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印度考察沮喪，印前部長稱中國25年后可趕上

1999年12月，印度瓦拉納西，恒河中心。

余秋雨趴在晃晃悠悠的小船邊，吐得昏天黑地，胃里的酸水直沖嗓子眼。

尊嚴沒找著，只看見了泡得腫脹的死牛、燒了一半的人腿，還有那層層疊疊、一眼望不到頭的垃圾。

那一刻，余秋雨估計連苦膽都要吐出來了。

一個滿河漂尸、連口干凈水都喝不上的地方，憑什么俯視正在改革開放中騰飛的中國？

這場關于“誰落后、誰先進”的世紀爭論，還得從這趟苦旅的源頭說起。

為了寫那本辭舊迎新的《千年一嘆》，余秋雨一行人開著吉普車，硬是穿過了動蕩的中東，從巴基斯坦一頭扎進了印度。

可真當車輪子壓上這片土地，濾鏡直接碎成了渣。

那哪是旅行啊，簡直就是煉獄。

從邊境到新德里，明明只有500公里，車隊硬是爬了將近11個小時。

這根本不是因為路爛，而是因為一種讓人窒息的“堵”。

這種堵，不是車多，而是人多到你沒法想象。

車窗外面，塵土飛揚的公路兩邊黑壓壓的全是人。

他們既不趕路，也不干活，就那么直勾勾地站在路邊，死盯著過往的車輛。

余秋雨這一路看下來，不管哪個鎮子都是同一個德行：大概三成的人在擺地攤，賣的東西廉價得可憐；一成的人在要飯，缺胳膊少腿的到處都是；剩下那六成的人，就是在純粹的閑站。

這哪是什么悠閑啊？

這分明是一種絕望的停滯。

路邊的那些窩棚，低矮得簡直像個笑話。

用幾塊破布和塑料片搭起來，高度也就半米，正常人根本站不直，進出只能像牲口一樣爬。

里頭別說家具電器了，連張床都沒有，只有一塊發黑的地毯、一口破鍋，還有一堆辨不出顏色的爛布條。

這就是印度農村的常態。

沒計劃生育，人口像野草一樣瘋長，可又沒有產業能讓人干活。

巨大的生存壓力攤到每一寸土地上，最后就變成了一種群體性的“等死”。

余秋雨在日記里寫得明白，這種窮，已經不是經濟落后的事兒了，這是一種制度性的死結。

可在印度人眼里，這壓根不是問題。

人家有精神，有神靈，有來世。

這套精神勝利法，到了瓦拉納西的恒河邊上，算是登峰造極了。

瓦拉納西，那可是印度教徒心里的圣城。

傳說死在這兒、骨灰撒進恒河，就能跳出輪回，徹底解脫。

天剛蒙蒙亮，河邊已經擠了幾萬人。

余秋雨本來做好了心理準備，可到了現場一看，還是傻了眼。

這哪里是河，分明是真正的“生死大雜燴”。

上游，虔誠的信徒正捧起河水，深情地漱口、吞咽，堅信這水能洗掉罪孽；中游，婦女們在水里洗著沾滿泥垢的衣服和破鍋爛碗；而就在幾米遠的下游，一具具尸體正在火化，骨灰連帶著沒燒完的殘肢，就這么直接推進了水里。

更嚇人的是河邊的臺階，躺滿了等死的人。

那些垂死的老人、滿身潰爛的病人，就睡在屎尿和垃圾堆里。

蒼蠅在他們的傷口上開會，野狗在旁邊撕扯著腐肉。

當那位部長說出“中國還要二十年才能趕上”的時候，他可不是在諷刺，他是發自內心地覺得優越。

這才是最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只要大家還在跪拜，只要精神世界還狂熱，那就是“先進”。

至于現實里的臟亂差？

那不過是皮囊在受苦罷了。

余秋雨當場就回了一句：“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如果“趕上”就意味著要讓中國的母親河也漂滿尸體，意味著讓咱們的老百姓也住在半米高的窩棚里爬進爬出，意味著用宗教的麻藥來掩蓋治理的無能，那中國這輩子都不需要這種“趕上”。

后來在書里，余秋雨留下了一句特狠的話：“印度，我拒絕說它美麗。”

作為一個深知中國國情的學者，余秋雨太清楚咱們走的是什么路了。

那是一條世俗的、理性的、雖然難走但特別實在的現代化之路。

我們要修路架橋，要通水通電，要讓孩子有書讀，要讓病人有藥吃。

我們要讓老百姓喝上干凈的自來水，而不是捧著滿是尸毒的河水謝主隆恩；我們要讓農民住進磚瓦房，而不是在路邊像動物一樣茍延殘喘。

二十多年過去了，歷史這裁判最公正。

當年的預言成了一個黑色的幽默。

今天的印度，還是被困在種姓制度和宗教狂熱的泥潭里出不來。

恒河治理喊了三十年，幾十億美元砸進去，水照樣劇毒，垃圾照樣堆成山。

為啥？

因為在“神圣”面前，講科學就是大不敬。

看看2021年的數據，全球污染最嚴重的50個城市，印度一家就占了35個。

首都新德里常年就是個毒氣室。

全國還有幾億人連個像樣的廁所都沒有，幾千萬孩子營養不良。

而那個被預言“需要追趕”的中國呢？

咱們早就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高鐵網，完成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

長江黃河雖然還得接著治，但“生態紅線”早就成了誰都不敢碰的高壓線。

我們追求的“美麗”，是綠水青山，是安居樂業，是每一個普通人都能站直了腰桿活著。

那位印度部長估計永遠想不通，為什么中國學者會在恒河邊吐成那樣。

有些所謂的“圣地”，真的別帶濾鏡去看。

當你扒開那層神秘主義的外衣，你看到的可能不是天堂的倒影，而是人間還沒來得及清理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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