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毅仁女兒嫁澳門富商家，葉劍英叮囑廖承志：問問周總理同不同意

1973年7月下旬，北京西長安街一部加鎖的直撥電話突然響起，拿起聽筒的是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負責人廖承志。來電者并非部下，而是遠在廣東的葉劍英。葉帥只說了一句話：“榮家的小女兒與馬家的二公子想成親，你先去征求總理意見。”十余秒通話，暗合著當年高層對港澳人士統戰工作的格外審慎。電話掛斷，廖承志立刻走向中南海西花廳，那個下午，一段橫跨粵、澳、滬三地的姻緣就此進入政治視野。

時間線若再往前撥，故事的源頭在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首次組織港澳工商界人士回內地參觀，南下觀光團的名單里，“永裕昌行”東主馬萬祺赫然在列。抵穗當晚，他在迎賓館后花園與葉劍英長談，席間兩人共同關心的竟是廣東驟然出現的糧荒。短短一夜，珠江兩岸積累的鄉情友情被重新點燃，葉帥指著地圖分析運輸通道，馬萬祺滿口答應出船出資。一來一往，彼此信任就像鐘表的齒輪，一卡一扣，再無倒退。

馬萬祺1919年出生于廣東南海，祖上經營藥材生意。他17歲闖蕩廣州市埠，三年后便把“廣大糖廠”做得遠近聞名。如果不是1938年廣州淪陷，他或許會繼續在珠三角耕耘糖業。抗戰浪潮把他推向香港、再轉澳門，靠海岸線生意起家，也在戰爭動亂里認識何賢、柯麟這一批愛國僑領。有人評價馬萬祺“見過錢更見過槍”，原因無他——1944年，他出資讓“葡法銀行”充當掩護，頻繁為新四軍轉運醫療器材和布匹。

與馬萬祺齊名的蘇州工商業者榮毅仁，比他大六歲。當馬氏在港澳忙著海上運輸時，榮氏在上海經營“榮氏兄弟面粉廠”，同樣飽嘗戰時物資短缺的艱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榮毅仁選擇留下，理由簡單：上海是家鄉，工廠也是命根子，不能拱手給別人。1955年，他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躋身國家經濟建設的高級顧問行列。到1970年代初，榮家在北京已然站穩，孩子們的婚事成了老父親新的牽掛。

再回馬家。1966年起，澳門雖遠在海外，內地風浪卻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他們。馬萬祺的長子馬有建留在北京首鋼，次子馬有恒就讀于暨南大學。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父子通信只能靠轉交。葉劍英顧及舊交，每逢春節派秘書送去水果點心，并用楷書寫一句鼓勵：“好好讀書，光明在前。”這張半頁箋紙，如今仍收藏在馬家舊宅內。對一個海外華商而言，這種體貼勝過千言萬語。

進入1973年，柯麟夫婦在北京的處境已有緩和，他最惦念的便是馬有恒的終身大事。一次聚會上，柯麟聊起“葉帥關照的孩子還沒談朋友”，榮毅仁夫婦隨口回了一句：“智婉也在單位忙研究，總沒遇見合適的。”就這一句，讓兩家長輩暗暗聯想。隨后，柯小麟當起紅娘，先讓兩位年輕人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散步，見面不到一個小時，兩人一句“挺聊得來”已把后續臺階鋪足。

然而時代特殊，家有海外背景的青年攀親大戶并非易事。榮、馬兩家思前想后，都覺得請葉劍英出面，既穩妥又體面。于是就有了文章開頭那通電話。周恩來聽完廖承志的匯報，微微一笑：“葉帥都看好了，何況兩家孩子自愿，有什么不同意的？”

8月8日，北京飯店八樓宴會廳燈火通明。來賓名單極為罕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葉劍英證婚，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道賀，港澳工商界代表坐滿一桌。相熟的人打趣說：“這婚禮就像一次小型統戰會議。”喜酒上，葉帥敬新婚夫婦一杯黃酒，只交代八個字：“同心同德，事業為先。”榮智婉點頭含笑，馬有恒鄭重應聲。這八字囑托，后來被兩家后輩反復提起。

婚禮之后，榮、馬姻親關系開始產生新的化學反應。馬萬祺在澳門推動“華南企業有限公司”擴大對外貿易，榮毅仁憑全國人大常委身份幫助打通報批渠道，雙方配合使得內地輕工產品首次批量進入葡國市場。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榮馬模式”被譽為境外資金、內地市場的雙向試水案例，雖然規模不大，卻給珠三角輕工業出口增添了第一手成功樣板。

值得一提的是，葉劍英在1970年代初對港澳工作的思考，并未局限于經濟援助。1974年，他對廣東省領導說過一句話：“要讓他們知道，港澳同胞的子弟在內地一樣可以實現個人價值。”從此，高教系統逐步試點招收港澳僑生；暨南大學在1978年恢復本科招生時，第一批港澳學生名單里，就有馬有恒的表弟馬有光。這些細節，往往被宏大敘事忽略，卻在無聲處打動人心。

時間推到1986年10月22日。葉劍英病逝，當夜澳門各界悼念萬人空巷。次日清晨，馬萬祺一家搭乘直飛北京的航班。靈堂內，老友已沉睡，生者行禮畢，自有千言萬語化作沉默。回澳后，馬萬祺在《澳門日報》撰文追憶：“葉帥救國扶僑之功，善莫大焉。”簡短一行，卻讓無數港澳華人淚目。

葉帥遠去，友情還在。1995年4月20日，《葉劍英傳》首發式舉行。馬萬祺特意從澳門帶來一條寓意“源遠流長”的金絲楠木雕龍，擺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榮毅仁亦到場致辭，回憶那場婚禮，“當時北京還沒流行拍彩色照，若有就好了。”臺下笑聲一片，昔日謹慎的“高層統戰婚禮”，多年后終于成了一個溫暖回憶。

翻檢公開檔案，大多記述葉劍英在軍政生涯的戎馬與謀略，卻很少提到他與港澳人士的私人情誼。事實上，從1950年幫廣東緩解糧荒，到1970年代關照馬家子弟，再到晚年倡議加強港澳僑生教育，他對“僑心”的重視始終貫穿。正因如此，廖承志那天接到電話時才會格外慎重：一樁婚事，在葉帥看來不僅關乎兒女情長，更關乎黨對港澳工作的深遠布局。

也有人問：若當年周恩來不同意，事情是否會有變數？答案其實留在周總理那句“葉帥既已贊成”里。高層默契，往往體現在這種短短幾個字。港澳華商在國家建設中發揮作用，需要穩定情感紐帶，也需要明確政治背書。這層邏輯，婚禮的順利舉行就是最佳注解。

馬有恒與榮智婉成婚后定居北京，一度在輕工業部工作，1980年代后期赴香港設立技術咨詢公司，繼續做兩地經貿橋梁。榮家后輩時常打趣：“我們這一代結合，兩岸三地親戚加在一起可以開半個宴會廳。”言語間，時代裂痕被親情抹平，亦是當年高層寄望的社會效果。

至今，澳門大三巴街內的一棟灰白老宅仍貼著馬家牌匾。門廳右側木柜，靜靜躺著一幀黑白照片，定格在1973年8月的北京飯店，小兩口身旁，葉劍英握住新人雙手，面露微笑；照片下角用鋼筆寫著“老驥伏櫪”四個楷字。那是葉帥三年前提前寫給馬萬祺的勉勵，如今又像是對年輕人暗暗托付：路在你們腳下，別忘了出發的方向。

歲月流逝，照片不語，卻昭示著一個簡單道理——彼此信任的種子一旦種下，即使置身風雨，也終會發芽成林。榮、馬兩家如此，國家與港澳的互動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