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江青哥哥帶兒子來北京，江青得知對方想見自己后：這事難辦

1959年初夏，公安部中南海警衛局收到一份“特別調查”電報，要求對濟南鐵路系統職員李干卿摸底。那一年，江青正建議把哥哥接進北京，替他在首都安頓晚年。調查組出發前，誰也沒想到，這位“李同志”往后會牽動中南海里一連串的家庭風波。

李干卿比妹妹李云鶴——也就是后來叱咤政壇的江青——年長十三歲。兄妹幼年分離，情分薄弱，卻畢竟血脈相連。抗戰時期，江青流亡延安，李干卿漂泊山東，曾給日本憲兵隊寫過招降信，身份標簽日偽、舊警務、軍閥幕僚統統壓在頭上。到了建國初，他因過去履歷被約談數次，檔案里留下不少灰色記錄，這些材料也悄悄躺進了中央有關部門的柜子。

時間快進到1970年3月。京滬鐵路線上，一對老人和少年靠窗而坐。老者正是李干卿，旁邊的十五六歲男孩是他的兒子李虎。兩人沒打招呼就直奔北京，心里想得很簡單：見一見多年未謀面的妹妹兼姑姑，也許還能帶回點“首都特產”。列車呼嘯北上，他們卻渾然不知即將掀起怎樣的波瀾。

到京后，中央辦公廳按照慣例把這對父子暫時安置進中直招待所。例行報告遞到汪東興案頭，他隨即拿起電話：“小楊，你去和江青同志通個氣，她哥哥來了。”彼時三十二歲的楊銀祿是江青的機要秘書，出身中央警衛團，穩重寡言。接到指令，他立刻趕往釣魚臺。

聽完匯報，江青眉頭緊鎖，閉目許久方睜開。“這事難辦。”寥寥四個字，語氣冰冷。她責怪哥哥“私闖京城”，又說“正是政治風頭最緊的時候，不能輕易露面。”猶豫片刻，她補上一句：“讓汪東興挑一架最次的照相機，半斤毛尖，算作意思。送完，打發他們走。”

次日上午，楊銀祿提著那只舊款相機和茶葉袋來到招待所。少年的眼睛瞬間亮起，拆開包裝便把玩快門。李干卿卻低頭抹淚，久久無言。他還是鼓起勇氣抓住楊秘書的手：“麻煩您，再求一句，讓她見我一面吧。我年紀大了，也許見這一次就夠了。”這一幕，讓在場的人都有些唏噓。

夜里十一點，釣魚臺的鈴聲驟響。江青的話冰冷刺耳：“這老東西還不走？他是何許人自己心里沒數？我可是政治局委員，哪敢跟他牽連。”她提起往昔的調查：在張宗昌部隊做過文書，偽縣警署掛過職，甚至被指偷糧、搶槍。她認定，任何親情都不能成為放松階級立場的理由。

但李干卿沒有退意。兩天過去，招待所電話仍舊回報“人還在”。江青進退兩難，權衡片刻，只好請示毛主席。徐業夫把情況匯報后，得到一句頗為輕描淡寫的批示：“國際戰犯都能見，你怎么不能見你哥哥？”這話如當頭棒喝，江青無法再推脫。

五月上旬的一個下午，人民大會堂一間小會見室里，兄妹終得相見。江青穿著一襲深青布衫，神情冷峻。她開口就質問：“誰讓你不打招呼就來？你給我制造多大麻煩知道嗎？”李干卿低頭，說不出話，只拉著兒子深深鞠躬。“來看你，是想告訴你，我們過得還行，也想讓孩子見見姑姑。”話音里哽咽，他悄悄掏出褪色的手絹。

半小時不到，會見結束。江青交待：第二天啟程返程，來時自己買票，走也一樣。李干卿沒再堅持，只在夜色里坐上南下的列車。有人看到他不住抹眼淚，少年則把那臺老式相機緊緊抱在懷里。

家族緣分若斷若續。江青的同父異母姐姐李云露，對她更有恩情。1929年，年僅十五歲的江青在天津靠姐姐家接濟讀書，才有了闖進大上海舞臺的底氣。解放后，這位姐姐曾被接進中南海做內務，卻因一次爭執被趕出。到了六十年代，政治風雨驟起，兩人再無見面，只有偶爾一封家書，卻常石沉大海。

1972年春天，李訥生產后手頭拮據，托中辦轉告外公毛主席。老人得知后，批出稿費三萬二千元，江青、賀子珍、李敏、李訥各得八千。這一筆錢，改寫了幾個人的余生。幾年后，江青忽生念想，派老廚師程汝明去清華園里的平房看望李云露，并送去五千元現款。屋里墻皮剝落，被褥襤褸，那位耄耋老人卻只關心妹妹和外甥女是否安好，一口一個“你給她捎好”。

親緣并非鐵鎖。李干卿此后聽命再未進京，只在外省度過晚年；李云露得到資助后，生活境況略有起色。1976年以后，江青自身的命運急轉直下，家人當年的眼淚與請求，終究只是歷史塵埃。若追溯那句“這事難辦”，難的也許并非一面之緣，而是政治立場與血緣親情之間無法調和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