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天津市委書記邢燕子擔任新職，被定級為行政20級

1978年深秋，寶坻縣牛家牌村的葦塘已被寒風刮得簌簌作響。村口的小學辦起了夜校，黑板上還留著幾行粉筆字：“農業學大寨，青年要立志。”教室外，一個身影站在窗口細看，那正是從天津趕回來的邢燕子。三年后，她的職務與待遇突然巨變，而關于這位“燕子書記”的起落與堅守，恰恰要從那次回村談起。

夜校散場時，十幾名剛收工的女社員湊到她跟前，問得直白：“燕子，城里現在啥樣？咱還能回去嗎？”邢燕子擺手：“先把地里糧收好，城里的事急不得。”一句話，道出她彼時的心思——知青安置成了燃眉之急。1979年初，天津市委決定設立北辰知青綜合場，主管領導定為邢燕子，她負責籌劃土地、戶口與住房。看似平調，實則埋下了1981年的轉折伏筆。

1981年2月，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下達到地方，官員定級參照新的行政系列。天津市委公布名單時，人們驚訝地發現：邢燕子改任北辰區知青綜合場黨委副書記，行政20級，月薪70元。比起此前身兼市委書記、革委副主任的光環，這個級別只能算基層干部。有人私下感慨：“她降得夠狠。”邢燕子卻在會上率先鼓掌，笑說：“級別只是號碼，70元也能買兩袋大米。”淡定出乎所有人意料。

此時的她已37歲。按照干部常規上升曲線，這個年齡正是向更高層邁進的黃金段，可她滑到行政20級，為何還神態自若？原因要追到1960年。《人民日報》頭版那篇《二十歲姑娘領著“女突擊隊”》讓她一夜成名。那年三年困難時期最艱苦的冬季，邢燕子帶十幾名女隊員鑿冰打魚，三個月賣魚蘆葦收入3600元，救活了兩百多口人。中央看中的是那股子韌勁和集體主義精神。正因如此，她在1964年12月受邀出席毛主席71歲生日宴，坐在西大廳第三排。

國家風云翻轉得快。1968年，天津地、市革委班子調整，周恩來聽取匯報后點名要“燕子”進市委，前后只用兩天。那夜，邢燕子被留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總理問她：“能否分身？一個是市委，一個是大隊。”她遲疑片刻回應：“城里農村，都得顧。”周恩來微微一笑：“就這樣，雙職，書記兼副書記。”從此，“一人兩套班子”成了獨特安排。

然而多頭任職也帶來后遺癥。四套班子文件疊一起，厚如磚頭。邢燕子常自嘲：“開完會再去喂豬，褲腿上還能聞見豆餅味。”1976—1980年，天津先后吸收三批知青返城，總數近十萬。城市崗位緊，若無解決方案，社會矛盾將集中爆發。她不想坐辦公室批條子，直接扎到北辰、靜海、寶坻的場站，和知青掰玉米、分磚瓦。1979年底形成的《北辰綜合場安置意見書》被農業部、勞動部采納。她在農村的風評比城里還好。

也正因為把精力傾向了知青工作，對市委日常決策參與度逐月下降。組織上順勢將其行政級別重新核定，1981年那場“降級”其實是崗位與待遇的對表，不含其他政治考量。天津老干部處的內控文件只寫八個字：“副縣級，工資七十。”傳達會上，邢燕子笑著說：“我遲早還要回地里種糧，這工資夠用。”

外界卻不買賬。有人議論，“昔日勞模淪為小吏”。更有極端看法：“樣板人物不行了。”消息傳到北辰知青場，不少年輕人跑來安慰，她擺手：“安慰啥？快種菜，入春就賣得上價。”說著挽起袖子下田翻地。掌子面粗糙，工資條上不見情緒波動。這種淡化個人得失的姿態，讓場里職工心服口服。一位場長感慨：“她不走，應是怕咱們干不動。”

1983年機構再度精簡，邢燕子正式免去市委書記職務。人事處填表報北京，同批干部里她是唯一沒有提出待遇異議的。“燕子書記，工作關系往哪轉？”“北辰人大。”就這樣，她坐到了北辰區人大常委副主任的位置，分管城鄉建設、環境衛生和婦女權益。行政級別保持20級，但實權并不小。那幾年沿津榆公路兩側的綠化帶、東堤排污渠的治理，都是她領著干的。

一次去內蒙古考察，她乘坐的吉普因為超速被路政攔下。執法人員一邊核對車輛一邊問：“車上是邢燕子嗎？”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們一句“向勞模致敬”便立即放行。車里同伴打趣：“老邢，這面子大吧？”她擺手：“不放行也對，咱該罰就罰。”話音不重，卻能讓司機記一輩子。

1990年代初，城市土地開發潮起，許多老干部被企業高薪挖走。邢燕子收到好幾份邀請，全婉拒。她對朋友說：“我不懂樓盤，也不會掐著表算股份，還是幫農民管好排水渠的事最踏實。”2001年，她到齡退休，組織按“地師級”待遇供養，分到一套90平方米舊樓。記者探訪時，看到客廳鋪著十幾年前從農具廠買的竹椅，她笑：“能坐，換啥？”

一晃又過二十余年，北辰知青綜合場早已并入國有農墾公司，檔案里仍保留著1981年的工資冊，上面清晰寫著“邢燕子，20級，70元”。旁人感嘆那是一段驟然跌宕的履歷，熟悉她的人知道，那恰是她最舒坦的階段：沒有符號光環，只有一張勞動者工資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