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天津市長黃敬調任后，百姓給他寫信：天津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深夜，北京中南海燈火未息，電話里傳來周總理簡短卻鄭重的一句話：“小黃，中央決定你調任第一機械工業部，節后即刻報到。”天津市長黃敬放下聽筒，沉默良久。他知道，這是新的征程，也是與自己朝夕相處三年多的百姓一次匆匆的告別。

第二天清晨，天津衛的街頭已悄然傳開了市長要調走的消息。碼頭工人放下扳手，女工們收起紡機的紗線，騎車的小伙子停在路邊，口口相傳：“咱們的黃市長要去北京了。”三年之間，這個身材略顯單薄的四川漢子，以一身舊軍裝、一雙沾滿泥漿的膠鞋，帶人們從戰火殘垣走進新日子。天津人對他早存一份異樣的親近，仿佛碼頭大哥般可以隨時拍肩喊一聲“老黃”。

要理解這份情感，需要回到更早。黃敬原名黃現璠，一九○二年生于湖北。父親早年在北洋政府任職，后來得罪權貴被迫南逃，動蕩的家境讓少年黃敬天真早逝。流館易校的歲月里，他在南京、天津、上海輾轉求學，最鐘愛的竟是舞臺——在“南國社”扮演角色，用稚嫩的嗓音呼吁新思想。戲臺之外，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悄悄把他拉近地下黨人。到了一九三一年冬天，日本關東軍鐵蹄踏碎了東北，青島大學物理系的黃敬在學運中脫穎而出，當年歲末，他在青島地下黨宣誓入黨。

這位二十出頭的青年，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輸的狠勁。被捕、坐牢、出獄，再考入北大重建黨組織；主持一二·九運動時，他站上木箱高呼：“到三院集合，別亂！”學生們聽那沙啞的嗓音，反倒更鎮定。抗戰爆發后，他轉戰晉察冀，山野間的夜色、輜重的車轍、缺鹽少藥的艱辛，都為他日后治理大城市鋪路——他懂得什么叫“人多力量大”，也懂得工農心中真正稀罕的是什么。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拂曉，天津城外炮聲乍歇，四野和二野攻城部隊進入市區。破曉寒風中，一輛吉普車駛過泥濘街巷，車里坐著新任市長黃敬。他沒有先去政府大樓，而是直奔日夜未停的發電廠。電機巨響中，他把圍得滿滿當當的工人召到鍋爐前，說了三句話：電要亮，水要通，工人得當家。短短數語贏得滿堂錘子般的掌聲。

當晚，電話重新接進千家萬戶；再過一日，自來水管“嘩”然作響；第三天，軌道電車叮當上路。有人統計過，天津解放后七十二小時，市政公共設施恢復率九成以上，全國諸城側目。細節更動人：米市大街口積水多年臭不可聞，黃敬裹著棉大衣站在冰水里量深度，拍板搞疏浚；河東蠻荒地被他劃作“人民公園”，推炭包的工人、賣豆腐的老漢，統統自帶鐵鍬上工，干完活還能在工地食堂喝碗粥。有人問他為啥天天蹲工地，他笑道：“水泥也得認得市長的臉。”

轉年夏天，蚊蠅泛濫，霍亂露頭。市衛生局才剛掛牌，藥品短缺得厲害。黃敬拍板：把戰時繳獲的敵產藥品全部調撥防疫，決不許一瓶流入市場。運河兩岸同時開挖排污溝，赤龍河清淤，墻子河截流。七個月后，天津城區傳染病發病率驟降七成。看似枯燥的數字背后，是夜以繼日蹲在岸邊的那抹軍綠色身影。

住房是更大的難題。戰火后平房坍塌，幾萬人蝸居棚舍。每逢大雨，家家屋頂漏如篩子。黃敬到處暗訪，常常夜里披雨衣跑到下瓦片的平房察看。他對秘書說：“工人房頂漏雨，市長的覺也睡不安穩。”于是一張“新村建設圖”攤在案頭：六大廠區周邊，各起成片住宅，六十一萬平方米，五萬余間。預算卻差兩萬間的錢。

資金成了瓶頸，他連夜趕赴北京求援。毛主席聽完匯報，放下手中煙斗：“兩萬間？中央兜底。”周總理在旁補一句：“干吧，別讓天津的兄弟們挨凍。”撥款電報當天即發，天津市委連夜動員，次日清晨工地基樁已在預備。自此，中山門、吳家窯、王串場相繼豎起一排排紅磚新樓。到一九五二年底，五萬間住房鑰匙悉數遞到工人手中。搬家那天，一位紗廠女工激動抱著孩子沖到黃敬面前，憨笑著說：“市長，我們再不用拿臉盆接雨啦！”

就在這年國慶前夕，中央人事任命下達：黃敬出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車站送別的隊伍一直排到解放橋口，有老人塞來熱饅頭，有孩子把剛得的糖遞進車窗。一位老木匠掏出皺巴巴的信紙硬塞給他：“黃市長，天津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車廂漸行漸遠，汽笛聲壓過人海的嗚咽，黃敬攥著那封信，眼圈倏地紅了。

自此，他轉戰重工行業，為新中國的“鋼鐵骨骼”東奔西走，而天津的人民廣場、工人新村、人民公園，至今仍在黃敬留下的基石上延展。舊日那些親手推車、揮锨、搬磚的工友晚景安穩，常提起那位與他們同吃窩頭、一起抬土的市長。信里那句樸素的話，他們反復傳誦——天津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