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被李在明耍了？黃海談判不過是一個幌子，韓國的真正目標曝光

1月15日，韓國外交部向北京發出信號，要求舉行副部級會談商討黃海劃界問題。

這個時間點距離韓國總統李在明結束訪華回到首爾僅過去三天。這個討論了十年沒有結果的議題，現在似乎成了李在明手中的一張牌。他在訪華期間簽署了二十多項協議，回國后卻迅速轉變態度。這背后是怎樣的考慮？

這種行為差異源于精心的政治策劃。對中國，他展示了合作意愿。對美國與日本，他保留了調整空間。對韓國國內民眾，他塑造了強有力的領導者形象。

外交場合的言行，首要目的是影響國內選民和議會。當經濟數據不佳、產業調整困難、社會不滿上升時，經濟手段難以見效，外交動作便成為轉移注意力的工具。

黃海議題本身適合制造公眾關注。它能把復雜的地緣問題簡化成“外部施壓，我們必須回應”的簡單敘事。依靠這種說法，政府即使沒有在經濟改革上取得快速進展，也能暫時維持支持率。李在明需要的不是真正解決問題，而是制造一個能持續吸引注意力的話題。

名義上這是關于漁業資源的討論，實質上涉及戰略層面的安排。自2024年起，中方在相關海域設置了用于養殖的鋼結構及多個海上浮標。

這些設施除漁業用途外，也被認為具備信息收集功能。美國智庫認為這是一種漸進式的主權宣示行為。作為回應，韓方從2025年開始部署自己的海上漂浮平臺，并稱之為對等措施。

雙方都在試圖將臨時性安排轉變為固定事實。中韓在黃海設有“暫定措施區”，這是一項臨時技術協議，旨在管理漁業活動并防止突發事件。

但如果這種臨時狀態長期持續，就會產生新的問題——各方都試圖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將臨時管控區域轉變為對自己有利的既成事實。

韓方提出的“精確劃定中間線”方案，聽起來公平，實際上會將中國傳統的漁業活動空間向東壓縮。如果中方接受這條線，黃海現有的地緣格局將發生根本改變。對此，中方既未公開高聲反對，也未在聯合聲明中表示支持，態度清晰——這不是技術性討論，而是涉及戰略原則的問題。

更現實的情況是，韓國研究船在該海域活動時，多次受到阻撓，漁船沖突增加，海警船只對峙也時有發生。韓國國會數據顯示，2023年約五分之一的調查任務受到干擾。隨著海上行動增多，輿論情緒更容易被引向要求采取強硬態度的方向。

李在明已將黃海談判變為一種多功能政治工具：對內鞏固支持，對外作為談判籌碼，對盟友顯示自身立場。在東京對敏感問題保持沉默，是為與日美關系留有余地。

在首爾抬高黃海議題熱度，則是向日美表明韓國擁有自主設定議程的能力。表面言辭越漂亮，他手中掌握的籌碼就顯得越有價值。

李在明利用黃海問題謀取利益的人，則會刻意提高聲調，將嚴肅談判變成一種表演。他不需要在短期內談出具體結果，他需要一個沖突持續的過程——這既能轉移國內對經濟問題的注意力，又能在國際上展示韓國的獨立性。

中方當前的難點在于如何把握回應力度。如果立即同意談判，可能被看作被迫坐到桌前。如果一直拒絕接觸，又可能被指責不愿合作。

中方的立場是明確且一貫的：愿意談判，但必須基于公平、對等和真誠的原則。在雙方達成一致前，不應采取任何單邊行動，不應人為導致海上沖突升級。

韓方清楚這一底線，卻仍不斷抬高議題，根本原因在于爭奪話語主導權——誰掌握了敘述的主導權，誰就更有可能將臨時現狀轉變為永久事實。

黃海談判只是李在明手邊可用的眾多選項之一，需要時就用，失效了就換。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漁民能獲得多少資源，而是在軍事部署、能源勘探、海空預警等關鍵領域爭奪影響力。所謂劃界實質上是勢力范圍的劃分，每一片海域都關系到雷達覆蓋范圍、艦艇巡航路線和戰略緩沖空間。

風險正在不斷積累。海上的各類設施、調查船只和漂浮平臺都呈現出對峙姿態，局勢正被人為推高。一旦現場摩擦失控升級，沒有人能僅憑一句話就控制局面，屆時談判進程將被現場的緊張情緒所左右。那樣的話，原本的技術性爭議將完全轉變為政治危機。

李在明的策略是多線并進：表面是外交談判，實質是權力鞏固。他在中日之間靈活調整姿態，在黃海議題上故意制造拉鋸，每一步都符合政治需要。他一邊獲取國內支持，一邊已在為下一步做準備。

最終局面如何發展，主要看兩點：韓方是否會將“暫定措施水域”的摩擦上升為政治對抗。現場是否會出現不可控的沖突升級。只要這兩個因素不變，黃海談判就很難回到技術性討論的軌道，短期內也難以真正結束。

外交從來不只是談判桌上的較量，而是國內政治、國際關系和公眾輿論相互作用的結果。當一個議題被塑造成“國家利益受損”的形象時，它就不再是單純的技術會談，而成為執政能力的公開檢驗。

李在明深知這一點，黃海只是他搭建的舞臺，真正的演出場地在首爾。如果中國匆忙應對，要么會被對方引導，要么可能在談判中被迫讓步。這場無聲的較量，比的不是誰先坐到談判桌前，而是誰能堅持自己的節奏和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