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河畔的風冷得刺骨。
康熙皇帝看著地圖長出了一口氣，心想終于把這幫北方來的“羅剎鬼”給安撫住了。
但這筆買賣，到底劃不劃算？
為了這一紙條約，中國放棄了貝加爾湖以東大片土地。
在當時看來，這簡直是“贏麻了”：用一塊種不出莊稼的爛地，換來了西北邊疆的一百年太平。
可康熙哪能想到，這塊他眼里的“雞肋”，三百年后成了咱們中國人心里永遠的痛——那可是個巨大的資源聚寶盆啊！
這么大一塊肉，就在嘴邊，為什么歷代王朝明明知道它的存在，卻死活不愿意把它吞下去？
這事兒，還得從一百年前那幫“不要命”的流浪漢說起。
時間倒回到1581年，也就是大明萬歷九年。
當張居正還在京城為了大明的財政改革愁得掉頭發(fā)時，遠在烏拉爾山西邊，有個叫葉爾馬克的哥薩克強盜頭子，正面臨著生死局。
這群被沙皇通緝的亡命徒，要么等著被剿滅，要么翻過大山去找活路。
葉爾馬克指著東邊的雪山吼了一嗓子：“翻過去，活路就在那邊！”
誰能信？
就這么不到840個亡命徒，扛著幾桿破火槍，竟然搞出了人類歷史上最瘋狂的擴張。
他們沒補給、沒地圖、沒編制，甚至連鞋都穿不暖。
推著他們往前跑的動力就一個字：餓。
不跑就是死。
這幫人的速度快得嚇人，從烏拉爾山一路殺到太平洋，橫跨歐亞大陸兩萬公里，只用了不到60年。
算下來，平均每天吞掉130平方公里。
啥概念？
相當于每天給俄羅斯增加一個中等城市！
他們就像一群餓瘋了的狼，沿著河流一路狂奔，遇到土著人，能打就打，打不過就修個寨子死守。
他們的邏輯簡單粗暴：只要插個旗子，收了皮毛稅，這地兒就是沙皇的。
對他們來說，這片土地不需要治理，只需要掠奪。
西伯利亞滿地的紫貂，那可是歐洲貴族眼里的“軟黃金”，是沙皇財政的救命稻草。
土地是戰(zhàn)利品，不是責任。
這就是戰(zhàn)斗民族那一套野蠻的生存法則。
可同一時候的北京皇宮里，算盤珠子撥得那是啪啪響。
不管是大明還是大清的皇帝，看著北方這片地，腦子里算的卻是另一筆賬。
大臣們拿著賬本哭窮：“皇上啊，那地方冷得尿尿都結冰，駐軍得花幾百萬兩銀子，最后能得到啥？
只有鳥糞！”
這才是中國歷代王朝放棄西伯利亞的真相：不是打不過，而是真的“虧不起”。
西伯利亞那是啥地方？
冬天零下五十度，大半年都被冰封著，鋤頭下去全是火星子——那是凍土啊！
在那個沒火車沒飛機的年代，從中原運一石糧食過去，路上人吃馬嚼，得消耗掉一百石。
這買賣，誰干誰傻。
這還不光是錢的事兒，還有個“面子”問題。
中國講究“王道”，占了一塊地，皇上就得對那里的百姓負責，得設縣衙、派官老爺、教化萬民。
要是這地連人都養(yǎng)不活，稅收不上來，孔孟之道也傳不下去，那占它干啥？
就像唐朝宰相姚崇說的：“隔山不打虎，隔河不問事。”
這是一種精打細算的“內斂思維”，對于中國皇帝來說，疆域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越“穩(wěn)”越好。
這種思維的差異，到了1689年的談判桌上，算是徹底爆發(fā)了。
在尼布楚，俄國代表絞盡腦汁想多占一寸，因為在他們眼里，寸土寸金；而大清代表索額圖呢？
他只想畫條明明白白的線，把這幫貪得無厭的俄國人擋在外面，好騰出手去收拾西北的準噶爾。
康熙的意思很明確：“核心地盤保住，邊邊角角的地方，拿去當緩沖帶吧。”
在清朝統(tǒng)治者看來，西伯利亞就是一道天然的“護城河”。
只要這道墻夠厚，誰在墻外面晃蕩，根本不重要。
這就是“筑墻思維”碰上了“拓邊思維”。
俄羅斯人選擇了生存，他們把西伯利亞變成了巨大的資源倉庫和流放地，不管能不能治理，先把地圈了再說；中國人選擇了生活，他們精打細算，絕不為了一塊“不毛之地”拖垮國家的財政。
看著今天的地圖，咱們心里或許會覺得憋屈、遺憾。
但在那個時候，這幾乎是必然的結局。
1689年的那個簽字，劃的不只是邊界，更是兩個民族的性格。
一個求穩(wěn)，筑墻自守，圖的是長治久安；一個求生，雖遠必誅，圖的是無限擴張。
歷史沒有如果。
西伯利亞的寒風吹了千萬年，它見過哥薩克的野蠻征服，也見過中華帝國的理性退守。
這片土地歸誰，真不是看誰拳頭硬，而是看誰骨子里的基因更適應。
不管是“精打細算”的放棄，還是“野蠻生長”的占有，都是那個時代為了生存做出的最優(yōu)解。
只是這代價，留給了咱們后人去心疼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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