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核聚變”熱潮背后

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

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鄭晨燁

在商業化發電真正實現之前，A股“核聚變”概念內的公司或許仍需面對漫長的業績空窗期。

封圖：圖蟲創意

2026年1月15日，明確“鼓勵和支持受控熱核聚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原子能法》正式施行。

同一天，A股市場經歷了一輪風格切換。此前受資金追捧的商業航天與AI應用板塊出現回撤，部分高位股甚至觸及跌停，資金開始在盤面尋找新的承載方向。股票投資者王先生再度關注到了“可控核聚變”板塊，在他的交易邏輯中，這可能是接續商業航天與AI應用后的新一輪市場主線，這種預期的支撐來自近日密集釋放的產業利好消息。

1月12日，民營聚變企業上海星環聚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星環聚能”）宣布完成10億元A輪融資，刷新國內同類企業單筆融資紀錄；同日，另一家聚焦民營聚變賽道的企業能量奇點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下稱“能量奇點”）宣布其高溫超導磁體經勵磁（即向磁體線圈通電）后，產生的磁場強度突破20.8特斯拉——特斯拉是磁感應強度的單位，磁場強度直接決定聚變功率密度，是實現裝置小型化的核心指標。

一級市場的資金涌入與產業相關技術指標的突破，推高了二級市場的預期。1月7日至9日，被市場列為“核聚變概念”的中國一重（601106.SH）、中國核建（601611.SH）、弘訊科技（603015.SH）、國機重裝（601399.SH）等多家上市公司股價出現連續漲停走勢。

資金在二級市場搶籌，但上市公司忙著發公告提示“無相關收入”。1月15日，中國一重發布公告提示，“股價短期漲幅過大的風險”，并明確表示：公司被列入“可控核聚變概念股”，但截至目前，公司僅承接極少量相關配件項目，且相關產品尚未形成收入。此前，中國核建、弘訊科技等也發布了類似公告。

目前可控核聚變產業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對此，多位業內人士認為，對可控核聚變產業而言，一級市場的融資能夠加速技術迭代，但無法縮短工程驗證的時間周期，在商業化發電真正實現之前，A股“核聚變”概念內的公司或許仍需面對漫長的業績空窗期。

算力盡頭

2026年開年，資本市場對可控核聚變的關注度陡升，其邏輯起點是對電力供給的焦慮。華西證券就在近日發布的研報中表示，當前全球數據中心年用電量約為415太瓦時（TWh），預計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大幅上升至約945太瓦時。

對此，摩爾線程（688795.SH）天使投資人王捷告訴記者，經濟活動的范式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正從“人的認知和經驗—行動—經濟產出”轉變為“使用電力和調用算力的AI大模型計算—行動—經濟產出”。

他認為，在這一新范式下，電力、算力、模型將成為各國的戰略資源，激增的算力需求將給能源供應帶來質的變化，是否會遇到電力供給瓶頸已成為制約AI經濟發展的關鍵變量。同時，面對因AI而帶來的龐大的新增電力需求，傳統的化石能源受限于碳排放約束，而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存在間歇性問題，都難以獨立承擔AI算力所需的全天候穩定供電重任。

中科創星創始合伙人米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亦強調，2025年以來的這一輪核聚變投資熱潮背后的驅動因素之一，是AI對更高能量密度能源需求的飆升；要滿足AI時代指數級增長的能源需求，突破方向必然指向原子核層面（核能）的能量釋放。

在他看來，從能源發展的物理路徑來看，能量釋放的化學反應正從依賴碳轉向依賴氫；另一方面，基于電子層面的能量利用在能量密度上正逐漸接近理論極限，突破方向必然指向原子核層面的能量釋放。

核能的釋放主要有兩種途徑：一種是核裂變，即利用中子轟擊重原子核（如鈾），使其分裂為較輕原子核并釋放能量的過程，這是目前全球商業核電站通用的發電原理；另一種是核聚變，即在極高溫高壓條件下，使兩個輕原子核（如氫的同位素氘和氚）聚合生成較重原子核的過程。相比裂變，聚變反應單位質量釋放的能量更高。

既然方向指向了原子核，為何早已成熟的核裂變技術沒能完全平息算力帶來的能源需求焦慮呢？

1月15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彭先覺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科技創新院士報告廳的演講中分析稱，傳統的裂變反應堆工作在“臨界狀態”，存在發生“超臨界”事故（如切爾諾貝利）或因余熱導出失效導致堆芯熔化（如福島）的安全隱患。此外，目前主流的核裂變熱中子堆對鈾資源的利用率極低，通常不到1%，長期來看仍面臨資源瓶頸。

彭先覺說，相比核裂變，可控核聚變被視為一種“固有安全”的能源，因為其反應條件極其苛刻，一旦設備故障或條件不滿足，反應會立即自動終止，不會出現鏈式反應失控。這種安全性，加上燃料（氘）可從海水中提取的資源豐富性，使聚變成為超越裂變的理想選擇。

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數據，1克氘氚（氫的同位素）聚變燃料釋放的能量就相當于11.2噸標準煤，能量密度是核裂變的4倍，是化石燃料的近400萬倍。極高的能量密度疊加燃料（氘）從海水中獲取的便利性，使可控核聚變被視為解決算力能源需求的終極技術方案。

米磊稱，作為硬科技投資人，如果不布局可控核聚變，很可能會錯過下一代科技革命中最關鍵的能源變革機遇。他亦表示，目前中國的風險投資在資金體量、投資期限及包容度等方面與美國同行存在差距，但這并未阻礙資本向這一賽道集結。

事實上，算力增長帶來的電力缺口已讓市場看到了明確的需求，海外科技巨頭也已經開始通過PPA（電力采購協議）鎖定未來的核能供應。比如，華西證券在近期研報中就提到，Google與核聚變公司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s（CFS）達成協議，計劃在2030年左右從首座商業聚變電廠采購電力；Helion Energy則計劃在2028年開始為Microsoft供電。

同時，在供給側，一直受限于裝置體積和成本的核聚變技術，近年來也因為高溫超導（HTS）材料的突破，讓商業化落地成為了可能。

實現可控核聚變的前提是將聚變燃料加熱至上億攝氏度，使其成為等離子體，并將其約束在有限空間內足夠長時間，而由于沒有實體容器能耐受如此高溫，主流方案是利用強磁場來約束帶電的等離子體，這種裝置被稱為“托卡馬克”。

在托卡馬克裝置的設計邏輯中，磁場強度是決定裝置性能和成本的關鍵變量，磁場越強，對等離子體的約束能力就越強，單位體積內的聚變功率也就越高。

超磁新能（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超磁新能”）是一家專注于高溫超導強場磁體系統研發與制造的可控核聚變核心部件提供商，其CEO王超表示，聚變功率與磁場強度的四次方成正比。

在傳統的低溫超導托卡馬克裝置中，受限于低溫超導材料的磁場上限，裝置往往需要做得非常大才能滿足約束條件，例如ITER（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的高度超過30米，重達2.3萬噸。

王超解釋，高溫超導材料的應用，使得在更小的裝置體積下獲得更強的磁場成為可能。這大幅降低了裝置的建設成本、占地面積，簡化了復雜度，是聚變裝置從“國家級大科學工程”走向“緊湊型商業裝置”的物理基礎。

不過，可控核聚變的實現也并不只有一條路可走。彭先覺稱，磁約束聚變是利用磁場將高溫等離子體約束在真空室內，但除了磁約束，還有慣性約束路徑，如美國的國家點火裝置（NIF）和中國的Z箍縮裝置。

但在聚變實現方式上，這幾種路徑有著本質區別：磁約束通過強磁場控制帶電粒子運動，將上億度的核燃料懸浮在真空容器中心，避免其接觸并燒毀器壁；慣性約束則是利用高能激光或粒子束，在極短時間內從四面八方均勻擠壓微小的燃料顆粒，使其密度驟升引發聚變；而Z箍縮是利用流過等離子體的強大電流產生向內的磁壓力，瞬間壓縮燃料。

針對純聚變技術難度大的問題，彭先覺提出了一種折中的技術方案：Z箍縮驅動的聚變-裂變混合堆（Z-FFR）。他認為，純聚變要實現能源化非常困難，但如果將聚變與裂變結合，利用裂變放大能量，可以降低對聚變增益的要求。

這一方案的邏輯在于，利用聚變反應產生的高能中子，去驅動包裹在外部的裂變材料（如鈾）。

此時，聚變反應堆相當于一個高效率的“中子源”，而能量的放大主要由裂變過程完成，這種方式既降低了對聚變點火條件的苛刻要求，又利用了裂變材料的高能量密度。

彭先覺算了一筆成本賬，如果Z箍縮驅動器的重復頻率壽命能達到一千萬次，一個100萬千瓦的Z-FFR電站造價預計在200億元左右（約30億美元），運營成本每年約10億元。按照年發電量100億度計算，其發電成本有望降至0.1元/度。

除了技術上的探索加快，政策與資本市場的路徑也已清晰。

2025年10月，“十五五”規劃建議將核聚變能納入未來產業。2025年12月3日，中國鈾業（001280.SZ）在深交所上市，這家公司主營天然鈾，服務于裂變電站，但作為中核集團推動核能“三步走”（熱中子堆、快中子堆、聚變堆）戰略的一環，它的上市驗證了核能資產對接資本市場的可行性。

“廉價”能源？

在一級市場投資人和商業聚變公司的眼中，核聚變的商業化似乎近在咫尺，樂觀的聲音不少。

1月12日，星環聚能宣布完成10億元A輪融資，本輪融資由上海國投公司旗下上海科創集團、上海未來產業基金領投，中金資本、上海嘉定科投集團聯合領投，中銀資產、曦晨資本、武岳峰科創等機構跟投。

這是國內民營聚變企業單筆融資的最高紀錄，星環聚能CEO陳銳表示，這筆資金將用于推進下一代聚變裝置建設，該公司將在上海嘉定設立研發中心及實驗基地，建設下一代工程驗證裝置。

陳銳甚至給出了明確的時間表：公司規劃于2028年前后徹底完成工程驗證，啟動商業示范堆建設，2032年左右建成一個可輸出電能的聚變反應示范堆。他將公司的技術路線概括為“小型化+經濟性”，目標是將聚變發電成本降至具有競爭力的水平。

在此之前，諾瓦聚變已于2025年8月完成5億元天使輪融資，聚變工程化平臺型企業東昇聚變、上游技術供應商束研聚創等企業也于近期相繼完成新一輪融資。

技術端的進展也越來越快。

2026年1月12日，能量奇點宣布其自主研制的純導冷結構高溫超導磁體成功勵磁至20.8特斯拉；而在2025年10月，位于合肥的緊湊型聚變能實驗裝置（BEST）主機關鍵部件，杜瓦底座完成安裝，標志著主體工程建設步入新階段。BEST裝置由聚變新能（安徽）有限公司運營，該公司股東包括安徽省與合肥市國有平臺及中國科學院。

不過，從實驗裝置到商業化電站，仍有巨大的鴻溝需要跨越。

彭先覺亦詳細闡述了磁約束聚變面臨的挑戰。

首先是材料問題，彭先覺介紹，商業聚變堆要求聚變材料在20到30年的運行周期內，抗輻照能力達到200DPA（原子平均位移次數）以上。這意味著，在反應堆的運行周期內，構成內壁材料的每一個原子，都會被聚變產生的高能中子撞離原來的位置至少200次。

他認為，這種微觀層面的反復錯位和重排，會導致材料在宏觀上出現腫脹、變脆，甚至在極短時間內失效，而目前性能最好的ODS鋼（氧化物彌散強化鋼），抗輻照能力僅在40到50DPA左右。ITER（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方面也尚未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成熟辦法。

其次是氚自持問題，氚是核聚變的關鍵燃料，但其半衰期為12.3年，且在高溫下極易滲漏。另外，氚在地球上幾乎沒有天然儲量，必須依賴聚變反應產生的中子撞擊來“生產”，即消耗一個氚，就要在系統內制造出一個新的氚來補充。

彭先覺表示，目前的理想設計中氚增殖比（TBR）約為1，但如果考慮到高溫環境（包層、偏濾器等）下氚滲透到其他容器導致的損失，長期運行中的燃料循環難以平衡。

第三則是測試設施的稀缺，這相當于在研發能夠耐受極端環境的新材料時，卻缺乏能夠模擬這種環境的實驗室。

對此，彭先覺和王超均提到，材料與部件的測試驗證需要能夠模擬聚變堆內中子輻照環境的高通量聚變中子源。這類設施投資巨大、建設周期長，目前在國內仍是稀缺資源，制約了新材料的迭代速度。

未可知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長、資深風險投資人杜雨亦向記者表示，目前最先進的托卡馬克裝置，功率密度約為5兆瓦/立方米，而主流核裂變反應堆（如壓水堆）的功率密度可達100兆瓦/立方米，兩者相差20倍。

這意味著，要達到同樣的發電功率，核聚變反應堆的核心體積需要做得非常大。

杜雨告訴記者，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測算，其設計的ARC核聚變反應堆核心單位體積成本約為裂變堆的1.6倍，如果考慮到功率密度的差異，核心成本可能會更高。

杜雨認為，除了核心反應堆，處理氚的車間、冷卻系統等配套設施的建設成本也極高，核聚變并非“廉價”。

2050年商業化？

當一級市場的融資熱度和技術愿景，傳導至二級市場時，演變成了對“概念股”的追逐，但不少身為“核聚變概念股”的上市公司都在公告澄清，相關業務目前并未產生實際收入。

早在2025年12月27日，永鼎股份（600105.SH）發布了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針對市場將其列為“可控核聚變”概念股的情況，永鼎股份表示，公司下屬控股子公司東部超導主營產品是第二代高溫超導帶材，公司不直接生產制造可控核聚變裝置，僅為繞制裝置的磁體提供材料。公告內容亦顯示，2025年1月至9月，東部超導營業收入占永鼎股份整體收入比重不足1%，且處于虧損狀態。

弘訊科技在1月9日及12日兩次發布的提示公告中都強調，公司意大利子公司EEI僅為核聚變裝置提供部件，非全套裝置，且該業務收入占公司主營業務收入比例較小，對公司短期業績影響有限。

國機重裝和中國一重作為重型裝備領域的“國家隊”，亦發布了相關公告。國機重裝在1月9日的公告中表示，截至目前，公司“可控核聚變”相關產品形成的收入占公司總收入比重極低；中國一重在1月15日的公告中稱，截至目前，公司僅承接極少量相關配件項目，且相關產品尚未形成收入，并提示公司存在經營虧損風險。

利柏特（605167.SH）則在2025年12月24日的公告中澄清，公司主營業務為工業模塊設計和制造及工程服務，不涉及可控核聚變業務，公司核電領域業務主要為模塊建造安裝工程，合同額占比僅為6.48%。

上述信息意味著，這種“相關收入占比極低”的現狀在產業鏈中并非個案，當前市場對核聚變概念的追逐，本質上是基于工程建設需求的預期推演，而非基于已兌現的業績。浙商證券研報測算，在核聚變工程驗證堆階段，磁體系統價值量占比最高，達到28%；其次是真空室內部件，占比17%；電源系統和真空室各占8%。

在磁體與超導材料領域，西部超導（688122.SH）是核心供應商之一，該公司2024年財報及相關公告顯示，其已完成國內核聚變CRAFT項目用超導線材的交付，并開始為BEST聚變項目批量供貨；安泰科技（000969.SZ）在鎢銅偏濾器領域具有技術優勢，安泰科技控股子公司安泰中科是可控核聚變裝置的供應商。

根據浙商證券的測算，預計到2035年，全球核聚變設備市場年均規模將達到2660億元。這一市場規模預測，對于動輒百倍市盈率的概念個股而言，未來的市場空間在短期內或難以消化當前的估值水平。畢竟，可控核聚變還處于從“科學實驗”向“工程驗證”跨越的早期階段，一級市場的資金涌入解決了“從0到1”的啟動資金問題，加速了裝置建設，但無法縮短材料驗證的時間周期。

事實上，由于實驗裝置建設具有非連續性，且目前主要是國家級大科學裝置和少量商業示范堆在拉動需求，相關概念股公司的業績很難呈現爆發式增長。

比如，談及Z箍縮聚變裂變混合堆商業化的時間表，彭先覺說：“計劃在2032年左右，我們希望把一個實驗供熱堆建起來，這個堆就是我們在實驗做完了以后來提供商業應用。”同時，按照這一技術路線的長期規劃，預計將在2035年開始建設1000兆瓦級電功率Z箍縮聚變裂變混合堆。

站在更宏觀的技術路徑來看，王超亦認為：“2030年前后有望實現可控核聚變實驗堆，2040年前后有望實現可控核聚變示范堆，2050年前后有望實現可控核聚變商業堆。”

在資金涌入核聚變概念的同時，部分概念股上市公司的股東則選擇了減持。

弘訊科技控股股東的一致行動人寧波幫幫忙貿易有限公司就于2025年12月31日披露了減持計劃；在此前一輪行情中，永鼎股份控股股東永鼎集團在2025年10月至12月期間，通過集中競價和大宗交易方式減持了公司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