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單邊主義陰影下，日本外交的兩難之問

作者：王繼洲 來源：日本華僑報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外交始終纏繞著一根無形的繩索——日美同盟。當美國恪守國際規則時，這根繩索是安全保障的紐帶；可當美國奉行單邊主義、突破國際秩序底線時，日本便陷入“緊隨還是抽身”的致命拷問。這一困境并非今日才有，而是貫穿戰后日本外交的核心矛盾，在特朗普政府的單邊行徑與當下地緣格局中愈發凸顯。

戰后日本外交形成了兩條博弈主線，吉田茂代表的“親美優先”路線與鳩山一郎倡導的“全面自主”路線。吉田茂深諳戰后日本的脆弱性，將日美同盟作為外交基軸，以犧牲部分外交自主權換取美國的安全庇護和經濟發展空間，奠定了日本戰后復蘇的基礎。但這一路線的致命缺陷是，將日本外交的主動權完全交予美國，形成“對美依附性”慣性。

鳩山一郎則試圖打破這一桎梏，主張外交自主與多元平衡，積極推動日蘇邦交正常化，通過民間貿易為中日關系鋪路，力圖讓日本在大國博弈中擁有獨立立場。他帶病赴莫斯科達成日蘇復交，使日本得以重返聯合國，彰顯了自主外交的價值。可惜這一路線因觸動美國利益與國內親美勢力，未能成為主流，卻為日本外交留下了“平衡發展”的啟示。

如今美國單邊主義的膨脹，讓這一歷史博弈有了新的現實注腳。特朗普政府突襲委內瑞拉、扣押其石油資產，以“執法行動”之名行資源掠奪之實，遭到聯合國公然譴責；覬覦格陵蘭島并揚言動用武力，無視丹麥主權，被斥為“新帝國主義”行徑。這些行為徹底暴露了美國將自身利益凌駕于國際規則之上的本質，也給依附于它的日本出了難題。

歐洲國家對此早已清醒，在格陵蘭島問題上紛紛與丹麥立場一致，暗中構建對沖機制，為應對美國的霸權行為預留回旋空間。而日本卻在親美路線上越走越遠，安倍晉三長期執政期間，不斷強化日美軍事捆綁，刻意疏遠中國，將外交重心完全向美國傾斜，打破了此前微妙的平衡格局。

石破茂曾試圖扭轉這一趨勢，主張適度回調對華關系，修復中日經貿與政治互信，卻因觸動右翼勢力與親美陣營的利益，尚未推行便黯然下臺。繼任的高市早苗不僅延續安倍親美路線，更主動升級反華姿態，其關于臺灣問題的錯誤言論，公然干涉中國內政，將日本綁上美國遏制中國的戰車，使日本外交徹底喪失彈性。

以日美同盟為基軸本無可厚非，但外交的核心是維護本國長遠利益，而非淪為他國戰略附庸。高市早苗的激進做法，只會讓日本陷入“中美對抗前沿”的危險境地，錯失與中國深化經貿合作的機遇，同時喪失在地區事務中的中立話語權。當中美博弈常態化，日本的過度依附只會讓自身淪為大國對抗的籌碼，而非獨立的參與者。

日本外交的破局關鍵，在于重拾鳩山一郎路線中的平衡智慧，在日美同盟與對華關系間找到支點。歐洲的應對已證明，對美國保持必要警惕、構建多元外交格局，才是中小國家的生存之道。當美國“變壞”時，日本不應盲從，而應以自主判斷而非意識形態站隊決定外交走向。唯有擺脫對美依附的慣性，構建兼顧安全與發展的平衡外交，日本才能在復雜的地緣格局中真正掌握主動權。（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