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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他頻繁揮舞關稅大棒,從歐洲盟友到資源大國,再到與伊朗有經貿往來的國家,都曾被卷入其中。
這種操作在國內制造了聲勢,卻也讓美國的貿易政策變得前所未有地難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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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關稅策略,大致可以拆成三層。第一層,是把關稅當作談判起點。
無論對歐盟征收鋼鋁關稅,還是威脅對汽車、農產品加稅,美方往往先宣布加征,再在談判桌上提出“豁免條件”,用關稅當倒計時,迫使對方在限定時間內讓步。
第二層,是把關稅與地緣政治議題捆綁在一起。在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時,美國不僅自己退出相關協議,還通過二級制裁和關稅威脅,逼迫其他國家減少與伊朗的正常經貿往來,相當于用貿易工具改寫別國的外交與能源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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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則是把關稅延伸到資源安全領域。在稀土、關鍵礦產等敏感環節,美國政府多次提出要重塑供應鏈,把中國排除在外,并向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等資源國施壓,希望它們在很短時間內完成產能與基礎設施建設,否則“不排除采取關稅和貿易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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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就公開批評這類做法接近“恐嚇”,北歐國家領導人也用“勒索”來形容相關威脅。對于依賴開放貿易的中小經濟體而言,突然面對額外關稅,企業必須重新核算成本、調整訂單,金融市場也隨之承壓。
如果這種不確定性頻繁出現,政府和企業在中長期規劃時就不得不把“政策情緒”納入考慮,傳統意義上的“最優貿易安排”,被迫退讓給“風險最小化選擇”。
對美國盟友而言,關稅大棒帶來的沖擊不止是關稅賬單,更是心理預期上的動搖:一方面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另一方面在經貿上卻屢屢遭遇高壓手段。
圍繞伊朗問題,一些歐洲國家原本希望在聯合國框架內維持平衡,但由于擔心自身企業遭到美國懲罰,不得不調整原有立場。
這種被裹挾感,使不少國家開始討論增加“備份方案”——例如多元化能源來源、加快區域貿易安排、探索更多本幣結算,以降低未來再次被“一紙關稅”左右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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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自身來看,“關稅之王”的姿態也并非沒有代價。短期看,以關稅威脅談判,確實能在輿論上顯示強硬,向國內選民傳遞“為美國工人爭取利益”的信號。
這種反復改變關稅政策、頻繁用“最后期限”施壓的做法,削弱了美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規則威信。
一些央行和主權基金開始增加黃金和其他貨幣資產,一些國家加快推動本地區自貿協定,這都是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政策波動提前做出的防范。
特朗普的關稅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國在部分國家眼中的相對形象”,理由很簡單:至少在對外經貿上,中國當前更強調履約和穩定,而不是頻繁用關稅作為即時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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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底,關稅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標。當這一工具被過度用作懲罰手段時,受傷的不只是被征稅的一方,還有美國本人的國際信譽。
全球貿易關稅政策#國際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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