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已全面撤出伊拉克

文︱陸棄

1月18日，美國主導的聯軍宣布，其在伊拉克聯邦控制區的所有軍事基地和顧問任務已經撤離，標志著歷時近十二年的外國軍事存在正式進入新階段。自2014年以來，伊拉克一直是反“伊斯蘭國”戰爭的前線，數以萬計的美軍及盟軍士兵先后部署于該國境內，從北部庫爾德斯坦到南部巴士拉，幾乎每一處戰略要地都留下了聯軍的身影。如今，這些基地大部分移交給伊拉克安全部隊，聯軍從主動作戰向“顧問+后勤支援”轉型，意味著伊拉克正在承擔更高層級的安全自主責任，也意味著中東安全格局正在迎來新的力量重新配置。在宣布撤軍的當天，伊拉克軍事委員會的聲明中強調，伊拉克部隊已具備“完全阻止‘伊斯蘭國’復蘇”的能力，這不僅是對國內安全機構能力的肯定，也隱含著對未來國際干預角色重新定義的期待。

然而，從戰略層面看，這一撤軍動作并非簡單的部隊轉移或政治象征，而是長期中東安全演變的節點。在過去十年，美國軍事存在不僅是對伊斯蘭國的直接打擊力量，更是地區權力平衡的核心杠桿。通過部署基地、維持空軍支援與情報網絡，美軍在伊拉克建立了跨境行動的能力，同時影響伊朗、敘利亞及周邊地區的安全態勢。隨著聯軍從伊拉克聯邦區域撤出，其對敘利亞和伊拉克西部的作戰支持將更加依賴庫爾德斯坦地區有限基地與后勤網絡，這種轉型意味著美國在中東的操作模式正在由高密度部署轉向低密度、高靈活性的“遠程干預”，其效果與風險均需重新評估。

伊拉克本土安全能力的提升，是撤軍背后的核心邏輯。過去數年，伊拉克安全部隊在美軍培訓、武器援助及聯合作戰下逐漸成長，但在組織協調、情報整合以及山區、沙漠和邊境地區的實戰經驗方面仍存在短板。聯合國安理會報告顯示，“伊斯蘭國”雖在城市地區幾乎失去控制力，但其在巴迪亞沙漠及敘利亞邊境線的潛伏網絡仍在重建，這意味著伊拉克在面對零散、隱蔽的非正規武裝行動時仍存在壓力。在這種背景下，撤軍并非意味著安全風險消失，而是將更大的責任轉移給伊拉克自身體系，同時要求其政治、軍事及民間治理能力相互支撐，以避免安全真空導致局部沖突再度升級。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美國撤軍也在重新定義中東力量博弈格局。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力已通過政治派系、民兵組織以及地方行政系統穩固，而美軍的主動存在在過去十年某種程度上抑制了這種影響力的擴張。隨著聯軍逐步退出，伊朗的戰略空間將被動擴大，這不僅影響伊拉克內部政治平衡，也對敘利亞乃至黎巴嫩安全環境產生連鎖效應。同時，土耳其、沙特和以色列等地區力量，也會根據伊拉克安全自給能力的變化調整自身策略，導致整個中東局勢更加復雜。可以預見，撤軍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區域多極化安全體系的加速形成，局部沖突與跨境滲透的可能性將常態化，傳統的單邊軍事威懾模式將面臨約束。

經濟與社會維度同樣不可忽視。伊拉克的反“伊斯蘭國”戰爭雖在戰場上獲得勝利，但國家治理、基礎設施建設、民生改善仍處在恢復階段。外國軍隊的撤出，將直接考驗國家的資源調配能力與地方治理能力。過去，美軍駐扎不僅提供了安全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就業與經濟活動，而撤軍意味著伊拉克需要在有限財政與國際援助下維持安全體系的運轉。這種壓力可能引發地方社會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緊張，也可能成為極端主義殘余力量重新滋生的土壤。

技術與作戰機制的變化同樣值得關注。聯軍撤出并不意味著國際支援完全終止，跨境空中支援、情報共享與特種作戰仍將延續，但操作方式已從長期駐地轉向快速反應與遠程協作。這要求伊拉克安全部隊具備更高的自主調度與信息化水平，也對其軍事指揮體系提出更高要求。同時，美國及盟國未來對伊拉克的軍事援助，將更加精準化、條件化，以降低直接介入風險，但這也意味著伊拉克需要在戰略自主性與國際依賴性之間取得平衡。

在安全威懾、地區影響力和國內治理能力之間，伊拉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聯軍撤軍是歷史的節點，也是制度能力的試金石：伊拉克若能成功過渡，意味著中東局部安全力量的重構、國家治理能力的增強，以及對外戰略自主性的提升；若過渡不順，則可能導致非正規武裝活動復蘇、地區力量沖突加劇，以及內部政治與社會穩定的脆弱化。這一進程不僅檢驗伊拉克自身，也為外部觀察者提供了理解中東安全體系演變的關鍵窗口。

未來幾年，伊拉克的安全與治理路徑將對整個中東產生示范效應。美國撤軍將促使伊拉克建立更加獨立的軍事、情報與政治整合體系，同時推動周邊國家在區域安全機制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長期來看，這意味著中東安全格局正經歷由單極依賴向多元平衡轉型的階段，歷史上的外部干預邏輯將受到制度化自主力量的考驗。在這一過程中，伊拉克的戰略決策、內部政治整合能力以及對非正規武裝威脅的應對效率，將成為判斷其國家安全可持續性的核心指標，也決定著該地區未來穩定與動蕩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