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特朗普把格陵蘭威脅與錯失諾貝爾獎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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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國首都正手忙腳亂，試圖為圍繞該島的緊張局勢降溫。

特朗普總統為其日益強硬的格陵蘭追求又添上一層新含義。他告訴挪威，自己在被諾貝爾和平獎冷落之后，已不再需要“純粹為和平考慮的義務”。

在此之前，歐洲領導人本就已在竭力勸阻他，避免因格陵蘭問題引爆一場會重創跨大西洋關系的貿易戰。因為他在周末針對該島拋出一連串關稅威脅。

迄今為止，歐盟與英國一直克制，尚未公開揮舞報復性關稅，來回應特朗普的威脅。特朗普揚言：如果他們反對美國接管格陵蘭這一丹麥的半自治領地，他就將對他們加征10%的關稅。

歐洲領導人希望給這一迅速升級的議題降溫，指望特朗普不會兌現其承諾。

但周日，特朗普又給圍繞該問題的爭論拋出一記意外變數。他把對這座世界最大島嶼的追求，與自己錯失諾貝爾和平獎聯系起來。該獎項由設在挪威的委員會評定。

挪威首相約納斯·加爾·斯特勒（Jonas Gahr St?re）向特朗普發短信，表達對擬議關稅的反對。斯特勒稱，特朗普回復說：除非美國對格陵蘭擁有“完全且徹底的控制”，否則世界不會安全。

“考慮到貴國決定不給我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盡管我已經阻止了8場戰爭還不止，”斯特勒稱，特朗普在短信中寫道。“我不再覺得自己有義務純粹考慮和平，盡管和平仍將占據主導，但我現在也可以去思考什么對美利堅合眾國是有利和恰當的。”

特朗普曾給出多種理由，解釋為何希望這座礦產豐富、戰略位置關鍵的島嶼成為美國的一部分，但這是外界首次知道他把這種追求歸因于錯失諾貝爾獎。

總統長期以來就明確表露出贏得這一備受覬覦獎項的雄心。諾貝爾委員會曾在前總統貝拉克·奧巴馬第一任期內將和平獎授予他。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瑪麗亞·科里納·馬查多，也是最近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上周，她與特朗普在白宮會面時，將自己的獎章贈予特朗普。

周一，斯特勒表示自己已回復特朗普的信息。“我們指出了緩和局勢的必要性，”他在一份聲明中說，并補充稱，他已多次告訴特朗普，挪威政府對誰獲和平獎沒有任何決定權。

白宮未立即回應置評請求。

這種克制的回應折射出歐洲國家面臨的一個棘手現實：無論在經濟還是軍事層面，美國都深度嵌入歐洲的集體安全體系，以至于歐洲難以迅速揮拳反擊。

在布魯塞爾，歐盟官員與外交官極為嚴肅地看待美國以貿易手段迫使歐洲在格陵蘭問題上讓步的威脅，并將其視為跨大西洋關系發生根本性重塑的最新證據。

歐洲官員正在尋找一種回應方式，既能對總統作出反應，又不至于把局勢升級為更廣泛的貿易爭端，更不能在其貿易威脅面前在安全議題上低頭讓步。這場急促的外交攻防發生在一個“展示歐洲力量”的嘗試之后不久。那次嘗試中，數個國家向格陵蘭派出少量部隊，卻似乎嚴重適得其反，促使特朗普轉入進攻姿態。總統威脅要對參與派兵的國家加征關稅。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周日訪問韓國期間表示，派兵不應被解讀為“針對美國，而是針對其他行為體”。

“顯然，這里似乎出現了理解與溝通上的問題，”她說。

周日晚間，在歐盟成員國高級官員的一場會議上，討論重點是不要倉促作出決定，并把與白宮的外交溝通置于首要位置。官員們一致認為，歐盟需要在必要時做好反制準備，但不會成為采取升級步驟的一方。相反，他們會明確表示：如果特朗普推進相關措施，歐盟已準備作出回應。

德國財政部長拉爾斯·克林貝爾（Lars Klingbeil）周一表示：“我們正在與歐洲伙伴準備協調一致的反制措施。我們不會準備好接受勒索。”

去年四月，特朗普總統與挪威首相約納斯·加爾·斯托爾在橢圓形辦公室會晤。

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周一上午在全國講話中批評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威脅“完全錯誤”，但拒絕說明英國將如何回應。斯塔默率先采取了對特朗普低姿態迎合的做法，許多歐洲領導人隨后仿效。他說，他的主要目標是避免任何升級。“務實并不意味著被動，”他說。

這種爭取時間的做法，發生在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年初背景之下：特朗普反復聲稱美國必須控制格陵蘭，要么從丹麥手中買下，要么動用軍事行動。分析人士稱，如果特朗普以強硬手段迫使丹麥交出該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很可能會因此破裂。

特朗普承諾將從2月1日起對丹麥、挪威、瑞典、法國、德國、英國、荷蘭和芬蘭加征10%的關稅，并在6月1日把稅率提高到25%，在達成協議之前維持不變。

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外交政策專家索菲婭·加斯頓（Sophia Gaston）表示，鑒于特朗普反復強調控制格陵蘭屬于美國國家安全的優先事項，歐洲究竟能拿出什么作為緩和局勢、讓他擺脫困局的出口，目前并不清楚。她說，到頭來，歐洲外交充其量只能把美國在格陵蘭問題上的行動盡量拖延擱置，但最終仍需要某種安排，讓特朗普產生一種對該島擁有更大主權的印象。“我們能打的牌不多，”她說。

迄今為止，歐盟唯一采取的報復步驟，是實質上凍結了歐洲議會批準去年夏天歐盟與美國貿易協議的進程。歐盟早已擬定一份清單，若華盛頓繼續推進相關行動，歐盟可對價值超過1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征報復性關稅。該清單去年曾被暫時擱置，但除非歐盟采取措施延長暫停期限，否則將于2月7日生效。

德國與法國等國正在拋出一種從未動用過的工具的可能性。該工具常被外界稱作“貿易火箭筒”，允許歐盟在遭受他國經濟脅迫時進行反制。

這項反脅迫工具將賦予歐盟相當大的操作空間，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實施出口管制、對服務業加征關稅、限制知識產權，以及削弱美國公司在歐洲競標公共合同的能力等。

歐盟領導人將于周四晚間會晤，討論與美國的磋商以及下一步方向。但官員們表示，在華盛頓實際采取行動之前，他們不太可能作出最終決定。特朗普本周也預計將前往歐洲，參加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

外交官與官員稱，左右歐盟任何決策的一個重要考量，是各方都清楚華盛頓在歐洲防務以及對烏克蘭支持方面，對歐盟握有巨大的杠桿。這進一步強化了一種判斷，即歐盟決心不讓自己成為把對峙推向升級的一方。

歐洲官員還指出，只對部分而非全部歐盟國家征收關稅，將極難執行，因為歐盟以單一市場方式運作。歐盟委員會一名發言人周一表示，這在技術上并非不可能，但在官僚與程序層面要做到這一點會異常復雜。

不過，幾乎沒有人相信特朗普會把關稅威脅撤回。這將使歐盟與美國的貿易關系陷入一種持續的不確定性，而這正是歐盟領導人去年夏天同意與美國達成那份對歐盟并不對等的貿易協議時，原本希望避免的局面，該協議的形成也受到了特朗普要求的顯著塑造。

格陵蘭的法律地位與“主權印象”究竟能怎么設計？

文章暗示最終需要一種安排讓特朗普“感覺主權更大”，深入拆解丹麥王國架構下格陵蘭的自治權邊界，哪些權限在努克，哪些在哥本哈根，哪些涉及國際條約與防務，從而評估所謂“更大主權感”在法律上能走到哪里。

格陵蘭不是一塊可以被“談成”轉讓的地產，它是丹麥王國的一部分，同時又擁有一套足夠復雜的自治制度，足以讓任何想把“控制權”包裝成“主權”的政治敘事都在細節里卡殼。丹麥首相府對外說明寫得直白，按照丹麥憲法，締結國際法義務與執行外交政策的權力屬于丹麥政府與議會，且這一憲法權限不受格陵蘭自治法的限制。換句話說，格陵蘭可以擴張自治，但在對外承諾這件事上，最后簽字的人仍在哥本哈根。

這并不意味著努克只有象征意義。2009年《格陵蘭自治法》把權力劃分做成了“可轉移清單”，凡是被“接管”的領域，格陵蘭議會與政府可行使立法與行政權；更關鍵的是，自治法明確承認格陵蘭人民在國際法意義上的自決權，并寫入通往獨立的程序，獨立與否由格陵蘭人民決定，若決定獨立，丹麥政府與格陵蘭政府啟動談判，并需格陵蘭公投與丹麥議會同意。自決權與獨立程序的存在，意味著任何外部力量若試圖繞過格陵蘭本地政治去談“歸屬”，都會在合法性上先輸一局。

同一部自治法也解釋了所謂“讓特朗普感覺主權更大”的真正邊界在哪里。法條允許格陵蘭政府在某些條件下代表王國談判并締結僅涉及格陵蘭、且完全屬于其已接管領域的國際協議，但一旦觸及防務與安全政策，或涉及丹麥整體適用的國際義務，這條授權就不覆蓋。也就是說，能讓格陵蘭對外“伸手”的，是漁業、資源、環境、經濟等它已經接管的事務；能決定軍事與安全的，仍然是王國層面的權力。若有人把“主權印象”理解為軍事控制，那只能回到丹麥主權架構里去做文章。

資源則是另一條現實杠桿。丹麥首相府的公開說明指出，隨著自治法實施，格陵蘭已接管礦產資源領域并擁有地下資源利用權，資源收入主要歸格陵蘭自治當局，且會影響丹麥對格陵蘭的年度補貼安排。換句話說，格陵蘭在經濟命脈與資源開發上擁有更強的“實權”，這類實權更容易被包裝成“更大自主”，也更容易成為交易與投資的籌碼。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美國若要增加存在感，最可行的路徑往往不是改旗易幟，而是在基礎設施、采礦許可、港口機場、供應鏈與融資上把自己變成不可替代的伙伴，因為這會改變格陵蘭本地政治的成本收益，而不是只改變華盛頓的口號。

安全領域看似鐵板一塊，其實也有“在不改變主權前提下增加控制感”的空間，而這空間主要來自既有防務安排。1951年《格陵蘭防務協定》在文本中賦予美國在防區的廣泛使用與行動權，包括在格陵蘭境內防區之間自由通行與移動，并規定美國可在其負責的防區內行使排他性管轄權，同時強調應尊重丹麥主權與當地法律。美聯社也指出，格陵蘭的皮圖菲克太空基地基于這類防務安排運作，承擔導彈預警、防御與太空監視任務。這里的關鍵在于，“控制”可以被做成權限組合，例如擴大防區范圍、增加設施、強化任務，而不必在法理上把領土歸屬改寫為“美國擁有”。但這種組合需要丹麥同意，也繞不開格陵蘭民意，因為歷史記憶會反噬。華盛頓郵報對冷戰時期美軍基地擴張引發的社區遷移與長期創傷有細致報道，并提到格陵蘭自治當局后來被納入相關防務安排的演進脈絡，這類歷史會直接影響今天任何“加碼存在”的政治可行性。

因此，所謂“主權印象”的設計題，本質是三道約束的聯立方程。第一，道義與程序約束來自自決權與獨立路徑，任何繞開格陵蘭人民的安排都缺乏持久合法性。第二，法律約束來自丹麥憲法與自治授權的邊界，防務安全不在格陵蘭的單方權限里。第三，現實約束來自利益與記憶，資源開發與安全合作可以擴張。

但每一步都會觸動格陵蘭社會對外來力量的舊賬與新賬。真正值得你繼續深挖的不是“美國能不能買到”，而是“哪些權限組合在文本上可行，在政治上可賣，在社會上可承受”，因為答案不在口號里，而在制度細節與激勵結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