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的文藝感，需要被認真對待

文｜李蛋

最近一段時間，電影市場不算熱鬧，但有一個小小的“區域現象”格外顯眼。三部帶著明顯東北氣質的電影前后腳上映，又接連“消失”在市場里。

《馬騰你別走》《飛行家》《我的朋友安德烈》。

三部片子，三種來路。《馬騰你別走》是原創故事，導演和創作者顯然對東北熟得不能再熟，人物一張嘴就是熟人味兒，情緒和語境也很“在地”；《飛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則直接改編自雙雪濤的小說，一個寫城市邊緣人的孤獨，一個寫少年與時代陰影的糾纏。放在文學圈，都是東北文藝敘事的代表作品。

然而結果大家也都看到了。《馬騰你別走》首映之后，影評區一度還算友好，有人夸真誠，有人夸不裝，但票房幾乎沒起水花；《飛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口碑一路走低，排片迅速被擠掉，很多城市的觀眾甚至還沒反應過來，影院已經沒場次了。

是市場對文藝片越來越冷淡了嗎？還是說，東北這塊土壤，已經不再適合承載這種偏“文學感”“情緒流”的敘事了？更尖銳一點說，東北，是不是真的撐不起某些創作者想要完成的那套敘事野心了？

迷霧中的東北文藝片

把時間線稍微往前拉，會發現以東北為背景的文藝片和偏作者向的影視作品其實不少，且這些作品都很努力地在“去類型化”，不僅弱情節、弱沖突，而且喜歡強調人物狀態、情緒氛圍，以及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時代余溫。

聽起來很美，但落到成片上，問題也高度一致。

首先是敘事越來越像情緒拼貼。這些年里，很多東北文藝片已經不太講故事了，或者說，它們默認觀眾不需要一個清晰的故事。人物為什么相遇、沖突從何而來、情緒如何推進，這些最基本的敘事問題，被一句“生活本來就沒有答案”輕輕帶過。

《我的朋友安德烈》是最典型的例子。整部電影從頭到尾，都沉浸在一種刻意壓低的表達里，人物交流像是在互相躲閃，說話永遠只說一半，剩下一半交給空鏡、雪景和沉默。有觀眾看完后評價：“幾乎全片都不說人話，也談不上敘事，像是把小說里的留白無限放大，卻忘了電影需要節奏和推進。”

文藝不是問題，留白也不是問題，但當留白變成偷懶，問題就大了。

其次，是創作者對東北的理解開始變得表面化。冷、舊、慢、窮，這些標簽被反復使用，卻很少被真正拆解。很多作品里的東北都只像是一塊情緒背景板，而不是一個正在運轉的現實空間。人物在里面游蕩，卻和城市、社區、歷史沒有實質性的連接。

《燃冬》便是如此。電影把人物困在一種極端私人化的情緒里，東北的存在感，只剩下氣溫和色調。這個三角戀的故事看起來發生在東北，但換一個城市，故事并不會受到太大影響。這種可替換性，恰恰暴露了地域敘事的失效。

《馬騰你別走》相對來說算是更真誠的一部，至少人物是活的，語言也有生活質感。但這部電影的問題在于，情緒始終停留在原地，沒有被推向更復雜的層次。親情線成了唯一的防護盾，卻沒能轉化成更有力量的表達。

于是，觀眾逐漸產生了一種疲勞感。為什么東北文藝片總在拍失落、迷茫、無所適從？為什么每個人都像是被時代輕輕放下，卻又說不清自己到底要什么？當這種情緒被反復復制，原本應該鋒利的表達，反而變成了無病呻吟。

更殘酷的是，市場已經不太愿意再為這種表達買單了。東北不是不能拍文藝片，而是這套被反復使用的東北文藝片方法論，已經走到了瓶頸。它們消耗的，不只是觀眾的耐心，還有東北敘事本身的信用。

凍土下的別樣生機

和那些在文藝片里顯得飄忽的表達相比，東北在另一類作品中，反而一直穩得驚人——故事扎實、人物清楚、情緒有著落的作品。

最典型的當然是《鄉村愛情》。

很多人不愿意承認這一點，但《鄉村愛情》系列，可能是過去二十年里，對東北社會肌理呈現得最持續、最完整的一套影像文本。它不高雅，也不精致，人物的欲望簡單直接，沖突都落在柴米油鹽、面子里子、錢和關系上。你可以笑它土，但很難說它假。

更重要的是，《鄉村愛情》始終在講故事。誰和誰鬧掰了，誰想往上走，誰被時代甩在了后頭，每一條線都有因果，也有結果。東北在這里不是情緒容器，而是一個真實運行的社會空間。

去年底播出的《老舅》提供了另一種扎實的范本。這部劇把故事放在上世紀90年代的東北，講的正是那一代人的下崗、下海和自謀生路。它不刻意渲染悲涼，也不沉溺于感傷，而是讓角色在具體的生計問題里打轉：怎么掙錢，怎么養家，怎么在變遷里守住一點情義。

正因為踏踏實實地拍出了那個時代普通人身上的勁頭與韌性，《老舅》反而讓觀眾覺得可信，甚至親切。它或許不那么文藝，卻恰好說明，東北的故事生命力，始終來自對生活本身的誠實講述。

再看稍微嚴肅一點的作品，《漫長的季節》。

這部劇之所以能成為現象級，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導演沒有把東北當成氛圍濾鏡。鋼廠、鐵路、下崗、轉型，這些元素不是用來抒情的，而是直接參與敘事的變量。人物的命運，被時代推著往前走，悲劇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而是一步步積累出來的。

《漫長的季節》里有大量的生活細節，甚至顯得瑣碎，但正是這些瑣碎讓人物站得住。你能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困境從哪兒來，又是在哪一步走錯了路。這種清晰感，正是很多東北文藝片里缺失的。

電影《白日焰火》同樣如此。雖然是一部懸疑片，甚至可以說是類型完成度極高的犯罪電影。但是電影主角的孤獨、暴力和失控，都有現實土壤做基地。東北的寒冷、蕭索、工業遺跡，并不是所謂情緒標簽，而是犯罪邏輯的一部分。

很多地方的故事，需要創作者額外搭建沖突，比如階層落差、代際矛盾、城鄉差異。但在東北，這些東西幾乎是明擺著的。重工業時代留下的榮光與廢墟并存，計劃經濟的集體記憶與市場化之后的個體焦慮長期疊加，人與人的關系既親密又殘酷。這些矛盾，本身就構成了極強的敘事張力。

所以你會發現，一旦作品愿意老老實實講清楚“發生了什么”，東北往往能提供比其他地域更扎實的支撐。

再往前追溯，《鋼的琴》《Hello！樹先生》這些被頻繁提起的作品，其實也是這個道理。這些文藝片的成功在于人物和環境的強綁定。樹先生的荒誕，并不是憑空瘋癲，而是現實一步步把他推到了邊緣。可反觀看近幾年的不少東北文藝片，恰恰是在“解綁”這些現實關系。

東北作為一個長期被影視作品反復消費的地域，東北人對自己被如何書寫，有著異常敏銳的判斷，他們對“假故事”的容忍度極低。你可以拍他們粗糙、失敗、擰巴，但前提是這些東西得是真的。

東北在類型片里好用，在扎實敘事里好用，在喜劇和懸疑里屢屢奏效。當作品有明確的類型框架時，東北的地域特質會被自然激活。人物的選擇，和環境形成互動，觀眾也更容易進入。可一旦創作者試圖繞開故事，只剩下情緒漂浮在畫面里，東北就成了一種被誤用的符號。

東北的悲涼，從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如果只想借東北表達“人生的虛無”，觀眾自然會覺得空。

黑土地相信扎實的故事

東北的城市氣質，更多誕生于特定歷史階段，鋼鐵、煤炭、機床、鐵路，這些詞匯塑造了城市的骨架，也塑造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集體宿舍、工廠大院、單位食堂，人與人的關系密度極高，個體從來不是被單獨放置的。

這種背景，決定了東北敘事天然帶著重量。哪怕講的是個人命運，也很難完全抽離時代與群體。一個人的失敗，往往牽動一整個家庭；一次工廠的停擺，會改變一條街區的走向。

也正因為如此，這里的城市氣質，對表達有著近乎苛刻的要求。《我的朋友安德烈》等東北文藝片的問題，恰恰出在這里。它們借用了東北的外殼，卻回避了東北的精神內核。畫面是冷的，人物是寡言的，但行為缺乏現實推力，情緒缺乏社會來源。角色仿佛天生憂郁，卻說不清憂郁從何而來。

再具體一點說，東北城市的空間結構本身就不適合被抽象處理。老小區、廠區家屬院、菜市場、澡堂、燒烤攤，這些地方不是風景，而是社會關系的節點。人在這些空間里，避無可避，退無可退，沖突天然會發生。

可很多作品寧愿反復拍雪地、荒野、空曠的街道，也不愿意進入這些空間。文藝片害怕擁擠，害怕復雜，害怕真實的社會關系會破壞情緒的“純度”。這種選擇本質上是在回避東北最有力量的部分。于是，東北被拍成了一座“沒有鄰居的城市”。人物彼此隔離，關系松散，情緒懸浮。

反過來看那些真正成立的東北敘事，幾乎都找到了類型與地域的結合點。《白日焰火》用犯罪類型承載孤獨與暴力，《漫長的季節》用懸疑結構托舉時代悲劇，《鋼的琴》用喜劇外殼包裹尊嚴的崩塌。它們沒有回避現實的堅硬，而是順著這份堅硬，把人物的情感一層層敲出來。

這才是東北敘事該有的方式。

說到底，東北并不缺文藝氣質，缺的是被認真對待。真正的文藝片也不是情緒的自我循環，而是對現實的深度回應。東北需要的是愿意把故事講扎實的人。只要故事站得住，這片土地給出的回饋，往往比任何濾鏡都要真實、也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