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議員可再參選，日本政治底線在哪？

文︱陸棄

當自民黨高層以一句“上一次選舉中的安排意味著他們已經贖清罪責”，為涉入“黑金”丑聞的議員重新打開參選通道時，日本政治并未發生突變，卻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長的回歸。它回到的，并不是某個具體派閥的權力布局，而是一種長期存在、卻在丑聞爆發后短暫被壓抑的政治邏輯：責任是階段性的，懲罰是策略性的，而制度反思，則可以被無限期推遲。

這一決定發生在選舉周期臨近之際，看似是黨務操作中的一次技術性調整，實則折射出更深層的結構性選擇。2023年底，“黑金”問題曝光，自民黨多個派閥被揭出通過政治籌款派對券的銷售指標，形成事實上的回扣與賬外資金流動。事件之所以引發強烈反響，并不在于其違法性是否明確，而在于它觸及了日本政治長期依賴的資金—派閥體系的灰色地帶。公眾的不滿，指向的并非個別議員，而是制度性縱容。

在2024年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曾試圖以“克制參選資格”的方式回應輿論壓力，部分涉事者失去黨內背書，重復參選被暫時叫停。這一姿態，在當時被解讀為對政治倫理的最低限度回應。然而，僅僅一個選舉周期之后，這套倫理敘事便被重新改寫。“贖清罪責”成為新的關鍵詞，暗示只要經歷過一次政治代價，責任便已履行完畢。

問題正在于，這種“贖罪”的衡量標準究竟來自何處。它不是司法裁決的結果，也非制度改革的成果，而是黨內協調的產物。責任不再由規則界定，而由時間消解；懲罰不再以行為性質為依據，而以選舉周期為單位。政治倫理在此被轉化為一種可調度的資源，而非不可逾越的底線。

這一轉向，與自民黨當前的權力結構變化密切相關。隨著高市早苗上臺，黨內更加強調凝聚力與動員能力。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劇、執政基礎承壓的背景下，維持派閥內部的支持，往往被視為比回應公眾期待更為緊迫的任務。涉事議員，恰恰掌握著地方組織、資金網絡與選舉經驗，他們的回歸，被包裝為“現實需要”。

然而，這種現實主義并非沒有代價。它向社會傳遞的信號是明確的：政治丑聞的成本是有限的，只要挺過風口期，體制最終會為你重新安排位置。對于公眾而言，這意味著道德譴責被制度吸收，憤怒被時間稀釋，而結構性問題則繼續留在原地。

更值得注意的是，“黑金”問題并非日本政治的偶發異常，而是長期存在的制度副產品。派閥政治、政治資金、選舉動員之間的關系，構成了一套高度穩定卻缺乏透明度的運行機制。每一次丑聞曝光，都會引發短暫的道德震蕩，卻極少觸及制度根基。當涉事者被允許“重復參選”，這種機制便再次獲得確認。

在這一過程中，選民的角色被悄然弱化。理論上，選舉應當是責任追究的重要場域，但在高度組織化的政黨體系中，候選資格本身已是權力分配的結果。當黨內決定先于選民判斷，民主程序便被壓縮為形式。選民仍然投票，卻難以真正決定誰應當退出政治舞臺。

這一邏輯并非日本獨有，但在日本語境中尤為顯著。長期執政的政黨，往往更擅長將危機轉化為內部整合的契機。丑聞不再是改革的起點，而是一次“壓力測試”，用于篩選忠誠與可控性。通過這一測試者，反而可能在回歸時獲得更穩固的位置。

從更長的歷史視角看，日本政治并不缺乏反思資源。無論是戰后民主制度的建立，還是多次政治改革嘗試，都曾試圖削弱派閥與金權政治的影響。但這些努力，往往在現實操作層面被逐步侵蝕。當制度改革缺乏持續的社會壓力與政治意志，它便容易淪為象征性動作。

“已贖清罪責”的說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顯得格外刺眼。它并未回答公眾最關心的問題：規則是否改變，機制是否修復，類似行為是否還會發生。它只是宣告，一個階段已經結束，而下一個階段可以在幾乎不變的條件下繼續。

政治倫理的真正考驗，并不在于是否有人被暫時犧牲，而在于制度是否因此調整。如果責任只能通過時間來沖淡，而無法通過規則來界定，那么每一次丑聞，最終都將成為下一次丑聞的鋪墊。

當涉事議員重新站上競選起跑線，日本政治并未失去秩序，卻顯露出一種更為隱蔽的疲態。那是一種對自我糾錯能力的消耗，對公眾信任的透支。民主并不會因一次決定而崩塌，但它會在一次次看似合理的妥協中，逐漸失去應有的張力。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這些議員是否“贖清罪責”，而是這個體系，是否已經習慣于原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