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心腹陳布雷后人現狀：兩兒子正廳及以上，長孫卻成民族罪人

【1948年初春，南京書房燭光搖曳】“礫啊，記住，別學我，學門真本事。”陳布雷低聲對小兒子說。燈花爆出微響，父子目光交錯，僅此一句，氣氛已沉重到極點。

那一年，內戰膠著，南京城表面燈火，卻人人心驚。陳布雷深知大勢已去，他唯一能抓牢的，是讓子女避開政治旋渦。兩個多月后，他留下厚厚幾封家書服藥自盡，年僅五十八歲。消息傳出，國民黨高層一片嘩然，文膽隕落，不啻預告末路。

先看看子女的走向。長子陳遲，原本想報中央政治學校。父親一句“農業救國同樣是救國”，生生把他推向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甘肅引進甜菜、研究水土保持，再到康奈爾大學深造，技術路線走得扎實。1949年底，他攜家眷赴臺，被臺灣糖業公司一把抓住當技術骨干。此后在聯合國糧農組織、亞洲開發銀行都掛過職務，官階正廳級，賬面光鮮，卻始終保持本行，說到底是父親那句“人貴自立”在耳。

次子陳過，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后被派去美國進修。1949年夏天，他做了截然不同的選擇：回到杭州，進入浙江醫學院。內科、寄生蟲病、老年康復，他樣樣啃，硬把自己啃成了浙江省衛生廳廳長。文革那段日子不好過，他照樣跑醫院、拉病人，沒半句怨言；技術立身，這招在風浪里最保險。

再往下，三子陳適讀同濟工科。新中國缺測繪人才，他留在武漢測繪學院，埋頭地圖、坐標、儀器，一干幾十年。四子陳邁學土木，進了上海鐵路管理局。兩人官職不算耀眼，卻都蹚出正軌，父親遺訓行之有效。

最特別的是小女兒陳璉。1947年被逮進北平監獄，她死咬不松口，特務抓不到把柄。父親給蔣介石寫“自請重判”的信，看似“忠黨”，實為救女。出獄后，陳璉南下浙江待了幾個月，隨即潛往解放區。建國后，她在共青團中央、華東局宣傳部任職，忙的是青年工作和文化教育。憶及父親，她坦言：“他是舊制度的陪葬者，但也是個對家國有良知的人。”這話不客氣，卻精準。

小兒子陳礫，北大哲學系畢業。父親自盡當晚，他抱著遺書站了一夜。天亮即北上解放區，后來進入新華社、《中國日報》，一路升到副部級。有人問他為何轉向，他答得直：“父親不愿我從政，可這世道，躲不開。”短句，干脆。

陳家第二代到此為止，四兄妹各在專業里扎了根，兩人正廳，一人副部，一人享受院校高級津貼。按常理，家風算是立住了。可輪到第三代，風向突變。

“別叫我外省人，我臺灣長大。”1985年，陳師孟在臺北校園演講，揮手高喊“臺獨萬歲”。他正是陳遲的長子。經濟學博士，學歷不低，偏偏栽進深綠陣營，開口閉口“獨立公投”。國民黨元老洪秀柱痛批“叛國分子”，島內媒體貼他“最激進外省人”標簽。哪怕局外人也聽得出，這種口號拿捏不住選票，卻能捅穿家族老底。

細究起來，問題并非天降。陳遲長期在美、日在臺，工作高壓、子女教育疏離，政治論調多來自島內激進社團。家庭飯桌缺了祖輩那句“自立”“守正”，年輕人離現實愈發遙遠，喊口號就圖一時爽。結果怎樣？陳師孟政壇止步，罵名卻隨處可見，堪稱教科書式的反面例子。

橫向比較，陳家同輩堂兄妹大多恪守低調。有人搞水利工程，有人搞出版，均未引火上身。唯獨陳師孟，把“高知”與“臺獨”綁在一起，活生生把名門之后玩成眾矢之的。“成長環境決定路線”這一條，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回到陳布雷本人，他勸子女遠離官場，對政治冷眼旁觀，卻因時代漩渦折損生命。七十五年過去，他的遺囑仍像一面鏡子：專業立身，慎入權場。子女大抵聽進去了，孫輩卻有人視而不見。歷史的吊詭往往就在這——家風傳三代，從不保險。

有人問：如果陳布雷地下有知，會如何評價后人？答案恐怕復雜。他或許為長子、次子感到欣慰，也可能為長孫的路徑深表遺憾。遺憾歸遺憾，歷史已經給出坐標：兩兒子位至正廳仍保持技術本色，長孫卻淪為民族罪人。陳氏家訓在第二代奏效，在第三代失靈，這種落差，比任何評書都來得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