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仰視到平視，韓國對日認知在變

詹德斌

韓國總統李在明1月16日會見到訪的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雙方討論了李在明訪問奈良及韓日首腦會晤成果。李在明再次感謝高市首相熱情款待，并稱此訪鞏固了“穿梭外交”。如果放在歷史縱深中加以觀察，可以發現，李在明的言與行反映了韓國對日本認知結構和韓日關系都在發生深層變化。

對韓國而言，日本從來不只是一個普通鄰國。三十多年的殖民統治，使“如何對待日本”成為韓國國家認同與外交心理中無法回避的問題。光復之后，“克日”即在關鍵指標上超過日本，逐漸演化為一種長期存在的韓國國家和民族夙愿。這既是一種對殖民歷史的心理回應，也是一種對現代化成功的自我確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日本始終被韓國視為“先行者”，而韓國則是奮力追趕的一方。

正因如此，韓國對日外交長期帶有某種結構性矛盾：一方面在歷史問題上昂首反對日本的立場，另一方面又在現實政策中不得不低頭學習日本。這種“心理仰視”與“政治對抗”并存的狀態，深刻影響了韓日關系很長一段時間的走向。

實際上，“穿梭外交”的反復中斷與重啟，就集中體現了這一心理矛盾。韓日穿梭外交始于2004年盧武鉉政府時期，但次年即告中斷；李明博政府上臺后于2008年重啟，3年后再次中斷；直到2023年尹錫悅政府才又恢復，中間隔了12年。其間的反復，并非單純的政策技術問題，而是雙方對彼此地位認知不對稱的結果。韓國希望以對等姿態處理雙邊關系，而日本卻長期未真正將韓國視為平起平坐的對象。李在明1月14日結束日本之行后，韓國總統府迫不及待地宣布，此次訪問標志著韓日“穿梭外交”全面確立。這反映出韓國希望對外宣示：韓日關系正在從一種以歷史與地位落差為底色的互動模式，轉向更為并行、現實和制度化的關系形態。

韓國對日態度的變化，并非始于今天。如同“穿梭外交”的起步，早在盧武鉉政府時期，韓國便開始在歷史與主權問題上“硬剛”日本，這在當時被外界不少人解讀為“情緒化外交”，但從更長時段看，那恰恰是韓國自信心正在上升的一種外在表現。此后，李明博政府后期公開指出，“日本的國際影響力早已不如從前”，并要求日本天皇必須先謝罪才能訪韓。文在寅政府則在日本實施出口管制后選擇正面應對，而非一味退讓。這些看似強硬的對日政策取向，背后一個共同的支撐點，是韓國社會對雙方實力對比變化的判斷。

二十多年前，三星品牌價值首次超過索尼，被視為影響韓國社會對日本認知的重要歷史節點。此后，韓國人便開始不斷盤算，下一個超越日本的指標會是什么？近年來，隨著韓國在大眾文化、制造業、數字產業、軍事實力以及創新能力等領域的持續提升，韓國社會對日本的看法終于發生根本性轉變，即從“仰視”轉向“平視”。尤其是在人均GDP等直觀指標上連續兩年實現對日反超之后，這種變化進一步被固化為一種社會共識。對韓國而言，這不僅是經濟意義上的追趕，更是心理層面的“翻頁”。

這種對日認知變化，也正在被越來越多韓國政治人物和主流媒體公開表達。近日，一位國際問題學者出身的韓國國會議員直言，“韓國周邊只有三強了，日本已經從四強中落榜”。韓國主流媒體也開始將韓日關系表述為“中等強國之間的關系”“韓日關系是對等關系”。這種話語變化，本身就說明，韓國社會正在逐步跨過日本這道長期存在的心理門檻。

在這一背景下，日本方面的態度也在悄然調整。日本國內輿論對韓國人均GDP“追趕甚至反超”的感慨，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結構性變化。李在明訪日期間，高市早苗多次極盡獻殷勤，既有現實外交層面對韓國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對韓國國際地位變化的重新評估。換言之，韓日關系的變化，并非單向心理調整，而是雙方在力量結構變化背景下的相互適應。當然，從國家體量、人口規模和制度資源看，韓日之間仍存在明顯差距，而日本仍然有著強烈的優越感。

?總之，李在明近期訪日，與其說是一次兩國關系“改善”的信號，不如說是一次雙邊關系“重塑”的注腳。一個不再仰視日本、而是以平視姿態處理對日關系的韓國，正在成為東北亞政治中的現實變量。（作者分別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教授、國際組織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