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程被反壟斷“大錘”胖揍后，OTA江湖走向何方？

OTA江湖混戰，在線旅游“二選一”誤入歧途。

鯨商(ID：bizwhale)原創

作者 | 胡篤之

2026年1月14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一紙公告，讓在線旅游巨頭攜程的股價上演了驚心動魄的“自由落體”，其港股單日暴跌超20%，其美股收盤重挫17%，數百億市值瞬間蒸發。

市場監管總局依據《反壟斷法》對攜程集團有限公司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壟斷行為立案調查。資本市場用腳投票的反應，折射出市場對這家中國最大在線旅游平臺的長期憂慮與積怨。

這次調查，也不是突發奇想，而是對平臺經濟持續觀察后的必然結果。

就在幾個月前，貴州和鄭州的市場監管部門已因“二選一”、干預定價等問題先后約談攜程；云南民宿協會更以一封公開的維權決定，揭開了行業與平臺之間積蓄已久的矛盾。從地方監管的警示，到國家層面的重拳出擊，一條清晰的監管升級線已然浮現。

這不再僅僅是某家公司的麻煩，而是中國平臺經濟反壟斷浪潮，從電商、外賣延伸至旅游服務核心地帶的一個標志性信號，拷問著所有依靠流量與數據筑起高墻的商業模式。

警報拉響：約談、維權與信任危機

攜程為何會成為反壟斷利劍之下的焦點？此次調查，絕非一次孤立的監管行動，而是一場由地方警示步步升級至國家層面重拳治理的連貫劇集。

序幕早在2025年就已拉開：當年8月，貴州省市場監管局集中約談攜程等五家涉旅平臺，直指“二選一”、技術干預定價等亂象；9月，鄭州市市場監管局單獨約談攜程，并在此前下達了《責令改正通知書》，核心劍指其強制商家開通且無法退出的“調價助手”工具，以及未經授權擅自修改房價的行為，明確指控其違反了《電子商務法》關于禁止不合理限制交易價格的規定。

然而，這些來自地方監管的“黃牌警告”似乎未能徹底糾正問題。監管壓力在年底達到一個頂峰：2025年11月，云南省旅游民宿行業協會公開發布維權決定，以行業組織的名義，集體控訴攜程利用市場支配地位，對云南民宿行業實施“二選一”霸王條款、單方面隨意漲傭、屏蔽流量等不正當競爭行為。

從西南貴州到中原鄭州，再到旅游重鎮云南，連續、密集且指向明確的監管動作與行業抗爭，清晰地勾勒出平臺與商家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也為國家層面的最終介入積累了扎實的事實依據。

對于數億普通消費者而言，攜程的形象在近年來呈現出一種復雜而割裂的雙面性。一方面，它作為一站式旅行平臺，其產品豐富度和便捷性仍具有強大吸引力。但另一方面，長期存在的“大數據殺熟”爭議、復雜的退改簽規則以及捆綁銷售等體驗痼疾，持續消耗著用戶信任。

演員韓雪就曾公開吐槽攜程捆綁銷售，將機票與各種優惠券、保險默認為勾選狀態，被網友戲稱為“攜程在手，看清楚再走”。更為普遍而瑣碎的痛苦，則隱藏在退改簽的規則迷宮里：高昂的、有時甚至接近票面價格的退改費用，模糊不清的規則解釋，以及耗時耗力的客服周旋，讓許多用戶在行程變更時感到無助與憤怒。

與消費者體驗上的摩擦相比，平臺上的廣大中小商戶所承受的壓力更為直接和沉重，這也是本次監管風暴的“風暴眼”。許多商家陷入“不合作無客源，合作即虧損”的兩難境地。

他們的控訴集中在幾個關鍵點上：首先是高昂且不透明的綜合成本。除了公開的傭金通常在12%-18%，甚至更高，商家還需承擔各種隱性的“流量推廣費”，有民宿老板提供的后臺記錄顯示，單筆訂單被平臺抽取的比例可達25%-29%，而協會調研指出，部分商戶的實際綜合成本占比甚至接近40%。其次是經營自主權的喪失。正如云南民宿協會所揭露的，不配合“獨家”或促銷要求的商家，會立即面臨訂單量銳減的懲罰。這種“流量稅”模式，讓眾多中小商戶感到自己不過是在為平臺“打工”。

因此，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的此次立案，遠不止是對一家企業的調查。它是在平臺經濟領域釋放的一個強烈信號：任何憑借市場支配地位，通過不合理交易條件等手段扼殺競爭、損害生態健康的行為，都將面臨法律的嚴厲規制。這場始于地方約談、終于國家立案的調查，正式揭開了在線旅游行業反壟斷的序幕，其最終結果將深刻影響平臺、商家、消費者三方關系的重塑，以及整個行業的競爭規則與發展方向。

攜程“OTA王國”與商家憂患

攜程之所以走到“涉嫌壟斷”這一步，在于其市場地位的塑造，是一部伴隨著中國互聯網浪潮的激進擴張與資本整合史。

自2015年起，攜程通過一系列戰略性并購，迅速完成了行業格局的洗牌：先是與主要競爭對手去哪兒網合并，隨后入股乃至整合藝龍旅行網，又通過資本紐帶與同程旅行深度綁定。這一系列操作，實質上是在線旅游市場的“去對手化”進程，使得攜程系（攜程、去哪兒、同程）迅速聚合了龐大的用戶、供應鏈與數據資源，形成了強大的市場合力。

根據交銀國際的測算，以商品交易總額計，攜程系在在線酒店及旅游市場的合計占有率已高達約70%，其中攜程自身占比超過一半，其市場支配地位在數據上得到了清晰的印證。這種“一超多強”的局面，并非純粹市場競爭的自然結果，資本的力量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催化與固化作用。

這種市場結構直接反映在攜程令人矚目的財務表現上，尤其是在行業整體承壓的背景下，其盈利能力的反差格外刺眼。

根據文旅部數據顯示，2025年前三季度國內旅游出游人次雖有增長，但人均消費同比下滑，反映出行業復蘇面臨“量增價減”的挑戰。然而，攜程同期卻交出了一份堪稱“暴利”的成績單：前三季度累計凈利潤高達290億元，僅第三季度就錄得199億元，同比增長近2倍，凈利率觸及32%的高位。這意味著，在旅游業普遍為盈利掙扎之時，攜程平均每天凈利潤超過2億元。

其利潤規模一度超過以盈利能力著稱的貴州茅臺，更將許多互聯網巨頭拋在身后。

而這種遠超行業平均水平的利潤率，固然有其規模效應與技術優勢的貢獻，但也不少商家、消費者質疑其利用市場支配地位，在產業鏈利潤分配中過度向自身傾斜的嫌疑。高額利潤的背后，是平臺上無數商家被擠壓的利潤空間和消費者可能付出的更高成本。

具體而言，攜程“調價助手”這一自動化工具，成為平臺侵蝕商家經營自主權的典型例證。

這個名義上幫助酒店“動態競爭”的工具，在實際運行中異化為平臺追求全網最低價、強制商家參與價格戰的利器。據多地酒店經營者反映，系統會實時監控本酒店在其他平臺的價格，一旦發現更低價格，便會自動下調攜程平臺的售價，且整個過程常常無需、甚至未經商家授權。

商家若想關閉此功能，往往過程艱難，申請被反復駁回。這實質上是利用技術手段，單方面剝奪了經營者的自主定價權，使商家淪為被動參與價格戰的棋子，利潤空間被肆意穿透。

與此同時，“二選一”或變相的排他性要求，則構成了對商家選擇權的系統性限制。這種做法未必以公開協議存在，而是通過流量扶持、搜索排名等隱性激勵，或流量降權、屏蔽等隱性懲罰來實施，形成對商家的“隱性捆綁”。

對商家而言，這限制了他們多渠道分散風險的能力，加劇了對單一平臺的依賴；對消費者而言，這可能導致每個平臺上的商家選擇趨同，缺乏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最終損害的是選擇的多樣性和服務的創新性。當平臺在上游對商家形成如此控制力時，其權力效應便不可避免地沿著供應鏈向下游傳導。

當消費者成為算法時代的“數字佃農”

當平臺在上游通過“調價助手”和“隱性捆綁”構筑起控制體系，處于最末端的消費者，便成為了所有成本與不公的最終承接者。

這種代價的體現，遠不止于備受詬病的“大數據殺熟”，而是一種更系統性的“算法收割”。它滲透于消費全流程：利用信息不對稱，設計復雜晦澀、利于平臺的退改簽規則；通過算法推薦，將高傭金產品或打包產品優先展示；在售后服務中，設置機器人客服的重重關卡，消耗用戶的維權意志。而當消費者真正遭遇不合理收費或退改難題時，會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座無形的高墻。

電子合同由平臺單方制定，關鍵條款語焉不詳；所有操作數據存儲于平臺服務器，用戶取證困難；投訴流程漫長，平臺自身集“運動員”與“裁判員”于一身。消費者個體維權的成本高昂得不成比例，與平臺行為的低違規成本形成巨大反差，最終多數人只能無奈妥協。

當然，市場并非鐵板一塊，挑戰者始終存在。美團憑借其在本地生活領域無與倫比的流量入口和用戶粘性，強力切入酒店預訂（尤其是中低星及本地住宿）和門票業務，以其高頻打低頻的戰略對攜程構成持續壓力。

阿里巴巴旗下的飛豬旅行，則背靠整個阿里生態，通過與支付寶、淘寶的會員體系打通，主打平臺模式和創新產品，在年輕用戶和出境游市場上擁有獨特優勢。此外，抖音等內容平臺憑借強大的興趣種草和直播帶貨能力，也正在成為旅游產品分銷的新興渠道，碎片化地蠶食著市場。

然而，這些競爭對手的存在，并未能從根本上動搖攜程在核心商旅市場、高端酒店資源以及全產業鏈服務能力上的深厚壁壘。

多年的積累，使攜程在核心商旅市場、高端酒店資源以及復雜的全鏈條旅游服務上，建立了深厚的供應鏈壁壘與專業服務口碑。這些構成了攜程寬闊的護城河，令其“一超”的基本盤依然穩固。

當下的競爭，更像是攜程占據中心高地，而美團、飛豬等從不同細分市場發起沖擊。此次國家層面的反壟斷調查，猶如在看似堅固的城墻上打開了一道結構性裂縫，它不僅可能制約攜程既往的某些強勢做法，更為這些競爭對手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戰略、爭奪市場的關鍵窗口期，有可能在未來幾年悄然改變競爭態勢的平衡。

總之，攜程所面臨的這場反壟斷風暴，是中國平臺經濟監管走向深化與精細化的必然產物。這場調查的最終結果，將為中國平臺經濟的未來走向樹立一個重要的觀察坐標。它警示所有平臺，真正的可持續發展，源于將算法的力量用于提升服務透明度與體驗，將平臺的資源用于賦能而非榨取產業鏈。唯有建立一種更為平衡、健康、共贏的生態，商業世界才能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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