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此人犧牲31年，毛主席沉默良久：他曾為黨和人民做出重要貢獻

2026年1月9日，為了弘揚隱蔽戰線優良傳統，河南省國家安全廳舉行了一次，隱蔽戰線先烈后人進警營活動暨吳石、武胡景烈士相關檔案捐贈儀式。

當時，我黨隱蔽戰線的吳石、朱楓、武胡景、石健民的后人也都出席了這次活動，吳石、武胡景烈士的后人還在活動上講了話。

圖|武胡景（武懷讓）

在上面提到的四個人里面，有關吳石、朱楓的事跡我們并不陌生，他們打的情況我們之前就已經介紹過數次，況且還有《沉默的榮耀》這部電視劇在。

石健民烈士是我黨早期歷史上的著名的交通員，他入黨是在1926年，卻一直擔綱交通員的重任，曾給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紅25軍以及黨中央之間傳遞情報，于1940年犧牲于安徽金寨，因工作高度保密，他本人甚至未能留下照片。

有關他的事跡后續如果有機會我們單獨聊。

今兒我們聊一聊武胡景。

1

不少文章中都稱，武胡景曾擔任過紅軍最高軍事職務。這應該主要是指1932年1月，武胡景曾調上海任臨時中央軍事部部長，1933年1月臨時中央軍事部改為上海中央局軍委，武任上海中央局軍委書記

不過，這里的紅軍最高軍事職務的說法有欠妥當。

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政治局是1931年9月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成立的臨時中央領導機構。

1931年1月7日，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并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委員9人，候補委員7人，合計16人，由于當時上海正處于白色恐怖之中，加之當年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叛變，上述16人至當年9月時，在上海的僅有周恩來、盧福坦、陳紹禹（王明）、劉少奇4人。成員不足半數，代表不了多數人。

更重要的是，那時周恩來也即將到中央蘇區（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王明也將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

那時的中央政治局已經無法履行正常的工作任務，于是中共中央才在共產國際建議下，組建了臨時中央政治局。

圖|武胡景（武懷讓）的遺物

1931年9月22日，臨時中央局成立，成員包括盧福坦、博古、張聞天、李竹聲、陳云、康生、黃平、劉少奇、王云程。會上成立了中央常委會，成員是：盧福坦、博古、張聞天、康生。

那時，因為顧順章、向忠發先后叛變，武胡景是被緊急調往上海，出任臨時中央軍事部部長。

1933年1月，臨時中央遷往中央蘇區，原臨時中央軍事部也改為上海中央局軍委（上海中央執行局是作為臨時中央的派出機構在上海），武胡景任上海中央局軍委書記，主要負責白區軍事、軍運、打入國民黨機關和敵軍內部工作，保證與中央蘇區的交通聯系，為中央蘇區提供敵情動態、軍事情報、軍需民用物資等。

也就是說，武胡景的職能中，其實并不包括蘇區的軍事工作。

不過，從側面也不難看出，當時黨對武胡景能力的認可。

武胡景是河南孟縣人，1899年出生。

年輕時的武胡景便致力于學生運動，曾有過多次被學校開除的記錄，至1921年夏考入唐山交通大學預科，受到如共產黨人鄧培的影響，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從而為他后來參加革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1年，武胡景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1922年10月，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武胡景率領交大學生舉行罷課以及示威游行等活動，后被北洋政府鎮壓，作為學生運動領袖的武胡景也遭到通緝，還是在同學的掩護下，躲在一個蘇聯籍進步老師的家中，這才躲過了劫難。

至1923，武胡景年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擔任唐山團地委和交大黨團組織負責人。

1924年4月，武胡景被黨組織選派去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先后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莫斯科支部書記和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書記。

1928年秋，武胡景回國，被黨組織派往山東工作，先后任中共淄博特委書記、青島特支書記。

武胡景任青島特支書記之前，青島的工人運動正處于低迷，但武胡景到任后不久，就改變了當地工人運動頹廢的形勢，青島的黨組織也進一步得到了發展。

也正因為如此，當時山東省委遭到敵人破壞后，武胡景與工人出身的王進仁（時任青島市委書記）先后調濟南，主持山東省委工作。

1929年4月，不料抵濟南工作僅兩個月，武胡景就被叛徒出賣被捕，并與前任山東省委書記鄧恩銘、省委秘書長何自聲等關押在一起。

得益于武胡景在獄中并未暴露身份，他與其他被捕的黨員同志一起成立了獄中黨組織，并積極籌劃越獄。

同年7月21日星期天，武胡景趁著獄中看守松懈之際，與鄧恩銘等十八人沖出了監獄，然而遺憾的是，由于鄧恩銘受刑太過，身體極度虛弱，逃出不久即被捕，只有武胡景、何自聲等六人順利逃脫。

不久之后，武胡景等人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匯報了獄中斗爭的經過。

不過自此以后，武胡景也沒有再返回山東，而是先后被派往河北、東北，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2

1932年1月，為應對上海白色恐怖和顧順章、向忠發叛變后的危機，武胡景奉命從哈爾濱赴滬接任臨時中央軍事部部長。

根據資料記載，當時東北天寒地凍，武胡景年僅1歲的女兒武華差點凍死在半路上。

1933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定將原臨時中央軍事部改為上海中央局軍委，武胡景的職務也改成為上海中央局軍委書記，

同年5月，武胡景接替潘漢年負責中央特科的工作，，當時任臨時中央軍委委員的王世英，還在武胡景的支持下，重建了紅隊。

武胡景極擅長交際，又極富地下工作經驗，在他的主持下，中央特科織了一張嚴密的情報網絡，甚至還能直接從蔣介石設在南昌的“剿匪”總司令部直接獲取情報。

根據資料記載，在中央蘇區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期間，武胡景主持的中央特科曾給中央蘇區送去了大量的軍事情報，一份標注贛東北敵軍火力點分布的情報，直接幫助紅軍在第四次反“圍剿”時的黃陂戰斗中繞開敵主力，殲滅國民黨兩個師。第五次反“圍剿”期間，時任國民黨江西贛北德安“剿共”總司令莫雄獲得蔣介石的軍事計劃后，也是武胡景派特科骨干項與年送到中央蘇區的。

根據曾任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建國后出任山西省委書記、山西省長的王世英回憶，他是1933年2月調上海中央執行局任軍委委員的，并負責情報部的工作。

有一次，武胡景因遭到叛徒出賣，被國民黨當局大批軍警憲特堵在會議現場，當時王世英接到情報，稱只有叛徒一個人認識武胡景，于是王世英親自帶隊開進了會議現場，并利用熄燈之際，擊斃了叛徒，并掩護武胡景順利逃脫。

不過，新成立的上海中央局后來多次遭到了敵人的破壞，甚至于在1935年6月成立的上海臨時中央局，也陸續遭到了破壞，大批同志相繼被捕。

1935年8月，王明、康生從莫斯科發來指示，表明上海當時不需要任何中央組織，至此上海中央局（包括上海臨時中央局）正式結束了歷史使命。

作為原來臨時中央局軍委書記、上海中央局軍事部長，武胡景當時已經受中央軍委委派前往蘇聯（1935年），后來還曾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并被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

武胡景抵達莫斯科后，他向共產國際提交遵義會議詳細報告，還在在七大會上發言批評 “左” 傾冒險主義。

1936年8月，武胡景參加完一次會議后，被兩名男子強行塞進汽車帶走。

從此以后，武胡景就失去了下落。

3

武胡景1935年去莫斯科，是帶著妻子侯玉蘭一起去的。

根據侯玉蘭的回憶，1936年8月一天，丈夫武胡景從外面回家敲門，等她打開門一瞧，門口卻沒見一個人。

武胡景失蹤后，侯玉蘭曾四處尋找，還找過共產國際、蘇聯內務部，中國駐蘇使館，但各方面均回復“不清楚”。

新中國成立以后，侯玉蘭給黨中央寫信，請求追查丈夫下落，此事引起了周總理高度重視。并特意囑咐外交部致函蘇聯駐華使館核查，結果蘇聯駐華使館直接以“檔案未整理”為由拖延。

1957年，經濟學家孫冶方將 “1936 年蘇聯內務部處決人員名單” 交給中央，名單中 “武胡景（中國籍，罪名：莫須有）” 的記錄。

至此，武胡景才被證實已犧牲。

不過，這也有了一個疑問，武胡景到底是如何犧牲的呢？

在相關的資料記載中，武胡景是背負著“托派奸細”的罪名，遭到蘇聯內務部逮捕秘密殺害的，至1953年，蘇共中央為武胡景做了平反。

2006年3月9日，新華社在《永遠的豐碑》中稱：

“1936年，在蘇聯肅反期間，因反對王明、康生的錯誤，武胡景受到誣陷迫害犧牲。”

綜合整理來看，武胡景的遇害，當時是有一個大背景在的。

蘇聯肅反運動，亦稱為大清洗是指1934年在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執政下，爆發的一場政治鎮壓運動，至1936年，蘇聯共產黨內進行的肅反運動日益擴大化，特別是這年8月，莫斯科舉行了對“反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的公開審訊，對“托派”、“奸細”的斗爭更加劇烈，斯大林更是主張要從肉體上消滅“托派”、“奸細”。

“托派”、“奸細”后來就被合在一起。

根據蘇聯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的要求，當時在蘇聯的中共代表團也對“托派”、“奸細”進行調查，導致了當時不少在蘇聯的黨員被捕，特別是在王明、康生的影響下，這個范圍后來也逐漸擴大。

當時為了響應共產國際號召，中共代表團對每個在蘇聯的中國僑民、學生進行普遍的審查過程，特別“對上海特科工作進行了專門的”調查。

根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武胡景烈士被逮捕遭錯殺原因考析》，武胡景后來被牽連其中，是因為從1933年開始上海中央局以及上海臨時中央局多次被敵人破壞，而武胡景作為中央特科的負責人，受到了最直接的懷疑。

當然，不光是武胡景受到了影響，原來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主要領導成員在當時都受到了審查，比如歐陽新、賀昌熾、侯志等人。

賀昌熾于1938年在蘇聯犧牲，上世紀五十年代獲得平反，后被中國民政部門評為“烈士”。

本來這件事情只要調查清楚就完全沒問題，可問題在于當時蘇聯肅反運動已經擴大化，中共代表團當時在蘇聯也深受其影響，特別是還有王明、康生等主要領導人積極參與，所以造成了后來不可挽回的后果。

1936年3月初，米夫與中共代表團給共產國際調查的結論是：

“國統區黨的形勢極為嚴峻。[中共]上海中央局由于奸細活動在1935年已完全暴露，特科落于奸細手中。”

也差不多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武胡景、歐陽新、賀昌熾已經被懷疑是“奸細”，而1935年以后上海臨時中央局的負責人劉仲華，當時也受到了懷疑，但他并沒有到蘇聯，而是被蘇聯拒絕入境，后來直接同黨組織斷了聯系，一直到1953年，劉仲華才被批準重新入黨，1980年后獲得正式平反（劉1970年去世）。

（根據相關資料描述，武胡景被捕情形以及事由到底是如何，還有待更多資料佐證）

武胡景被害時，年僅37歲。

建國后，毛主席得知武胡景已經犧牲的消息后，還沉默了很久，毫無疑問，在毛主席的心里，武胡景是對中國革命有大貢獻的人。

1957年6月，毛主席親筆簽發《關于追認武胡景同志為革命烈士的決定》，并給烈士家屬頒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