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偉鈞：特朗普“新現實主義”外交的變與不變｜特朗普2.0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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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6年1月20日，是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國總統一周年。一年來，全世界都深刻地感受到了“特朗普2.0”給世界帶來的加速震蕩。僅在近一個月，美國就通過發動軍事行動強行控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并打算“無限期”控制未來的委內瑞拉石油銷售。向外界清晰傳遞出其重新強化西半球主導權的意圖；在大西洋方向，特朗普政府宣布對包括英國、德國、法國在內的多國出口產品加征關稅，并將相關經貿措施與格陵蘭島事務相捆綁，延續了以經濟工具施壓別國作出讓步的傳統外交思路；而在亞太方向，美國眾議院近日通過2026財年撥款法案，其中包含用于加強臺灣地區與菲律賓防衛能力的相關資金，明確以“反制中國影響力”為目標。那么，我們應當如何評價特朗普這一年的表現，以及他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的變化？

IPP副研究員徐偉鈞博士認為，這些看似密集而分散的舉措，正圍繞若干長期存在的戰略軸線展開。美國近期公布的新一版《國家安全戰略》已對其對外關注重點作出重新排序，將西半球與印太方向置于更加靠前的位置，并反復強調經濟安全、產業能力與技術優勢在國家競爭中的角色；在同盟關系上，則更加強調責任分擔與可量化的責任。

這種帶有特朗普個人特色的“新現實主義”外交，究竟意味著戰略邏輯的根本轉向，還是對既有現實主義傳統的重新包裝？其所謂的“變”與“不變”，又應當如何理解？

徐偉鈞 博士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副研究員

當前中美關系正處于一個既具有巨大風險又存在結構性調整機遇的關鍵轉折期。從外交戰略的視角來看，特朗普政府放棄了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維護，不再以新自由主義作為美國外交的指導原則，而是轉向了一種具有特朗普個人特色的現實主義理念。特朗普個人對成本收益的高度敏感性以及他獨特的決策風格，促成了特朗普式的“新現實主義”。

與“新自由主義”不同，這種“新現實主義”不再重視意識形態因素和國際責任承擔，而是轉向一種“美國優先”的核心政策邏輯，以維護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為中心，強調對外行為的成本收益考量與戰略資源的精準聚焦。

特朗普團隊在對華政策上呈現出更復雜、更工具性和更注重特定利益的特點。圖源：Getty Imagies

美國的這種戰略轉向在2025年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得到集中體現。該文件在目標設定上以國家核心利益為中心，將地區主導地位、經濟安全和技術優勢置于顯著優先地位。報告重新界定了戰略區域的重要性排序，將西半球列為首要戰略區域，其后依次為印太地區、歐洲和中東地區。這表明，美國已放棄維護全球范圍內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轉而實施戰略收縮與重心調整，將自身的戰略資源更有針對性地投向可直接產生國家利益回報的領域，而非延續以往的普遍性全球干預。

同時，報告中關于中國的表述，也體現了特朗普政府對華認知與態度的調整。盡管仍然將中國視為主要的戰略競爭者，但特朗普政府并未延續傳統“現實主義”的冷戰思維，不謀求與中國進行一場冷戰式的對抗，不追求以政權顛覆為目標的全面遏制戰略。

2025年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圖源：AP

特朗普政府的新現實主義外交具有明確的傾向性與取舍邏輯，具體表現為以重振美國的國家能力為優先導向，對戰略目標進行明確的優先級排序，推動聯盟體系的功能性重構，并且在客觀上承認大國勢力范圍的存在，選擇與其他大國之間的正常競爭與共存。

基于對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文本以及特朗普政府外交實踐的分析，我們對特朗普新現實主義外交做出以下四點基本判斷。

第一，戰略收縮與重心調整并不意味著能力衰落，美國在軍事實力、經濟規模與技術創新方面的相對優勢依然顯著。

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所展現的核心邏輯是戰略重新定向，即將美國的對外政策從廣泛介入全球事務轉向聚焦特定地區與領域。該文件將地區主導地位、經濟安全和技術優勢置于顯著優先地位，要求盟友承擔更高比例的責任，并明確以可衡量的國家利益作為對外行動的評判標準。在進行優先級排序后，特朗普政府能夠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其認為重要的地區與議題領域，從而強化美國在這些關鍵領域的相對優勢，更好地服務于其核心利益訴求。

這一戰略調整的原因并非美國能力的徹底衰落，而是能力仍存與意愿調整共同作用的結果。新興國家崛起帶來的競爭壓力、盟友在責任分擔上的不足以及特朗普政府對長期對外投入成本的再評估，共同促成了這一戰略轉向。特朗普本人鮮明的商業管理思維，使其更傾向于以交易邏輯和成本—收益分析來決定對外介入的范圍與方式。這也解釋了為何特朗普政府傾向于在部分領域選擇戰略收縮，卻在關鍵領域仍保持高強度投入。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聚焦的核心領域，美國的能力仍然具有顯著的相對優勢。

從軍事實力來看，特朗普執政以來一系列成功的實戰行動，直接印證了美國仍保有強大的硬實力。例如2025年6月，美國發動“午夜之錘”行動襲擊伊朗核設施，精準達成了特朗普預設的戰略目標；2026年1月，美國發動“絕對決心”行動入侵委內瑞拉，在對方未形成有效抵抗的情況下，迅速控制局勢并將總統馬杜羅擄至美國。在多個地區的軍事行動中，美軍展示了快速投送、制空掌控、精準打擊與特種作戰能力，這表明美軍仍然具有強大的實戰能力，能夠在短時間內能夠改變地區政治格局并產生顯著的威懾效果。

美國1月3日凌晨對委內瑞拉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強行控制委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并將他們帶至美國。此前，美國會兩院民主黨議員多次提出議案，尋求限制特朗普政府在委內瑞拉或拉美地區動武，但均未成功。圖源：新華社

從經濟與科技實力來看，美國在關鍵技術、資本市場與創新體系方面的深厚基礎也能為特朗普政府在非軍事領域開展競爭與施壓提供長期可用的工具。特朗普積極運用關稅壁壘、出口管制、技術封鎖、長臂管轄等手段作為國際博弈的重要籌碼，將這些非軍事工具放在與軍事手段同等重要的位置。這些非軍事工具之所以有效，正是源于美國在經濟與科技領域的相對優勢。

第二，對中國的定位發生變化，淡化意識形態分歧，轉而聚焦經濟領域的競爭。

如表1所示，相較于此前兩屆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25年版報告沒有直接對中國的定位進行界定，只是在客觀上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在明確提及中國的內容中，核心議題集中于經濟領域，重點圍繞貿易平衡、供應鏈韌性等問題展開。

表1近三屆美國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中國的定位

報告宣稱，美國將重新平衡與中國的經濟關系，“優先考慮對等與公平，以恢復美國經濟的獨立性”，并強調對華貿易應當“保持平衡”且聚焦于“非敏感領域”。這也就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并不將顛覆中國政權、與中國進行一場新冷戰甚至熱戰作為直接目標，中美之間仍存在維持關系穩定和開展一定合作的空間。

報告并未回避對華戰略競爭的內容，例如在列舉印太地區的主要經濟威脅時，盡管沒有直接點名中國，但結合特朗普以往的發言來看，這些所謂威脅實際上都指向的是中國。

具體而言，報告所列舉的七項威脅都和中國有關，包括：掠奪性、國家主導的補貼與產業戰略；不公平貿易行為；就業崗位流失與去工業化；大規模知識產權盜竊與工業間諜活動；針對供應鏈的威脅，危及美國獲取關鍵資源（包括礦物和稀土元素）的渠道；助長了美國阿片類藥物危機的芬太尼前體出口；宣傳、影響力行動及其他形式的文化顛覆活動。這些議題構成了特朗普政府新現實主義外交框架下，對華戰略競爭的核心聚焦領域。

在特朗普政府2025年12月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中，國防部門所使用的措辭也印證了對華定位調整的趨勢。這一報告在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的同時，明確表態美方“無意追求扼殺、支配或羞辱中國”，并強調“特朗普總統尋求與中國建立穩定和平、公平貿易和相互尊重的關系，戰爭部將確保他能夠憑借軍事實力實現這些目標”。

美國五角大樓最新版《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宣稱，中國已擁有龐大且不斷增長的核武器、海上力量、常規遠程打擊能力、網絡空間能力和太空能力，能夠直接威脅美國的安全。圖源：美國戰爭部

特朗普新現實主義外交對中國定位的這種調整，與特朗普個人的政策取向、決策風格以及美國國內政治變動存在直接關聯。不同于其第一任期時的情況，當前特朗普在共和黨內部已建立起絕對主導的權力地位，其核心執政團隊主要由堅定奉行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理念且唯特朗普馬首是瞻的共和黨人構成。這使得特朗普的個人意志能夠貫徹于黨內以及政府決策之中，有效規避了其第一任期黨內制衡與政策內耗的困境。

在這一權力格局下，特朗普本人強調利益衡量與可見回報的政策取向，直接塑造了本屆政府的對華定位邏輯。與前兩屆政府相比，本屆特朗普政府不在乎形而上的意識形態問題，而是傾向于在能夠直接獲取經濟利益的領域采取主動行動。這種立場降低了中美之間發生全面意識形態對抗的風險，并且為兩國在部分領域開展有條件的合作創造了空間。

第三，對華戰略競爭的核心導向未變。

在特朗普新現實主義外交的框架下，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核心導向并未弱化，只是將經濟競爭與軍事準備同步置于了遏制中國獲取地區及全球主導權的核心位置。雖然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沒有直接提及與中國之間的戰略競爭，但美國對中美長期戰略博弈的重視程度并未減弱。報告唯一一次提及“戰略競爭”是在“遏制軍事威脅”部分，其中強調“維持有利的常規軍事平衡仍是戰略競爭的關鍵要素”，并且在同一部分表達了工具化利用臺灣問題作為對華戰略博弈籌碼的意圖。

在報告中，特朗普政府圍繞對華戰略競爭主要提出了四個核心目標：其一，確保盟友經濟體不會淪為中國的從屬；其二，協調盟友和伙伴的行動，維護共同的利益，防止中國獲取主導權；其三，阻止對臺灣的“占領”行為；其四，保持南海海上通道暢通。在相關表述中，報告或使用“競爭國家”、“競爭大國”等隱晦代指，或者直接不點名具體對象，但結合特朗普政府以前的政策語境與戰略指向，實際上都針對的是中國。

臺灣當局近日聲稱，美國對臺軍售計劃仍在持續推進中，目前尚有四項軍購案有待正式通報美國國會。此前，特朗普政府拋出了111億美元的史上最高、最具危險的對臺軍售。圖源：Getty Imagies

在經濟競爭之外，通過軍事實力構建對華威懾體系也是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重要一環。報告將“以實力求和平”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原則之一，將軍事實力視為最好的威懾手段。特朗普政府并不追求與中國進行直接軍事對抗，而是將軍事能力賦予功能化定位。在關于印太地區的部分，報告強調美國要保持在第一島鏈及關鍵海域的常規優勢，重建國防工業基礎，增加軍事投入，并且在長期的經濟與技術競爭中取得勝利。

報告也強調，美國“必須阻止其他國家實現全球性乃至某些區域性的霸權”，但也并不會去“遏制所有大國和中等強國的影響力”。在全球范圍內，只有中國具備在經濟領域挑戰美國霸權并影響其盟友的相應實力。結合特朗普政府對經濟影響力的重視，加之報告顯著淡化了對俄羅斯的威脅定位，且在涉及印太地區的部分高度聚焦中國，這凸顯了特朗普政府將資源配置聚焦于對華戰略競爭的核心導向。可以推測，特朗普政府的戰略重心在于阻止中國獲取全球性霸權或印太地區的區域性霸權。

因此，特朗普新現實主義對中國定位的調整，并不意味著中美戰略競爭的弱化，而是標志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方式與目標發生了系統性變化。特朗普政府不謀求與中國開展冷戰式對抗或熱戰，而是聚焦長期性的經濟主導權與地區影響力競爭。這一轉變既為特朗普任期內中美關系實現相對穩定與有限合作創造了條件，也將中美戰略競爭推向更加制度化與長期化的博弈軌道。

第四，重新定義盟友的角色，轉向以效益導向、條件性激勵與負擔轉移為核心的同盟治理模式。

在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中，特朗普政府明確提出了“負擔分擔與負擔轉移”的原則，要求盟友“承擔起本地區的主要責任，并為集體防衛作出更大貢獻”。在文本中，特朗普政府提出了落實這一原則的具體政策工具，包括在商業事務、技術共享、國防采購等方面為愿意承擔更多安全責任的國家提供回報，同時通過構建制度化的“負擔分擔網絡”來確保相關安排的可持續性與合法性。

在實踐層面，特朗普政府推動北約成員國達成了“海牙承諾”，要求各國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5%；同時，在與日本、韓國等非北約盟友的雙邊外交互動中，特朗普政府也明確提出了提高國防開支的要求。

當地時間1月18日，英國首相斯塔默在與特朗普的通話中重申了他對格陵蘭島的立場。斯塔默告訴特朗普，“以對盟國征收關稅的做法來維護北約的集體安全是錯誤的。” 圖為特朗普在2025年6月在北約峰會結束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講話。圖源：AP

這種同盟治理模式的轉型勢必會引發盟友的不滿，但這并不意味著特朗普政府有意放棄既有的同盟體系，而是轉向了一種更考慮效益的工具化利用模式。從美國同盟體系的內在結構來看，其相互依賴關系呈現出顯著的非對稱性特征。盟友在安全領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遠高于美國對盟友的戰略需求。這種不對稱性對盟友的政策選擇造成了結構性約束，從而為特朗普政府推行負擔轉移策略提供了現實可行性基礎。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當時美國對盟友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及在經貿領域的強硬施壓，在客觀上推動了歐洲、日本等盟友尋求戰略對沖，選擇改善對華關系。但2022年俄烏戰爭的爆發以及印太地區安全局勢的持續緊張，構成了重塑美國盟友戰略偏好的關鍵外部變量。

對北約盟友而言，俄羅斯的軍事威脅迫在眉睫；對印太盟友而言，中國軍事實力的迅速增長也使其產生強烈的安全焦慮。在這一背景下，盡管對美國的要求存在不滿，但盟國在短期內難以找到替代性的安全保障提供者，也無法在國防工業體系與供應鏈上迅速重構其戰略自主性。

因此，面對特朗普政府的施壓，盟友更可能在政治經濟成本與安全戰略需求之間做出取舍，選擇對特朗普要求的綏靖，而非徹底脫離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雖然這會加劇盟友與美國之間的離心傾向，但在短期內將會顯著提升美國同盟體系的資源整合效率與任務執行能力。

從戰略影響的維度來看，在短期層面，這一調整能夠讓美國減輕在同盟體系中的負擔，從而能夠將更多資源投入到其認為更關鍵的戰略競爭領域，尤其是在印太地區的對華戰略競爭上。同時，盟友被動承擔更多責任后，同盟體系整體上在特定任務上的運作效率與戰備能力也有望得到提升。

但從長期來看，盟國內部的政治分歧與財政壓力將會持續累積，同盟體系的凝聚力將會不斷損耗。一旦外部安全威脅出現淡化趨勢，缺乏共同價值紐帶與利益共識支撐的同盟體系，或將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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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劉 深

排版 | 周浩鍇

終審 | 劉金程

徐偉鈞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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