDP增速提升0.4個百分點。但政策副作用更為突出：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測算，2025—2034年聯邦財政赤字將因此增加3.4萬億美元，2034年底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占GDP比例將升至124%。更關鍵的是，高利率環境顯著削弱了刺激效果，美聯儲維持的高位利率使得全年GDP增幅僅比基準情景高出0.32個百分點，且增長動能快速消退，形成“赤字增幅超經濟增幅”的失衡格局。稅收優惠的結構性失衡問題依然存在，大企業與高收入群體持續成為主要受益者，未能有效緩解社會貧富分化，反而因社會福利開支縮減引發民生爭議。白宮用4.1萬億美元的未來借款，換取0.4個百分點的“數字繁榮”，平均每100美元負債換不回3美元的額外GDP——這筆杠桿，比2008年次級貸還豪放。

一年復盤，“大而美”像一場豪華魔術：臺上道具是4萬億的赤字、5萬億的債務上限，臺下觀眾拿到的是0.03個百分點的年均增速、創十年新高的失業率，以及被剪刀差剪得越來越薄的底層收入。中國古語云“寅吃卯糧”，特朗普版翻譯叫“先爽了再說”；只是卯糧吃完，連寅糧都未必留得下。面對這樣一份“用未來的錢買今天的掌聲”的賬單，我們除了禮貌性地鼓掌，大概還要感謝白宮再次證明：宏觀政策如果只剩“極限透支”一個招式，再美麗的包裝，也掩不住里子被掏空的聲響。

2

美國關稅戰反向助推

中國貿易多元與科技自主

特朗普2.0政府以“對等關稅”為武器發起全球貿易戰，初衷是通過單邊施壓重塑國際貿易規則，迫使制造業回流以兌現“美國復興”的政治承諾。然而一年來的實踐表明，這場以鄰為壑的關稅戰，反而通過成本傳導、供應鏈紊亂與盟友反制，對美國自身經濟結構與戰略信譽形成反噬。

美國政府依據所謂《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對全球輸美商品加征10%至50%的基礎關稅，引發多國反制，“對等關稅”最高超過200%。特朗普政府還將半導體、稀土、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的技術與貿易問題全面“安全化”，肆意擴大出口管制清單，并脅迫盟友協同對華封鎖。這種將經濟工具徹底武器化的行為，嚴重破壞了二戰以來美國參與建立并曾主導的基于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其短期后果是迫使包括盟友在內的各國加速推進供應鏈自主與技術研發，長期后果則是從根本上動搖國際社會對美元體系、美國市場規則及技術標準的信任。當美國將所有貿易伙伴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甚至“制度性對手”時，也在親手拆解支撐其霸權地位的經濟合作網絡。所謂“美國優先”，在實踐中已演變為“美國自困”。

美國對全球發起的關稅戰，絕非僅僅是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或霸權主義的簡單體現，也不止于“美國優先”的狹隘做派，更超越了單純無視世貿規則、拒絕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范疇。特朗普政府所發動的，是一場以關稅為工具、以壁壘為手段，旨在對世界各國進行系統性掠奪的戰略行動。美國對全球發起的關稅戰破壞了二戰以來建立起的國際經貿秩序，抑制了跨境直接投資的增長，讓國際貿易增速放緩的同時，拖累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步伐，降低了包括美國人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福祉。美國關稅戰的結果是2025年中美貿易額銳減18.7%，但是中國—東盟、歐盟等地區貿易額持續增長，其中，中國與歐盟貿易額同比增長5.4%，甚至中日貿易額也同比增長4.5%。

最終，特朗普企圖通過加稅所彌補的美國貿易赤字不降反增，關稅也無法填補超過一萬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和美國財政赤字，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也逼近40萬億美元。這場史詩級的關稅戰還在路上，在韓國慶州中美元首會晤后，中美雙方同意推遲“對等關稅”及穿透式制裁一年時間。

盡管美國對華加征的綜合關稅水平高達47%（不算芬太尼的10%的關稅和24%的“對等關稅”的推遲），但是中國進出口貿易依然創出歷史新高，而且中國對外貿易順差額首次超過一萬億美元。中國依然是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只是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的占比從原來的20%左右降到不足10%。2025年，中美貿易額銳減18.7%，但是中歐貿易增長5.4%，中國與其他貿易伙伴的貿易額不降反增。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加征的關稅反而加速中國對外貿易和國際合作的多元化，成為加速中國科技自主的助推器。

3

就業疲軟與通脹反彈

暴露美國經濟治理的深層失靈

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成績單，核心關鍵詞是“滯脹壓力”。就業疲軟與通貨膨脹的異常組合，不僅暴露其經濟政策的短視，更揭示了內在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所謂“美國經濟復興”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假象。

制造業復興神話破滅導致就業市場低檔運行。表面上看，美國失業率仍維持在4.4%的相對低位，但這一數字掩蓋了就業市場正在發生的深層退化。2025年美國新增崗位僅約58.4萬個，創下2003年以來非衰退時期最慢增速，與2024年超過200萬個新增崗位形成斷崖式對比。這不是“充分就業”，而是企業在高度不確定性下集體進入“觀望模式”的結果。

特朗普將“制造業復興”作為核心政治口號，但現實卻是制造業繼續萎縮。2025年美國制造業流失崗位超過8.6萬人，成為就業拖累的重要來源。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數據顯示，美國企業全年宣布裁員超過120萬人，同比激增58%，為近四年最高水平。企業并未因關稅而加大本土投資，反而因成本上升和政策搖擺而選擇壓縮用工、推遲擴張。這種“低檔運行”的就業結構具有明顯的社會分層效應。青年和少數族裔成為最大受害者，青少年失業率高達15.7%，黑人失業率升至7.5%，顯示出經濟降溫正在加劇社會不平等。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已預計，失業率將在2026年底進一步上升至4.6%。美聯儲“褐皮書”多次指出，關稅與貿易摩擦帶來的不確定性正在抑制企業投資與招聘意愿。這正是特朗普經濟政策的“真實傳導路徑”。

關稅驅動型通脹持續侵蝕民眾購買力。與就業疲軟并行的，是頑固而反彈的通脹。2025年美國CPI在2.3%—3.0%區間劇烈震蕩，核心通脹最終維持在2.6%的水平，持續高于美聯儲2%的目標。這并非需求過熱，而是典型的成本推動型通脹，其核心引擎正是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與供應鏈擾動。

從鋼鐵、鋁材到日用消費品，關稅成本被系統性轉嫁給消費者。耶魯大學研究估算，短期內，價格水平將上漲1.2%，相當于吞噬每個美國家庭近1700美元的購買力。2025年8月將部分關鍵產品關稅提高至50%的“雷霆手段”，更被穆迪等機構警告可能引發持續性通脹風險。美聯儲因此被迫長期維持高利率，在“控通脹”與“保增長”之間陷入經典兩難：降息會刺激通脹，維持高利率則進一步壓制投資與就業。

由此形成的悖論十分清晰：如果通脹源于經濟強勁，就業應當同步繁榮；但現實卻是招聘停滯、裁員高企。這揭示了“特朗普式通脹”的本質。它不是繁榮的副產品，而是由貿易保護、供應鏈扭曲和政策不確定性人為制造的結構性通脹。所謂“美國優先”，最終演變為“美國更貴、更慢、更不確定”，其代價由企業和中產階層共同承擔。

美國滯脹困局反襯中國經濟韌性優勢。諷刺的是，這一切，正在無意中成為中國經濟韌性的最佳“宣傳片”。一方面，美國全力推高的關稅和正在面臨的通脹困境，成了中美宏觀治理的殘酷對照。當美國民眾為持續上漲的物價焦慮時，中國穩定的消費環境為內需擴大與產業升級提供了堅實基礎。其關稅壁壘本想遏制“中國制造”，結果反倒完成了一場全球供應鏈的壓力測試，證明了中國制造難以替代的成本與效率優勢。另一方面，其政策導致的美國市場不確定性與購買力損耗，加速了全球資本與企業的選擇。一個陷入滯脹疑慮的美國，與一個市場穩定、潛力巨大的中國，誰的吸引力更大？答案不言自明。從某種意義上，我們確實要“感謝”特朗普總統，他用美國的政策困局，生動反襯了中國道路的穩健與遠見。

02

國內政策評估

1

政府機構改革：

一場把政府折騰癱的改革實驗

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把“整頓聯邦政府”當作最醒目的內政旗幟：成立所謂“‘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DOGE）”，高舉“削冗、降本、提效”大旗，承諾要在聯邦政府節省1萬億美元開支。但事實上，在其不足一年的實踐中更像把政府當成試驗場，即“先把關鍵齒輪拆下來，再問機器為何不轉”。

第一步是造機構、立人設。DOGE以“圈外能人”馬斯克領銜，且僅是總統行政辦公室下設的非常規機構，天然帶有強烈的政治秀與輿論劇場屬性。問題在于，政府不是公司，公共服務也不是項目清單。DOGE一方面把節支目標喊得極高，另一方面又缺乏穩定的法理授權和跨部門協同機制，結果創造了一個不需國會批準的“特設機關”，卻因法律和體制掣肘步履維艱，業績僅完成20%，運行僅10個月便名存實亡。感謝特朗普，他用實際行動證明，口號式改革最容易產出“效率”的反面。

第二步是裁員與“機構失血”。特朗普延續并強化第一任期的思路，推動擴大政治任命對職業官僚體系的擠壓：把一部分專業崗位重新界定為“政策性崗位”，便于更換、解雇或邊緣化，就職9個月內即逼迫聯邦政府超20萬名雇員離職。它的效果不是讓政府更“敏捷”，而是讓組織更“脆弱”：經驗型公務員加速流失，專業部門對政策的連續性和風險把控能力下降，基層執行出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保守行為。更現實的后果是，關鍵環節一旦出現人員斷檔，就會迅速傳導為審批遲滯、數據中斷、監管松動與公共服務縮水。感謝特朗普，他以“反深層政府”為名，實質上削弱了美國行政體系最依賴的專業性與穩定性。

第三步是以財政僵局放大治理失序。在預算談判反復拉鋸之下，聯邦政府陷入停擺或接近停擺的狀態，行政部門借機推動更激進的人事調整與機構壓縮，把“關門”從政治對抗工具變成組織重構的杠桿。2025年10月，美國迎來史上最長聯邦政府停擺，長達43天，刷新紀錄。不出預料，被波及的往往不是抽象的“官僚”，而是最具體的公共服務鏈條：財政部、教育部等“偏向民主黨”部門遭清洗，食品安全檢查、國家公園維護等公共服務陷入癱瘓。即便停擺后補發工資、恢復運轉，組織信任與人心秩序也難以快速修復，人才外流與內部避險會長期化，形成“越折騰越低效、越低效越要折騰”的惡性循環。感謝特朗普，他把美國制度最怕的“非連續性沖擊”變成常態化治理手段。

總體看，這一年的“機構改革”呈現出明顯的政治邏輯：以“效率”之名行權力再分配之實，以“反官僚”敘事壓制專業官僚體系的抵抗，以“預算危機”制造可操作的改革窗口。其短期收益主要在國內政治動員層面，長期代價則體現在治理能力折損、政策執行碎片化與制度信譽流失。對中國而言，這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對照：現代國家競爭，拼的不是誰更會喊口號，而是誰能在復雜利益結構中維持治理的連續性、專業性和可預期性。說到底，確實要“感謝特朗普”——他用一年的反面示范，把“制度型效率”與“運動式效率”的差異講得再明白不過。

2

封堵與驅逐：

特朗普2.0移民政策的強硬轉向與后果

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將移民問題置于國內治理的核心位置，通過宣布國家緊急狀態、重啟邊境墻、擴大軍事化執法和全面收緊合法移民渠道，試圖在短期內解決長期積累的移民矛盾。這一系列政策在統計層面迅速改變了非法移民流動規模，卻也以制度撕裂、社會緊張和國際外溢為代價，暴露出美國移民治理困境。

一是以“緊急狀態”之名，強硬重塑邊境治理。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上任一年內收緊對美國移民政策，其力度和覆蓋范圍均超過第一任期。就職當天，特朗普即宣布美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大力打擊非法移民，暫停絕大多數庇護與難民程序，終止拜登時期“抓捕即釋放”程序。特朗普將非法移民定性為“入侵”，據此調動國防資源、軍隊和國民警衛隊參與邊境執法。美墨邊境被劃為“國家防御區域”，邊境墻建設重啟，美墨邊境迅速進入高度軍事化狀態。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稱，2025財年美國邊境巡邏隊在西南邊境入境口岸之間抓獲的人數達到1970年以來最低水平。

二是將復雜移民問題簡化為清場式遣返行動。特朗普政府提出“年度遣返100萬非法移民”的目標，取消此前按移民風險等級區分執法優先級的做法，將上千萬無證移民全部納入執法管控范圍。美國國土安全部2025年12月公布的60.5萬直接遣返人數雖然未達既定目標，但在計入190萬“自行離境”人員（self-deportations）后，非法移民離境總數超250萬；而布魯金斯學會最新研究指出，美國2025年出現至少半個世紀以來的首次凈移民負增長。這一“成效”在數據上確實接近既定目標，但其效果高度依賴強硬行政手段和高度軍事化的邊境執法配置。

三是合法移民渠道同步收緊并高度商品化。在合法移民領域，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以“國家安全”“公共負擔”等為由，限制40國公民簽證申請，無限期暫停75國移民簽證受理；同時對新H-1B申請加征10萬美元附加費，倒逼雇主僅招募頂尖外國人才，更推出“金卡”投資移民項目高價售賣永久居留權。用工成本的推升使得H-1B合格注冊數量較去年驟減約40%。留學生簽證與OPT實習計劃也被收緊，2025年秋季的新入學國際學生人數同比銳減17%，美國留學吸引力顯著下滑。

四是美國內部分裂加深，外溢效應顯著。強硬移民政策在美國國內引發廣泛爭議與強烈反彈。多地爆發抗議，關于出生公民權、快速遣返、地方執法授權的訴訟接連不斷，移民問題已然暴露出美國憲法與價值觀的深層沖突。經濟層面，農業、建筑等行業因移民勞動力驟減面臨用工壓力，勞動力增長放緩開始對經濟潛力形成拖累。外交層面，美國將部分移民管理壓力轉嫁至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同時在與這些國家的談判中曾以關稅威脅作為杠桿，迫使對方加強移民與邊境管控，這使得周邊國家在合作與不滿之間反復權衡應對。

對中國而言，特朗普在移民問題上過度用力，早已超越常規治理范疇，從政策層面到執行細節全方位削弱了美國長期以來的吸引力，更在全球范圍內打破了對美國自由、開放環境的幻想。在全球人才爭奪戰中，美國政策的收縮給了其他國家機會，而中國憑借持續優化的創業環境、逐步增加的科研投入和廣闊的發展空間，或將成為更多國際人才的優選方向。

3

撕裂與壓制：

保守主義下的社會文化政策影響

重回白宮以來，特朗普政府在社會體系方面，通過數十項行政命令、備忘錄、資金撥款調整等，對美國社會體系開展了多項類似“外科手術刀”的行動。特朗普政府的系列行動既逐步拆解了美國過去號稱“種族包容”的民主制度根基，也從側面印證中國在凝心聚力、社會保障方面維持長期穩定的任務艱巨與成就的得來不易。

一是癱瘓監督機制，推行“蒙眼執法”。上任首日，特朗普即宣布終止所有聯邦層面的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項目，包括撤銷多元化官員職位、取消相關資助與合同。隨后，美國教育部對提供“童年入境暫緩遣返”（DACA）學生獎學金的高校展開調查，并暗示機構若考慮多元化因素，學校可能失去聯邦資助；聯邦通信委員會對推行多元化的媒體公司也展開調查，并以否決并購相威脅，致使多家企業主動放棄相關計劃。司法部、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等機構更停止使用“差異性影響”分析，導致算法歧視等無明確意圖的不公行為難以被察覺和糾正。

二是社會分裂從“暗流”變成“海嘯”。2025年3月，特朗普簽署名為“恢復美國歷史的真相和理智”的行政令，指責拜登政府推行一種分裂的意識形態，以“虛假敘事”影響了史密森學會和國家公園等機構，表示將通過重建歷史敘事和恢復聯邦遺址來進行反擊。當史密森學會的博物館和展覽被迫移除種族不公的展覽內容時，卻使潛伏的社會矛盾加速浮出水面、激化為公開對撞。當社會失去共同記憶的同時，也失去了通過直面歷史實現和解的可能。文化的單一化，也在削弱社會包容的基礎。特朗普政府宣布英語為唯一官方語言，廢除聯邦機構向非英語使用者提供語言服務的義務，并縮減多語種援助項目，這些政策實質上將語言與文化差異構建為排斥性的邊界，削弱了多元社會應有的包容基礎。

三是國內暴力化與恐懼常態化。特朗普政府對執法暴力的縱容在過去一年有目共睹。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在街頭、居民家中甚至法庭內實施抓捕，導致人員“被失蹤”成為常態。2026年1月，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在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近距離槍殺抗議者蕾恩·古德，而特朗普政府公開辯護此舉為“自衛”，并將死者與左翼組織關聯。同時，美國聯邦政府還以“維穩”為名，在華盛頓、洛杉磯、芝加哥等多座城市大規模部署軍隊與武裝聯邦特工，在明尼阿波利斯等地，其規模已達市警力的五倍。這種國家武力以“保護”之名行威懾之實，正使美國社會氛圍滑向“內戰的邊緣”。

回首過去一年，特朗普以其激進的“社會實驗”再次凸顯了中國當前堅持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全過程人民民主等戰略的深層意義。中國的實踐始終在探索中前行，盡管并非完美，但在確保生存權、發展權等方面，展現了一條不同于當前美國道路的可能性。當特朗普政府忙于拆除連接不同群體的橋梁，中國則持續致力于修建更多、更穩固的橋梁，讓人民團結在一起。

03

外交政策審視

1

極限施壓與戰略韌性：中美全方位戰略博弈

一年以來，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政策核心，在貿易、科技、金融等領域出臺多項對外政策，發動中美貿易戰、中美科技戰、中美金融戰，其政策理念更激進，政策工具更極端，對華施壓達到了新高度。

從中美貿易戰來看，特朗普2.0實施以“對等關稅”為核心的全球貿易政策，其中以對華加征關稅最為激烈，引爆中美貿易戰。2025年2月1日，上任僅十余天的特朗普便簽署行政令，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加征10%基礎關稅。4月9日，又推出“對等關稅”政策，對華加征104%關稅，將中方補貼、增值稅等非關稅壁壘納入“對等核算”，直接挑戰WTO最惠國規則。此后至7月，美方進一步針對鋼鋁、汽車及零部件、芯片、藥品等行業定向加征50%、25%、15%—25%不等的專項關稅，形成“基礎+對等+行業專項”的復合稅率結構。

面對美方施壓，中方迅速反制，采取一系列措施，堅決抵制美方霸權行徑。中美貿易戰不僅沒有對中國貿易造成很大影響，反而增強了中國貿易的韌性。中國貿易頂住壓力，2025年出口仍實現6.1%增長，順差創新高。同時，中國的貿易多元化策略成效顯著。新興市場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占比超過51.9%，與東盟、非洲、拉美貿易增速顯著高于美國，成為貿易增長核心引擎。

從中美科技戰來看，美國通過出口管制、實體清單擴容、投資限制及人才打壓等多維度發力，聚焦芯片、AI、高端制造等“卡脖子”領域構建“技術隔離墻”。貿易科技方面，2025年3月起，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先后將54家中國AI、半導體企業列入實體清單，重點制裁中芯國際、華為等龍頭，并出臺“芯片出口管制三條指導意見”“50%穿透規則”，將管制范圍擴大至子公司；12月更是對H200芯片采取“有條件放行”措施，要求第三方審核、限制供應數量且25%銷售收入上繳美方。投資科技方面，2月發布《美國優先投資政策》禁止中國資本進入美半導體、AI、能源等戰略領域。人才科技方面，重啟已被拜登政府叫停的“中國行動計劃”，以“間諜威脅”為由加強對涉華科研人員的打壓，收緊中國學者簽證，限制中美高校敏感領域合作，試圖切斷中美科技人才交流通道。

面對美方的科技封堵，中國的科技自主創新能力顯著提升，科技創新水平顯著提升。在芯片、光刻機、AI、量子計算等領域實現關鍵突破。以DeepSeek為代表的大模型以低成本實現全球頂尖性能，開源生態覆蓋3000家企業，逐步探索出一條獨特的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路徑。

從中美金融戰來看，2025年美國對華的金融制裁范圍擴大、措施升級、流程延長，中美金融戰呈現出制度化、常態化、長期化的態勢。2025年美國通過雙向投資限制、資本市場圍堵、制裁清單擴容、支付結算封鎖、國際金融機構施壓等手段，疊加盟友協同，對華開展多項金融制裁，擠壓中企與中資金融機構的金融活動空間。例如，2025年2月擴大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審查范圍，禁止中國資本進入美戰略領域。5月起，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將中國3家銀行、5家支付機構列入“特別指定國民清單”，限制其美元清算，并施壓SWIFT切斷部分中資機構通道。

面對美方發動的金融戰，中國顯著提升了金融抗風險能力，金融防火墻更加穩固。中國持續減持美債，同步增持歐債、日債及其他高評級主權債，同步增持黃金儲備，分散美元信用與匯率風險。同時，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速。中國強化CIPS系統建設，2025年CIPS日均處理量同比增長42%，覆蓋18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全球第二大跨境支付系統。人民幣國際化與多元化成效顯著。

2

盟友關系重構：“合伙制”變“合同制”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一年以來，美國對其盟友體系的治理邏輯展現出交易化和成本化的特征，進而推動傳統同盟關系進入重構階段——從“合伙制”轉變為“合同制”。例如，美國在北約框架內強化以軍費分擔為核心的責任對價，將盟友投入與美國安全承諾進行更緊密的綁定，2025年6月的海牙峰會上，北約盟國承諾到2035年將國防及相關安全支出提高至GDP的5%，并要求提交年度路線圖，凸顯美國對歐洲的持續施壓；在印太方向，美國對盟友同樣強調負擔共擔與同盟功能外溢，韓國在既有駐軍費用分擔安排下仍面臨美方加壓與關稅威脅的雙重信號，盟友對美承諾的穩定性評估更趨謹慎。在俄烏問題上，特朗普更強調以結果為導向的停火交易并減少美國投入，通過施壓烏克蘭與歐洲承擔更多成本、推動快速停戰安排，引起了盟友對美國安全承諾長期可靠性的疑慮。可以說，特朗普以價格衡量同盟價值的做法，在盟友內部放大了各方對美國安全承諾穩定性與政策可預期性的疑慮，使跨大西洋關系從價值同盟層面滑向成本核算層面，同盟凝聚力與互信基礎受到沖擊。

特朗普帶來的美國盟友關系重構，其內在原因在于多個層面。首先，美國國內財政赤字與社會分裂不斷加深，特朗普政府更強調把錢花在美國身上，要求盟友承擔更多防務與安全成本，以緩解對外承諾的預算壓力。試想一下，“一個過去和你感情很好的朋友，當他不再跟你談感情，而是跟你談錢的時候，多半他自己手頭最近不怎么好過。”其次，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政治敘事強化了對盟友搭便車的負面認知，同盟被他重新定義為可量化的投入產出關系，安全承諾逐步與軍費、貿易讓利、產業配套等條件綁定。全球競爭從傳統軍事擴展到供應鏈、科技與產業政策，美國更傾向用關稅、準入與安全議題打包談判，把盟友體系轉化為服務本國經濟與戰略優勢的工具。最后，特朗普個人執政風格偏好雙邊施壓與快速兌現成果，相較價值觀與制度協調，他更關注可見的回報，把盟友關系從交朋友轉變為做生意，帶來信任折損與盟友對沖上升。

從中國視角看，特朗普這種合同制同盟關系改造，客觀上反而為中國創造了更大的戰略回旋空間。美國對盟友的持續要價與不確定性上升，削弱了其聯盟體系的凝聚力與道義感召力，使不少國家在安全、經貿與科技規則等議題上更傾向于分散押注、戰略對沖，不愿意再繼續無條件追隨美國對華強硬路線。對中國而言，這降低了外部形成穩定合圍的可能性，也為中國擴大多邊合作、深化與歐洲及“全球南方”的經貿與產業鏈鏈接提供了更寬松的環境。某種意義上說，特朗普以強勢施壓換取短期利益的做法，正在透支美國同盟信譽、抬高盟友離心成本，這恰恰讓中國更容易以穩定、可預期、互利共贏的姿態推進合作議程。

3

霸權行徑重塑全球對美價值認知

特朗普政府自我標榜，“在8個月內調停了8又1/4場沖突”，宣傳背后，世界越來越感受到，美國并不真正在乎其是否調停了沖突，而是為了加強對競爭對手遏制、加大對全球關鍵資源控制的力度。

在強化大國競爭、攫取盟友基礎上，特朗普政府對待“全球南方”國家的方式更加“直白”。以拉美中小國家為試驗田，通過軍事震懾、經濟脅迫等方式并舉，架空“南方”國家主權，管控“南方”國家行動。

拉美國家身處西半球首當其沖。2025年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宣稱，美國全球戰略的首要任務是實施“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以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軍事上，稱將“調整全球軍力部署，聚焦西半球的緊迫威脅”；經濟上，稱將“強化西半球關鍵供應鏈以減少對外依賴”“盡一切努力驅逐在西半球進行基建的外國公司”。為證明重返西半球不是說說而已，2025年，魯比奧出任國務卿后第一時間強逼巴拿馬重新審查其境內重要港口控制權；2026年伊始，在馬杜羅已經對美妥協情況下，美仍突襲委內瑞拉、強行控制總統馬杜羅夫婦。特朗普稱，將對委內實施“無期限管轄”，以實現美國“石油的平穩供應”；白宮辦公廳稱“將以對委內經濟控制為杠桿，迫使新領導層按美方要求行事”。正如英國《衛報》評論，這是將拉美中小國家當作試驗田，形成一種新的殖民式的控制。

對資源豐富的“南方”國家，特朗普政府提出所謂的“礦產換安全”策略，企圖用最低成本最大化對全球資源的控制。利用烏克蘭危機，特朗普政府與烏克蘭政府簽署了“美烏重建投資基金”協議，將烏克蘭自然資源“納入囊中”。首先是優先購買權，根據協議，美國合作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有權優先購買烏克蘭未來的采礦權；其次是明確利潤分成，協議規定，美國將獲得烏克蘭未來所有礦產、油氣資源等項目50%的開采收入；再次是資金來源與性質，協議指定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管理，排除其他各方參與開發可能。

越來越多“南方”國家發現，原本屬于其內政的決策權正向華盛頓的各類“審查委員會”讓渡。2026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吸收了《綜合對外投資國家安全法案》內容，全面加大了對外干涉與長臂管轄力度。世界經濟論壇《2026年全球風險報告》報告對此評價，世界正進入“競爭時代”，貿易、融資和技術被全面武器化。包括制裁、關稅、投資審查的“地緣經濟對抗”短期風險排名躍升至首位，有16個受訪國家將其列為首要風險。報告分析指出，由于主要大國強化了投資審查機制，“南方”國家在處理涉及本國核如鋰、鈷等關鍵礦產資源的外國直接投資時，如果因為不符合華盛頓制定的“供應鏈安全”標準而面臨次級制裁或市場準入限制，實質上失去了最終決定權，是主權功能的外部化、資源決策權的位移。

04

綜合評估

1

“非常規總統”的自我固化：

從破局者到混亂引擎

特朗普2.0的執政風格，堪稱“反建制”民粹主義的徹底固化。較之首任期，其風格已從“打破常規”演變為“以非常規為常規”。社交媒體不僅是其政治動員工具，更成為政策發布的直接渠道，形成了“推文治國”的獨特景觀。決策過程高度依賴個人直覺與小圈子忠誠測試，傳統官僚體系被系統性邊緣化。這種將國家治理簡化為商業談判與輿論操作的風格，使美國內外政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波動性與不可預測性。

在決策機制方面，特朗普2.0呈現出高度集中化與個人化的特征。這一決策模式在特朗普首個任期內已初現端倪，進入第二個任期后則表現得更為徹底。總統意志幾乎成為政策制定的唯一準繩，內閣會議淪為政策通報場合，關鍵決策均出自由親信、家族成員及商業伙伴構成的核心圈層。人事任命奉行“忠誠絕對優先”原則，任何專業性異議均被視作背叛行為。這種機制導致政策出臺前缺乏科學評估與風險研判，例如對華加征關稅等重大決策，均未經過充分的經濟影響分析，直接以行政令強勢推行，最終致使政策執行反復混亂，國家治理的嚴肅性也蕩然無存。

在權力運用方面，特朗普2.0將“瘋子理論”發揮到了極致。其核心邏輯是通過塑造非理性、不可預測的“瘋狂”形象，迫使對手在壓力下妥協。在貿易戰中，他威脅對中國商品加征145%的關稅；在科技戰中，肆意擴大“實體清單”的范圍；在外交領域，動輒以關稅手段要挾盟友。這種將國家信譽與戰略資源武器化的做法，雖然制造了短期的恐慌效應，卻嚴重透支了美國的戰略信用。由于相關政策缺乏連貫的邏輯支撐，不僅未能實現壓制對手的目的，反而導致美國陷入自我孤立的境地，盟友體系內部的裂痕也進一步加深。

在對華政策方面，特朗普2.0在貿易、科技、外交三個維度實施了全面激進的升級。貿易領域，通過加征關稅、出口管制、投資限制和金融制裁等手段，直接打壓中國經濟；科技層面，推出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產業政策，如“戰略國家制造倡議”與供應鏈回流計劃，意在削弱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增強美國自身的產業競爭力；外交方面，以“美國優先”強行捆綁盟友，試圖構建一個以意識形態劃線的西方聯盟，共同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一架構看似凌厲，實則因過分強調單邊施壓與對抗，忽視了全球經濟深度互聯的現實，導致其遏制成本急劇攀升，反噬效應日益顯現。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2.0極具壓迫性的對華戰略，客觀上成為了中國戰略自主的“最強催化劑”。

其一，科技封鎖激發創新浪潮。意圖“卡脖子”的極端技術封鎖，反而凝聚了中國“關鍵技術必須自主”的全社會共識。壓力轉化為動力，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關鍵領域研發投入激增，自主創新體系加速完善。華為昇騰AI芯片等突破性成果，正是“以壓促創”的生動例證。其二，貿易戰倒逼經濟韌性提升。高額關稅未能擊垮中國制造，反而推動中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對美貿易依賴度顯著下降，與東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大幅上升，中國市場潛力得到深度發掘，產業升級步伐加快。其三，“美國優先”疏離盟友，拓寬中國外交空間。特朗普政府對盟友無差別的貿易威脅與安全訛詐，嚴重瓦解了跨大西洋聯盟互信。歐洲、日韓等國加速推進“戰略自主”，這為中國深化與全球伙伴的互利合作、維護多邊主義提供了歷史機遇。當美國肆意退出國際協定、破壞多邊體系時，中國堅定維護聯合國核心地位，積極提供“一帶一路”等國際公共產品，填補全球治理的“領導力真空”。

2

政治生態重構：

特朗普2.0政策下的民意分化與制度失衡

據NBC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在特朗普白宮復職一年即將結束之際，美國成年人中對其的支持率為42%，不支持率為58%，較2025年4月的民調結果（支持率為45%，不支持率為55%），其支持率有所下滑，甚至在“MAGA”這一堅定支持者群體中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盡管這些變化規模不大，但其民意基礎的分化趨勢已可見一斑。

特朗普執政期間，以MAGA為話術紐帶、“美國優先”為核心目標，將保守派、民粹勢力、科技右翼等群體暫時捆綁為支持者基本盤，但這個植根于億萬富翁階級和下中產階級之間的民族民粹主義聯盟，終究無法調和各群體的根本矛盾訴求，故其政策的反復無常與承諾失信，必然導致民意基礎的內部瓦解。作為多民族國家，民粹主義天然會加劇社會分裂，而不論是與科技右翼代表馬斯克的結盟矛盾，還是因外交舉措、愛潑斯坦案相關政治爭議等引發的內部質疑，都讓這個缺乏穩固根基的支持者聯盟開始顯現出由現實利益沖突導致的撕裂狀態。特朗普的民意操作，本質上是用民粹主義透支美國社會共識，將民意異化為黨爭工具，最終讓美國社會陷入“共識真空”。

除了民意層面的分裂，特朗普2.0政府也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政治生態的失衡。其在移民、性別、教育等議題上采取排他性政策，在外交和經濟領域強調單邊保護主義，這些舉措進一步放大了兩黨的極化趨勢，標志著美國的政治極化從階段性現象演變為結構性新常態。特朗普通過攻擊“深層政府”、否定主流媒體、懷疑科學與專家等手段，在宣揚“美國優先”敘事以鞏固“沉默的大多數普通人”支持基礎的同時，也加速了制度公信力的侵蝕——信任缺失削弱治理能力，治理失敗又進一步加劇信任流失，讓美國陷入社會信任危機，國內矛盾頻發，在國際舞臺上也難以維持過往的領導力。美國政治體系的制衡失效客觀上削弱了其對華遏制的統籌能力，也讓世界看清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結構性缺陷。

從結果導向來看，特朗普用激進政策對美國民意根基與政治體系進行了一次深度“解構”，加劇美國內部分裂、瓦解其治理能力，使美國陷入持續內耗，無力對中國實施系統性、長效性的遏制，間接為中國的穩健發展注入了動力。對比之下，中國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凝聚全社會發展共識，在復雜國際環境中保持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彰顯了中國治理模式在凝聚民意、維護社會穩定上的優勢。可以說，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亂局，更能堅定中國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心，以制度優勢抵御外部風險，實現高質量發展，這也是對美“反華敘事”最有力的回擊。

3

帝國黃昏的瘋狂突圍：

美國政治衰朽的周年顯影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是美國政治衰朽的加速器。它無情地撕開了所有遮羞布，讓全世界看清了一個制度失靈、社會撕裂、霸權迷失的真實美國。這不僅是美國自身的悲劇，更是對盲目迷信美式民主者的當頭棒喝。在歷史的轉彎處，我們看到的是帝國晚鐘沉悶而凄厲的回響。

一方面，制度失能持續加劇，正從“破壞性重建”滑向“結構性崩塌”。這一年，白宮通過大規模恢復并執行“F條款”（Schedule F），將成千上萬具有決策影響力的職業技術官僚定義為“深層國家”的敵人并予以清洗，取而代之的是唯命是從的MAGA信徒。這種做法看似提高了行政指令的穿透力，實則是一種返祖式的“分贓制”回潮。它不僅剝離了行政體系作為政治緩沖區的專業彈性，更將國家公器異化為黨派私兵。司法與立法的傳統制衡功能在黨派惡斗下已名存實亡，法治本身正面臨被工具化為“政治武器”的風險。過去的一年，美國三權分立體系不僅未能有效遏制權力的暴走，反而淪為黨派互相絞殺的角斗場。行政部門利用行政令規避立法程序的頻次創下新高，而司法系統則在沒完沒了的政敵調查與反調查中徹底政治化。法律不再是定分止爭的最后防線，而是雙方手中的大棒。

另一方面，特朗普主義的固化宣告了新自由主義在美國本土的“腦死亡”，他以一種極其粗暴的方式終結了戰后八十年的精英共識。這一年推行的極端經濟民族主義與反全球化政策，證明了民粹主義不再是暫時的情緒宣泄，而是美國中下層階級對過去四十年全球化失敗的系統性反彈。特朗普成功地將共和黨徹底改造為代表特定選民基礎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這種意識形態的重組將影響未來數十年的政治版圖。執政一周年后的美國，藍州與紅州在墮胎、教育、槍支等核心議題上的法律鴻溝已擴大為事實上的“一國兩制”。這種極化不再是簡單的觀點分歧，而是演變為基于身份認同的殊死搏斗。特朗普作為這一歷史進程的催化劑，其權力的鞏固正是建立在對這種裂痕的利用之上。這種深層的社會撕裂是任何經濟數據都無法粉飾的文明創傷，由于缺乏共同的道德底座，美國霸權的衰落已從地緣政治層面內化為社會結構的解體。

2026年中期選舉將不再是民主程序的常規操演，而是一場決定美國國運走向是“不可逆崩塌”還是“休克式療法”的生死對決。在當前的政治生態下，2026年選舉將演變為一場生存之戰。民主黨將試圖利用民眾對激進改革的疲憊感進行反撲，而特朗普陣營則會全力鞏固國會優勢以確保遺產的延續。這不再是關于稅率或醫保的爭論，而是關于“誰有資格定義美國”的最后攤牌。選戰的資金投入、虛假信息的泛濫以及可能出現的選舉爭議，都將刷新歷史紀錄。美國引以為傲的權力和平交接機制與選舉公信力，將在這次選舉中面臨前所未有的失效風險，選舉結果本身可能成為新一輪動蕩的導火索。

“后特朗普時代”的繼承權之爭與政治暴力的常態化風險，將把美國推向“第三世界化”的動蕩泥潭。隨著任期深入，共和黨內部關于“后特朗普時代”路線圖的博弈將提前浮出水面。是以萬斯（J.D. Vance）為代表的、更具理論深度與冷酷執行力的“新右翼”接班，還是建制派回潮，將決定民粹主義是否會進化為一種長期的威權治理模式。與此同時，隨著制度性宣泄渠道的堵塞，街頭政治與極端抗議的風險顯著上升。未來幾年，美國可能進入一個政府頻繁更迭、政策朝令夕改、社會長期在低烈度動蕩中運轉的周期，這種“拉美化”趨勢將徹底擊碎美國作為“山巔之城”的神話。

回顧特朗普2.0這一年的“非常規”實踐，我們所感謝的絕非霸權邏輯本身，而是其施加的極端壓力，意外成為錘煉中國科技自立筋骨、加速經濟轉型進程、拓寬全球合作空間的“催化劑”。這場壓力測試充分證明，封閉打壓阻擋不了開放發展的步伐，零和博弈動搖不了合作共贏的潮流。中美博弈注定是長期而復雜的歷程，中國將繼續在復雜變局中保持戰略定力，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智慧與方案。歷史的諷刺意味在于，最值得“感謝”的或許是特朗普2.0通過自身的政策實踐，讓世界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什么樣的道路才真正通向可持續的未來。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筆團隊

王 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

蔡彤娟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劉 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敦志剛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劉錦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徐天啟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申宇婧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魯東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丁 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李佳瑩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龍 臣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吳奇聰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金 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中國人民大學全球領導力學院是中國高校第一所全球領導力學院。學院以“面向全球”“面向一流”“面向未來”為發展定位，以中外學生為培養對象，旨在培養更多符合時代需求、世界需求、中國需求的全球未來領導人和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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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向中國人民大學捐贈并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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