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萌萌
德國《每日鏡報》網站1月18日披露,駐格陵蘭島的15名德軍士兵在抵達僅兩天后即被撤回國內。這一“閃電撤離”,與近期法德同步推動擴軍、歐盟高呼建立獨立的“歐洲常備軍”形成了耐人尋味的反差。當柏林高調宣示要將聯邦國防軍打造為“歐洲最強常規力量”,并誓言重獲“作戰能力”以支撐歐洲戰略自主之際,其在北極前沿的此次短暫、倉促的部署與收縮,揭示出德國乃至歐洲防務雄心背后深刻的矛盾。
德國打造“歐洲最強軍隊”核心舉措是提升軍費、投資軍工企業和增強兵力。其中,提升軍費和軍工擴產從法律和政策層面已落地實施。2025年德國《基本法》為國防舉債開放“綠燈”,2026年德國國防預算預期達1080億歐元,至2029年核心國防支出將滿足占GDP3.5%的北約標準,達1528億歐元。
此外,在《歐洲防務白皮書》戰略與德國簡化軍備采購程序背書下,德國軍工產業迅猛發展。2024年起德國萊茵金屬公司將在烏克蘭新建4家軍工廠,并將下屬部分企業汽車生產線改造為坦克生產線。
德國增兵計劃是至2035年兵力從當前的18萬人提升至26萬人,還將增加20萬名預備役,共達46萬人。然而,德國兵役法案至2025年12月底聯邦議院才予以通過,這表示擴軍是德國增強國防最艱難的一步,面臨較多阻力。
實際上,聯邦德國(西德)是冷戰時美蘇兩極對抗的前沿國家,保持兵力維持對蘇威懾是聯邦德國加入西方陣營的必然舉措,它曾是北約駐軍最多的歐洲國家。上世紀60年代至冷戰結束前,聯邦國防軍規模維持在45萬至50萬人之間,曾是北約的歐洲防務支柱。然而,冷戰后兩德統一,德國享受歐洲和平紅利,裁軍進程比北約其他歐洲盟友更激進。2011年默克爾政府取消義務兵役制。德國國防軍規模從1990年的50萬人縮減至18萬人。
增兵是德國政界推動國家安全政策轉型的重要舉措。《兵役現代化法》旨在漸進式恢復“義務兵役制”,但面臨德國政界與社會諸多批評。
第一,德國在野黨反對。選擇黨批評新兵役法使德國年輕一代陷入困境,且《兵役現代化法》以“提升薪水”征募士兵,而非出于國防信念。綠黨認為新兵役法不應只限于部隊增兵,出于“綜合安全”危機管理需求應增加民防人員。左翼黨認為新法案并未充分顧及德國年輕人意愿,令其成為默茨政府治下的冒險資本。
第二,德國年輕人不滿。兵役法通過后,德國多地爆發游行抗議。德國年輕人認為政治元老輕易決定年輕人未來,而未充分溝通。根據德國民調數據,年齡組越大對恢復義務兵役制支持率越高,而德國年輕人大多拒絕服兵役。
第三,德國社會缺乏擴軍共識。二戰后西德反思納粹軍國主義歷史,形成軍事“克制文化”。兩德統一后,德國享受歐洲和平紅利,延續“克制文化”,致力于發揮歐盟中的經濟領導力。俄烏沖突爆發后,德國政界推進安全政策轉型,但重回冷戰時“威懾擴軍”狀態仍缺乏足夠社會共識。此外,近年來德國陷入經濟衰退,不斷攀升的國防預算與必需的社會民生支出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為此,擴軍議程在德國社會上引發較大爭議。
當前德國與歐洲對俄羅斯“威脅”認知有增無減,美國主導的俄烏和平進程充滿不確定性。此外,美國不顧聯盟機制與國際法,在對委內瑞拉“用強”后,又對丹麥所屬格陵蘭島提出領土訴求。若美國武力攫取格陵蘭島,將造成北約盟友相互攻擊的現象,“北約反對北約”的局面將動搖北約存續的合法性。美國和俄羅斯已成為歐洲人眼中安全最大不確定因素。在此情況下,德國作為歐盟領導力量,需要承擔更多歐洲安全責任,推動聯邦國防軍建設。
?然而,當前德國擴軍計劃趕不上歐洲安全局勢的發展,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多國向格陵蘭島派遣軍事人員,加在一起“坐不滿一間教室”。2025年歐盟出臺“重新武裝歐洲”的宏大計劃,但歐洲快速提升防務能力仍面臨結構性制約,特別是各國在安全利益上的差異令歐盟難以成立歐洲統一的常備軍。(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歐洲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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