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軟弱”成為原罪，格陵蘭爭端中的強權邏輯回潮

文︱陸棄

1月中旬，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電視鏡頭前，為一項原本難以想象的政策辯護：以加征關稅為手段，迫使歐洲國家接受美國“全面、徹底購買”格陵蘭島。他給出的理由直白而刺耳——歐洲的“軟弱”，決定了美國“必須接管”。這番表態之所以引發震動，并不只在于其粗暴，更在于它幾乎不加掩飾地揭示了一種正在回潮的國際政治邏輯：主權不再神圣，規則不再優先，力量本身被重新塑造成合法性的來源。

格陵蘭島并非新問題。冷戰時期，美國就曾覬覦這一北極要地，原因從來清晰：地緣位置、軍事前哨、能源與航道潛力。然而，長期以來，這一議題始終被包裹在同盟協商與國際法框架之中。如今的變化在于，美國政府首次將經濟脅迫、關稅工具與領土訴求直接捆綁，并且公開宣稱，這是為了“避免熱戰”。換言之，經濟制裁被描述為一種更“文明”的強制手段，而被制裁者的拒絕，則被視為不理性甚至不負責任。

這一邏輯的核心，是對“軟弱”的重新定義。在貝森特的敘述中，歐洲之所以不配擁有格陵蘭，是因為它無法有效維護北極安全，無法承擔戰略責任。強大者接管弱者的資產，被包裝為一種秩序維護行為。這種話語并不陌生，它曾在19世紀的殖民擴張中反復出現，如今卻在21世紀的跨大西洋關系中被重新啟用。不同的是，當年的殖民話語至少還需要文明使命的修辭，如今則幾乎只剩下力量本身。

關稅在這里不再是貿易工具，而成為地緣政治的杠桿。對丹麥、挪威、德國等八國的統一加稅，釋放出的信號十分明確：美國不再區分盟友與對手，只區分順從與不順從。這種做法直接沖擊了二戰后建立的同盟體系基礎。跨大西洋關系之所以能夠維系，并非因為利益完全一致，而是因為存在最低限度的規則共識——即便存在分歧，也不能通過赤裸裸的經濟脅迫來解決領土問題。

更深層的風險，在于這種策略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一旦關稅被成功用于迫使盟友在主權問題上讓步，那么未來的談判邊界將被徹底打破。今天是格陵蘭，明天可能是能源、港口、數據基礎設施。規則一旦被證明可以用力量繞開，理性選擇便會向對抗傾斜。歐洲八國聯合聲明中提到的“危險的惡性循環”，并非修辭，而是對現實路徑的冷靜判斷。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內并非鐵板一塊。民主黨人與部分共和黨議員對這一策略的反對，恰恰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擔憂的并不僅是外交后果，更是制度風險。當行政權力可以隨意將關稅工具轉化為領土談判籌碼，國會的制衡、國際承諾的穩定性都會受到侵蝕。所謂“戰略眼光”，在缺乏制度約束時，極易滑向個人意志的擴張。

歐洲的處境同樣復雜。長期依賴美國安全保護，使其在戰略自主上步履維艱。北約框架下的安全外包，換來了經濟與社會模式的穩定，卻也削弱了獨立應對危機的能力。當美國以“你們不夠強”為理由要求接管資產時，歐洲發現自己很難用同等力度反駁。這種結構性不對稱，并非一朝形成，卻在格陵蘭爭端中被徹底暴露。

然而，將這一切簡化為“歐洲軟弱”與“美國強大”的二元對立，本身就是一種危險的誤導。國際秩序并非由單一強權維系，而是依賴多方對規則的共同遵守。美國在冷戰后長期扮演的角色，并不只是最強大的國家，更是規則的塑造者與維護者。當它開始否定這一角色，轉而以赤裸的力量邏輯行事，其短期收益或許可觀，長期成本卻難以估量。

格陵蘭島的民意同樣不應被忽視。無論貝森特如何宣稱“這對格陵蘭最好”，真正的決定權理應屬于當地居民。這一原則一旦被否定，小國與自治地區的安全感將被系統性削弱。國際政治從來殘酷，但它之所以還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穩定，正是因為主權與自決并非完全可以交易的商品。

當“軟弱”被定義為原罪，世界便進入一個更不穩定的階段。因為在這種邏輯下，沒有國家是安全的，只要實力相對下降，便可能成為被“接管”的對象。格陵蘭爭端的意義，早已超出一塊北極土地的歸屬，它考驗的是一個時代是否仍然相信規則，還是已經準備好回到強權即正義的老路上。答案或許并不遙遠，但代價，很可能比任何關稅數字都要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