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劣跡藝人撈金失敗！評論翻車、演出遭抵制，官媒銳評戳他心窩

東來東往想借一場縣城群星演唱會悄然復出，卻再一次折在公眾記憶里。

1月19日，北京日報圍繞“讓劣跡藝人沒市場、無流量”發文，點名提到涉毒、涉賭等10余類行為早已被寫進行業“負面清單”，時間精確到2024年初，態度也算給得很明白。評論里要求平臺及時下架相關內容、優化算法攔截，讓這些人在線上“借網重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文中還引用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的管理辦法，明確涉毒行為屬于從業禁區之一，和其他約10種嚴重失德行為并列，被歸入“不得邀請、不得包裝”的紅線范圍。配合目前各地文旅部門的審批機制，一邊是流程上“手續齊全”，另一邊是行業自治的“紅線約束”，兩種邏輯在這次事件里正好撞到一起。

回到湖北，當地這場名為“愛在家鄉·那藝娜鐘祥群星演唱會”的活動，就這樣成為試探邊界的一個小樣本。鐘祥市文旅局回應時強調，項目按流程報批，有完整的演出手續，相關歌手的身份信息在系統里也通過了查驗，這些都是實打實的程序節點。可在網友集中質疑后，主辦方還是在溝通中確認：東來東往已從演出名單中退出。

這次事件發生地莫愁村，隸屬湖北荊門下轄的鐘祥市，常住人口幾十萬，景區每年吸引數十萬游客，是靠古色古香街區和地方小吃出圈的文旅打卡點。臨近年末，當地希望借一場群星演唱會拉動客流，多一點夜間消費、多幾場本地住宿，本來是再正常不過的“文旅加碼”操作。

策劃團隊在海報上排布了數名熟臉，以此增加傳播聲量。畫面中至少有3個名字格外醒目：因“警服直播”被行政拘留的謝孟偉、虛假人設翻車后賬號被封的那藝娜，以及2019年因容留他人吸食違禁品被判處1年7個月有期徒刑的東來東往。三個人都帶著“前科標簽”，海報發出后幾小時內就被多次截圖轉發。

很快，有網友在評論區發起“抵制東來東往”倡議，相關話題在幾個平臺的閱讀量加起來破百萬次，留言里頻繁出現“2019年判刑”“容留5人吸毒”等關鍵詞。對于一個縣域文旅活動來說，這樣的輿論強度遠遠超出原本預期的“幾十條轉發、幾百條點贊”。

和今天的尷尬境遇相比，東來東往在2004年前后走紅時，看到的是另一種數據曲線。那首《別說我的眼淚你無所謂》上線后，各地音像店循環播放，很多人印象里“10家店有8家在放”，KTV的點播榜也常年排在前3名，屬于那個年份最典型的網絡情歌之一。

憑借這首歌，他一下從“沒有專輯銷量”的小歌手，變成各地商演頻次每月接近兩位數的熱門歌手，年收入也隨之翻番。再加上幾檔衛視綜藝的曝光，在不少歌迷記憶里，東來東往代表的是“2000年代初期網絡情歌的味道”，那種情緒在排行榜上停留了好幾年。

如果軌跡一直是“出歌—商演—再出歌”的循環，只要出品穩定，哪怕熱度比不過頂流，他也能在行業里活成一條中等偏上的線。國內很多同階段的歌手，靠著一兩首代表作和穩定現場表現，幾十場年演出依然可以維持生活，這個行業現實在過去20年里并沒有本質改變。

拐點出現在2019年。7月，有網友在社交平臺爆料，稱東來東往在當年年初因吸食違禁品被警方帶走調查，這條貼文發出后，在小圈子里轉發量破千。起初，經紀人公開否認，聲稱“沒有被刑拘”“只是造謠”，試圖用一次聲明把風波壓下去。

但同年9月，法院公開的判決書給出了詳細事實：東來東往不只是個人吸食，還在自己住所內先后容留5人吸食違禁品，屬情節較重。最終判決為有期徒刑1年7個月，并處罰金，法律文書在裁判文書網公開后，很快又被網友截圖擴散，一些當年的粉絲在評論區表示“直接取關”。

刑期結束后，他在短視頻平臺嘗試復出，發布的內容多是老歌回顧、懷舊合唱，點贊量有時能破萬，有時又跌到幾百，波動非常明顯。相比2000年代單曲動輒數十萬張下載的黃金期，這種“靠情懷維持關注”的方式本身就很脆弱，更難撐起公開演出帶來的輿論壓力。

這次鐘祥演唱會，可能被他視作“回歸線下”的一個試探口。縣域活動的舞臺搭建成本通常在幾十萬元以內，只要有一兩首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品，出場費就有議價空間，而當地也需要有名字的歌手撐門面，這種供需關系在很多地區一直存在。

不過，和十幾年前相比，信息差已經明顯縮小。海報剛上線不到24小時，就有網友通過對比早年照片和姓名，把東來東往認出來，并翻出2019年的判決時間和“1年7個月”的量刑細節，相關截圖在社交平臺不斷被引用。對網友來說，搜索幾分鐘就能補完一份“人物檔案”。

文旅局方面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強調活動報批時間、審批文號等要素都是合規的，審批系統也沒有給出“限制演出”的提示。這一段回應曝光后，也引發了另一輪討論——程序上“合法”，在道德和行業規范層面是否就“合適”，這兩者之間究竟該如何權衡。

北京日報的評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一邊是地方為了帶動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一邊是行業對涉毒等行為“零容忍”的原則要求，兩者之間的縫隙，正是類似東來東往這樣的藝人試圖活動的空間。評論里點出“監管存在漏洞”“治理合力尚未形成”，等于把問題抬到了制度層面。

在具體措施上，文章沒有只停留在“喊口號”，而是提到平臺要“不能裝睡”，要在審核機制里加入“劣跡藝人過濾”的規則，把相關內容從推薦鏈路里剔除。線下則要求主辦方在報批前實質性核查藝人背景，而不是只看身份證號、合同文本，一旦出現“知情不報”或故意規避，可能面臨行業內的聯合懲戒。

對東來東往個人而言，這次被網友抵制、被主辦方調整陣容，也許意味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很難再獲得公開演出的機會。2019年的1年7個月刑期是一道硬性的時間分割線，后續每一次試圖回到大眾視野，都會被人重新提起那份判決書，這是現實的“長尾效應”。

對整個演出市場來說，鐘祥莫愁村這場演唱會只是眾多縣域活動中的一個樣本。全國每年有數千場類似“群星演唱會”，涉及的演職人員名單動輒超過幾十人，如何在復雜的名單里排除有嚴重負面記錄的個體，怎么把協會的“負面清單”真正落到執行層，是接下來繞不過去的問題。

當公眾在屏幕前看到一個名字時，會先想起2004年的那首歌，還是2019年的那份判決書？當地方在策劃一場帶有“家鄉”字樣的品牌演出時，會更看重短期的票房數字，還是更在意長期的口碑和信任？

這些問題，也許需要在一次次類似事件里慢慢找到答案。

本文信息參考來源為封面新聞、閃電新聞等公開報道，時間節點和數據以相關媒體公開內容為準，僅作案例梳理與討論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