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莉·凱·黃談蛛網(wǎng)資本主義：這網(wǎng)保護的是資本，而不是人

越南裔美國社會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金伯莉·凱·黃（Kimberly Kay Hoang）是一個很拼的田野人。她寫第一本專著《欲望交易:亞洲崛起、西方衰落與全球性工作中的隱秘貨幣》（Dealing in Desire: Asian Ascendancy, Western Decline, and the Hidden Currencies of Global Sex Work，2015）時，為獲得第一手資料，她深入越南胡志明市四家高端酒吧擔任女招待，開展參與式觀察。這種內(nèi)部視角讓她能夠觀察到外國投資者、越南當?shù)毓賳T和中間人是如何在酒色的掩護下，編織起復雜的資本網(wǎng)絡的。

《欲望交易:亞洲崛起、西方衰落與全球性工作中的隱秘貨幣》書封

2016年，她開始了新書項目，繼續(xù)研究前沿市場（frontier market）中的外國投資。

前沿市場是指通常指那些經(jīng)濟發(fā)展相對滯后，但具有高增長潛力的國家，包括一些非洲和東南亞國家。新興市場指那些經(jīng)濟規(guī)模較大、發(fā)展速度較快的發(fā)展中國家或地區(qū)。

她在《蛛網(wǎng)資本主義》一書中稱，18個月里她飛行了35萬英里，足跡遍布越南、緬甸、新加坡、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薩摩亞和巴拿馬等地，采訪了300多人，包括超級大富豪和幫他們管理資產(chǎn)的專業(yè)人士，比如家族辦公室的私人財富經(jīng)理、基金經(jīng)理、公司董事長、當?shù)仄髽I(yè)家、高級戰(zhàn)略主管、律師、銀行家和公司秘書等。

金伯莉在世界上前0.1%（即超級大富豪，資本的所有者）和占比前1%-10%（即富豪，資本的保管者）的富人之間作了區(qū)分，以便說明超級大富豪是如何通過將風險轉嫁給高薪的金融專業(yè)人士而幾乎做到了免于受罰的。

在艱難的田野調查基礎上，她側寫了看似合法的金融體系背后那個隱秘的平行世界，指出腐敗并非局部病灶，而是一種全球性的、結構化的“蛛網(wǎng)資本主義”。

《蛛網(wǎng)資本主義：全球精英如何從新興市場攫取利益》書封

金伯莉調查離岸公司的年份是2016-2018年。2022年該書一經(jīng)出版便引來眾多媒體訪問，關注話題多集中在“大蜘蛛”（也就是超級富豪）如何操縱資本網(wǎng)絡、攫取財富等等被作者稱為“沒有靈魂”（has no soul）的硬核部分。然而作者的目標是“通過展示真實的人是如何織就這個蛛網(wǎng)的，進而去為全球資本描摹出一副面孔來”（18頁）。2025年末該書中文版上市，澎湃新聞與金伯莉·凱·黃聊了聊她稱之為“有靈魂”的內(nèi)容。

金伯莉·凱·黃（Kimberly Kay Hoang）

一張分散而緊密的全球蛛網(wǎng)

澎湃新聞： 你的研究部分受到 C. Wright Mills 1956 年經(jīng)典著作《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的啟發(fā)，該書描繪了一個緊密相連的上層精英圈子。這讓我想到中國文學經(jīng)典《紅樓夢》中的“護官符”。與早期的精英圈畫像相比，你的研究提供了哪些新的見解？

金伯莉·凱·黃： C. Wright Mills 描述的是一個相對抱團的精英群體——他們彼此認識，共享制度，擁有相互認同感和集體身份，最重要的是，他們都嵌入在單一的國家情境之中。而《紅樓夢》中的“護官符”同樣刻畫了一個清晰可見、易于解讀（legible）的網(wǎng)絡，官員與家族通過血緣、地位和義務相互庇護。

我發(fā)現(xiàn)的情況則大不相同。今天的精英網(wǎng)絡是刻意碎片化且全球分散的。權力不再依賴于每個人都互相認識，也不依賴于穩(wěn)定的社會團結。相反，它建立在結構性的不透明與戰(zhàn)略性的協(xié)作之上。每個參與者——律師、銀行家、會計師、公司秘書、中間人（fixer）——都只能看到整體結構的一個碎片。這種碎片化并非偶然，它是保護機制的核心。

同時，這個系統(tǒng)依賴于合作與破壞（sabotage）之間的微妙平衡。精英及其中介必須緊密合作，以推動資本流動、獲取許可并跨司法轄區(qū)進行協(xié)調；但他們也把這個系統(tǒng)設計得讓任何參與者都無法掌握全部信息或擁有完全控制權。這種局部可見性保護了頂層的人，同時確保風險與責任被向下轉移。這里的“破壞”并不一定意味著公開背叛，它往往表現(xiàn)為信息隱匿、法律隔離，以及故意制造的模糊性，從而防止任何單一參與者變得過于強大或暴露過多。

如果說“護官符”是一張清晰可讀的關系地圖，那么“蛛網(wǎng)資本主義”則是一種任何單一參與者都無法完全看清的結構。保護不再主要來自忠誠、共同身份或道德義務，而是來自法律防火墻、離岸實體和司法轄區(qū)套利（jurisdictional arbitrage）。精英們之所以受到保護，并不是因為彼此信任，而是因為系統(tǒng)的設計使得信任變得不必要，甚至帶有風險。

更重要的是，這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受國家邊界限制的權力精英階層。當代的權力精英是全球性的。來自不同國家——即使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精英，通過這些網(wǎng)絡交織在一起，并從中獲得個人利益。他們在資本積累上的共同利益，常常凌駕于對國家忠誠之上。結果是，前沿市場和新興市場的當?shù)鼐用裢袚鐣h(huán)境和經(jīng)濟成本，而利潤卻在別處被攫取和保護。從這個意義上說，“蛛網(wǎng)資本主義”代表著一種從國家組織的精英權力，向跨國精英體系的轉變，在這種體系中，全球精英的合作恰恰是通過那些分散責任、掩蓋問責的結構才得以實現(xiàn)的。

澎湃新聞： 這張“網(wǎng)”似乎能讓資本不斷流向利潤最高的地方，你認為它是資本主義的副產(chǎn)品，還是它已經(jīng)成為支撐整個體系的核心基礎設施？

金伯莉·凱·黃： 我的田野調查讓我確信，這已經(jīng)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副產(chǎn)品，而是其核心基礎設施。如今的資本必須持續(xù)追求更高回報，而這種回報日益依賴于在那些政治不穩(wěn)定、監(jiān)管隨意（discretionary）的環(huán)境中獲取內(nèi)幕消息和地方網(wǎng)絡的渠道。“蛛網(wǎng)資本主義”提供了一套讓“模糊化”（obfuscation）成為可能的中心系統(tǒng)。它讓風險向下轉移到普通民眾身上，同時讓利潤在一群全球精英中向上匯聚并受到保護。

如果沒有離岸結構、代持安排（nominee arrangements）和多層嵌套的法律實體，大量的全球投資——尤其是針對前沿市場的投資——根本無法實現(xiàn)。從這個意義上說，“蛛網(wǎng)資本主義”不僅寄生于現(xiàn)有資本主義體系，它更是在維持著這個系統(tǒng)本身的運轉。

澎湃新聞： 書中一位受訪者說，“最大的黑道其實在美國”。你以特拉華州的空殼公司體系為例，說明所謂的“法治國家”本身也是這張網(wǎng)的一部分。這一見解是如何重塑你自己對“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或“透明/腐敗”等二元劃分的認知的？

金伯莉·凱·黃： 它徹底瓦解了這些二元劃分。像特拉華州這樣的地方，實際上是全球不透明體系中的關鍵節(jié)點。腐敗并不會在法治體系中消失，它只是被合法化、專業(yè)化，并外包出去。

區(qū)別并不在于系統(tǒng)是干凈還是腐敗，而在于誰能夠獲得豁免權（這是本書第五章的主題），以及誰要作為“中間人”（fixers）來承擔后果。所謂的“前沿市場”是那些人干臟活、承擔名譽與刑事風險的地方；而隱藏在這些網(wǎng)絡中的更大的“蜘蛛”，則利用成熟的民主國家為其資產(chǎn)提供避風港。

是道德的淪喪還是人性的扭曲？

澎湃新聞： 我認為“道德困境和合理辯護機制”這一章是本書中最有人味的部分。你在書中反復提到“在灰色地帶游走”，同時你也寫到有人因為無法忍受良心譴責和有毒的工作環(huán)境而選擇退出。這一章節(jié)中最令你感到撕裂的故事是什么？在“退出市場：盛宴與饑荒”這一章中，你提到許多投資者，無論成敗，都沒有可以傾訴的人，并且常常需要心理咨詢。在這樣的蛛網(wǎng)中，個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抵御道德與實用主義的雙重壓力，不被裹挾其中？

金伯莉·凱·黃： 最令人痛心的故事并非關乎驚天動地的違法行為，而是關于緩慢的道德侵蝕。

一位投資者曾反復告訴我，他所做的事情是“東南亞的行業(yè)慣例”，而且他是在為家庭做“終極犧牲”。多年以后，他變得極度焦慮、多疑，并在精神上筋疲力盡。他并沒有跨過某一條明確的紅線，他只是意識到，自己多年來一直生活在一種道德懸置（moral suspension）的狀態(tài)中。

加劇這種侵蝕的，是構建精英關系的性別化的同性社交聯(lián)結（homosocial bonding）。許多交易并不是在董事會會議室里敲定的，而是通過男性的親密儀式——酗酒、帶有性色彩的娛樂活動以及共同的越界行為來達成的。這些交際與其說是為了享樂，不如說是為了制造“共同的脆弱性”（mutual vulnerability）。通過確保每個人都有把柄落在別人手里，信任，被一種“互為人質”（mutual hostage-taking）的關系所取代。

幾位投資者明確將這種環(huán)境比作陷阱，一旦參與其中，你就被牽連進去了。正如后來在杰弗里·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案中所揭露的那樣，這種“親密”的關系起到的作用是控制，而非欲望表達。參與（participation），創(chuàng)造了沉默、順從和依賴，把這些男性通過共同的風險而非共同的價值觀綁定在一起。

另一些人最終離開行業(yè)，并不是因為他們突然變得高尚，而是因為他們再也無法忍受這種環(huán)境帶來的心理毒性：持續(xù)的秘密、對背叛的恐懼、嵌入社會生活中的道德妥協(xié)，以及意識到自己最終只是隨時可被拋棄的耗材。這些人的離開感覺不像是自我救贖，而更像是崩潰——在多年背負著這個系統(tǒng)的情感和倫理重量后，他們達到了臨界點。在這個系統(tǒng)里，同流合污是獲得歸屬感必須付出的代價。

我采訪過的許多投資者，無論他們是贏還是輸都極度孤獨。他們無法與家人坦誠交談，也不能向同事傾訴。承認恐懼或懷疑會被視為軟弱。成功讓他們孤獨，失敗讓他們噤聲。

有些人最終意識到（往往是在心理治療中）他們其實也被困住了。他們曾相信自己是這個體系的操盤者，卻漸漸認識到自己也是它的附屬品。這本書之所以花了更長時間才出版，是因為我最終不得不直面并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這張蛛網(wǎng)保護的是資本，而不是人。

從很多方面來說，這本書的靈魂在于那些活生生的人，但一本關于資本的書，從根本上說，注定是一本讓人感覺“沒有靈魂”的書。

《華爾街之狼》劇照

澎湃新聞： 追問一下，如果一位年輕讀者在讀完書后對你說：“這份工作是掠奪性的，但薪水太好，我還是會去做。”你會如何回應？

金伯莉·凱·黃： 作為一名教授，幾乎每天都能聽到這樣的言論。我無權因為學生持有這些觀點而評判他們。每個人都處于個人與社會探索的旅程中，我真心相信他們的視角會隨著時間不斷發(fā)展變化。

不過，在課堂上，我會通過提供反例來鼓勵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即那些既能過上豐盈（abundance）生活，又無需做出此類道德妥協(xié)的人。我經(jīng)常分享的一個例子是薇薇安·圖（Vivian Tu），她是芝加哥大學的校友，也是一名社交媒體博主，著有《你的富家閨蜜》（Your Rich BFF）和《天生富有》（Well Endowed）。她的工作重點大多在于揭開華爾街的神秘面紗，幫助普通大眾理解如何投資，而不是去利用內(nèi)部特權或不透明的系統(tǒng)謀利。

此外，我還采用一種東西合璧的教學方法，將冥想引入課堂。我希望這種實踐能鼓勵學生反思自己更高的人生使命，傾聽自己的直覺，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尋找尤其是去創(chuàng)造那些既有意義又符合道德準則的機會，以及新的豐盈生活。

不放棄對新社會契約的想象力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寫道，“蛛網(wǎng)資本主義”產(chǎn)生了復雜的后果，在受投資國家造成了貧困、氣候變化、環(huán)境惡化和人口流失。在這樣的結構性現(xiàn)實中，你認為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學者所稱的“新社會契約”（a new social contract）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政治議程嗎？

金伯莉·凱·黃：“蛛網(wǎng)資本主義”之所以產(chǎn)生危害，并非因為其中的個體參與者異常不道德，而是因為該系統(tǒng)就是為了實現(xiàn)“成本外部化”（externalize costs）而設計的。貧困、環(huán)境惡化、氣候脆弱性以及人口流失并非偶然的副產(chǎn)品，而是一種將利潤集中化、同時將風險和責任跨境分散化的模式所導致的系統(tǒng)性產(chǎn)物。

在這一現(xiàn)實背景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關于“新社會契約”的愿景處于一種微妙而尷尬的境地，介于政治項目與道德愿景之間。在國家層面，其許多組成部分——如累進稅制、勞工保護、公共投資、社會保險——是完全可行的，且在歷史上也曾發(fā)揮過作用。問題在于，蛛網(wǎng)資本主義是在超越主權國家的范疇內(nèi)運作的，而大多數(shù)社會契約仍局限于國家內(nèi)部。

如今，全球資本退出特定管轄區(qū)的難度，遠低于國家監(jiān)管資本的難度。離岸金融、代持結構和司法套利使得精英階層能夠從一處的弱監(jiān)管中獲利，同時在另一處藏匿財富。這使得任何單一國家尤其是前沿市場和新興市場國家都極難在不冒資本外逃風險的情況下，強制執(zhí)行“新社會契約”所要求的各類再分配政策。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社會契約目前更多是作為一種“道德愿景”（moral horizon）而存在，而非一個完全可實現(xiàn)的政治方案。它提供了一套話語體系來命名不公，并重申市場是人為設計的產(chǎn)物，而非自然形成。但如果不去正面應對離岸金融的全球架構和精英階層的豁免權，社會契約隨時都可能被蛛網(wǎng)資本主義所完善的那些結構所瓦解。

同時，將新社會契約僅僅視為一種愿景而予以否定也是錯誤的。道德框架至關重要，因為它們塑造了政治想象力。它們有助于重新定義什么是合法的國家行為，以及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市場行為。從歷史上看，社會契約只有在經(jīng)歷長期的道德博弈（moral contestation）后，才會在政治上變得可行。

因此，深層的挑戰(zhàn)不在于新社會契約是否值得追求，而在于它必須在何種尺度上運作。要解決蛛網(wǎng)資本主義產(chǎn)生的危害，就需要超越局限于國家內(nèi)部的解決方案，轉向全球協(xié)調治理——涵蓋稅收、環(huán)境問責、勞工標準和財務透明度。而在實現(xiàn)這種協(xié)調之前，投資的成本將繼續(xù)由地方承擔，而收益則被全球攫取。

所以，我認為新社會契約的最終實現(xiàn)，取決于能否拆解或徹底改革那些讓蛛網(wǎng)資本主義得以滋生的跨國基礎設施。

澎湃新聞： 你在書中和后來的一些談話里，都提到過加密貨幣、去中心化金融的話題。在你看來，加密貨幣是在復制同一張“蛛網(wǎng)資本主義”的結構，還是在編織一張全新的網(wǎng)？

金伯莉·凱·黃： 到目前為止，是的——加密貨幣在很大程度上復制了這種蛛網(wǎng)結構。盡管區(qū)塊鏈及相關技術承諾去中心化，但權力已迅速重新集中到了早期采用者、平臺所有者和技術精英手中。這張網(wǎng)的外表可能有所不同，但其底層不透明性、不對稱性以及風險轉移的運作依然如故。

加密貨幣最近的發(fā)展讓這一點變得尤為清晰。包括唐納德·特朗普在內(nèi)的一些高知名度政治和商業(yè)人物，擁抱加密貨幣并不是為了透明化或民主化，而是將其作為金融不透明的一個新層級。通過 NFT、代幣化項目、監(jiān)管寬松的平臺以及親離岸的結構，加密貨幣已成為品牌變現(xiàn)、投機性融資和財富隔離的工具。這些安排并沒有破壞精英權力，反而往往在復制那些我們熟悉的內(nèi)部人優(yōu)勢和有限問責的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密貨幣并沒有拆解蛛網(wǎng)資本主義，而是延伸了它。新技術創(chuàng)造了新蛛絲，但它們被織入的依然是同一套架構：在頂端集中收益，同時將波動性與損失向下分散。僅靠技術創(chuàng)新并不能產(chǎn)生新的結構，尤其是在它們被吸收到現(xiàn)有的精英保護和金融套利體系之中時。

澎湃新聞：如果三十年后你重訪這些前沿市場，你更擔心看到的是蛛網(wǎng)變得更加致密，還是蜘蛛們換了一批？哪一種情景更可能發(fā)生，哪一種更令你害怕？

金伯莉·凱·黃： 我大腦中那個悲觀、理性的西方部分擔心，現(xiàn)有的結構會持續(xù)存在或僅僅是發(fā)生演變，而權力的“蜘蛛”只是換了人坐莊。我們已經(jīng)看到這種情況在不斷上演：隨著每一次官員更替，腐敗指控往往被當作鞏固權力的手段。

然而，我大腦中那個更具直覺性、帶有東方能量感的部分則擁抱一種不同的愿景。當我冥想未來的三十年時，我不只是在想象重訪這些前沿市場，我預見到（envision）它們可能發(fā)生蛻變。我看到新一代的思想領袖，他們深諳其中的利害關系。他們能夠意識到，財富的過度集中會達到一個拐點，屆時它將傷害每一個人，包括他們自己，因此，他們會有意識地去培育那些尊重健康社區(qū)、共同繁榮和創(chuàng)造性表達的社會。

澎湃新聞記者 楊小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