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特雷斯炮轟安理會：1945年的架構，撐不起2026年的世界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近期的一番直言，如同驚雷劃破國際秩序的沉悶天空。他毫不避諱地將矛頭指向包括安理會在內的全球治理機構，直指其“未能適應當前世界形勢”，更以“1945年的解決方案無法解決2026年的問題”的尖銳論斷，戳破了現有國際體系的深層困境。當他用“過時”與“無效”定義安理會在當下地緣政治分裂、國際法被公然踐踏的局面中的表現，這番罕見的強烈批評，不僅是對全球治理失靈的沉痛發聲，更折射出21世紀第三個十年國際秩序的尷尬與無奈。

1945年，二戰的硝煙尚未散盡，51個國家齊聚舊金山，共同搭建起聯合國這一全球治理的核心框架。彼時，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設置，基于戰后大國實力格局與維護和平的迫切需求，旨在通過核心力量的協同，遏制侵略、化解沖突。七十余年間，這一架構確實在諸多歷史節點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支柱。但時移世易，隨著殖民體系瓦解、新興經濟體崛起、地緣政治格局重塑，如今的世界早已不是1945年的模樣——全球人口從25億增至80億，主權國家數量翻了三倍有余，經濟全球化深度融合又遭遇逆流，地區沖突、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等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而安理會的構成與決策機制，卻仍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的設計，其代表性與適應性的缺失，早已埋下治理失靈的隱患。

古特雷斯的批判，絕非空穴來風。當下的國際舞臺上，地緣政治分裂愈演愈烈，陣營對立的陰影重新籠罩，國際法在部分國家眼中淪為“可選擇性遵守”的工具。安理會本應是國際爭端的“調解者”與和平的“守護者”，卻屢屢因大國博弈陷入僵局：部分常任理事國濫用否決權，使得安理會在應對重大地區沖突時束手無策；中小國家的聲音被忽視，其合理訴求難以在全球治理中得到體現；面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抬頭，面對“規則霸權”對國際秩序的沖擊，安理會往往難以形成統一立場，更遑論采取有效行動。這種“有力無處使”的困境，讓安理會的權威性持續受損，也讓全球治理陷入“誰都管、誰都管不好”的尷尬境地。正如古特雷斯所指出的，當國際法被公然違反，當沖突與動蕩持續蔓延，一個“過時”且“無效”的全球治理核心機構，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成為矛盾激化的催化劑。

呼吁安理會改革，并非新鮮話題，但古特雷斯此時的強烈發聲，無疑為這一議題注入了新的緊迫性。改革的核心，本質上是“代表性”與“有效性”的雙重回歸。一方面，現有安理會構成未能充分反映當前世界格局的變化，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嚴重不足，非洲、拉美等地區的代表性缺失，使得全球治理決策難以兼顧各方利益；另一方面，決策機制的僵化，尤其是否決權的濫用，導致安理會在關鍵問題上屢屢陷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困境，削弱了其維護和平與安全的核心職能。古特雷斯所倡導的改革，正是希望通過擴大安理會成員規模、優化決策機制、平衡大國與中小國家權益，讓這一核心機構重新煥發活力，真正適應2026年的世界形勢，承擔起全球治理的核心責任。

然而，改革之路注定充滿荊棘。安理會改革涉及權力格局的重新分配，觸及既有利益方的核心關切，各國立場差異巨大，共識難以形成。部分大國出于維護自身特權的考量，對改革態度消極甚至阻撓；中小國家雖普遍支持改革，但在具體方案上存在分歧；地區力量的博弈、意識形態的差異，進一步加劇了改革的復雜性。古特雷斯的批判，或許能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共鳴，但要將“呼吁”轉化為“行動”，將“共識”轉化為“成果”，仍需各國放下私利、凝聚合力，以長遠眼光看待全球治理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