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國軍無視英軍強行入駐香港，香港差點提前52年回歸

1945年9月2日清晨，維多利亞港的霧氣剛散，幾個茶水檔老板遠遠看到白底青天白日旗在甲板上飄動，驚得差點把搪瓷茶盅碰翻。對港島百姓來說，那面旗幟好久不曾出現，日軍的降旗儀式才過去一周，誰都沒料到國民政府的軍艦會來得這么快、這么硬氣。

英軍此刻仍困在九龍營房里清點物資。幾天前，倫敦外務部電令只是讓駐港總督“等待盟軍指示”，可等來的卻是張發奎第三方面軍的陸戰隊。英軍參謀長愣在港督府門口，只擠出一句英文：“Too early。”傳令兵回頭小聲嘀咕：“長官，人家根本沒打算晚來。”

把時鐘撥回到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盟軍隨即劃定十六個受降區，香港、廣州及珠江口列入中國第二方面軍管轄。張發奎那天在廣西梧州聽電臺，當場拍桌：“這回輪到我們進香港！”他1925年鎮海登岸與英軍擦槍走火的舊賬，從沒忘。

需要注意的是，倫敦對香港的主權安排從未松口。1842年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1860年的《北京條約》再把九龍半島南段劃出去，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又租下新界九十九年。三份文件，從法律到心理，把港島變成帝國的前哨。可二戰讓帝國元氣大傷，倫敦已無力對遠東殖民地投入兵力，卻仍想保住象征意義。

張發奎率先行動，也有現實考量。國民政府急需戰后顯示主權，收復臺灣、收回東北只是時間問題，港澳若慢半拍，很難向國內輿論交代。更棘手的是，美國暗示英國：太平洋秩序仍要“同盟”演出，不希望中英在香港對峙。蔣介石表面支持張發奎“登陸受降”，實際卻三令五申“不得與英軍沖突”。

8月下旬，張發奎抵廣州，隨行參謀做了兩套方案：和平接管與武力震懾。和平方案要與港督會晤簽字，可港督正在越南峴港的英軍司令部避風頭；武力方案則趁港口真空期直接占領要塞與電臺。張發奎選了后者。他說：“倘若談判，香港永遠回不來；若先站穩腳跟，再談什么都好說。”

9月2日，第一梯隊兩千余人乘“永靖號”等登陸艦在西環登岸。港島居民夾道揮手，呼聲震耳。許多人把珍藏的青天白日旗、五星帽徽全拿出來，四年日偽統治的苦悶頃刻爆發。有位老商人激動到哽咽：“總算見到自己國家的兵了。”這一幕讓港英憲兵更陷窘境：開槍驅散？那是對盟軍；袖手旁觀？等于默認接管。

英國遠東艦隊當晚由新加坡北上，企圖“恢復管轄”。9月4日清晨，英軍驅逐艦駛入港口試探，雙方炮口一度對準。張發奎命警戒部隊不先開火，同時派參謀登艦遞交蔣介石親筆信，措辭客氣，核心一句話卻刺眼：“中國軍隊已完成對港之受降，望貴方配合清算日寇。”英方沒吭聲，雙方僵持整整八小時。

正當緊張升級，重慶來電。蔣介石考慮到戰后國內形勢與美英關系，命張發奎“即刻撤離，北上整編”。電文語氣強硬，給他留下的余地幾乎為零。參謀把電報遞給張發奎，他沉默許久，抬頭說：“命令是命令。”有人低聲勸：“打下去也未必有勝算。”他苦笑，卻還是安排撤出程序——港島大街小巷的彩旗，這才掛了三天。

9月9日黃昏，國軍運兵車駛離皇后大道，群眾一度追著車輛奔跑，場面令人唏噓。張發奎登艦前回望一眼維港，身邊副官忍不住問：“長官，真甘心？”他搖頭，只丟下一句：“記住今天。”這一幕后來在香港坊間傳為“未竟的收復”。

撤軍并未讓英國人得到輕松結局。殖民地政府在戰后數年仍面對經濟凋敝、民生荒蕪以及華人社團的政治壓力。倫敦不得不投入有限資金，并依賴華資商業維系運行。正是那段曲折，孕育了戰后香港的金融加工型經濟雛形，也讓英國當局看到了繼續占領的高昂成本。

對國民政府而言，失去主動意味著更長的談判周期。1950年代以后，中英以“留待適當時機協商”為口徑互相試探。等到1982年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才真正把香港問題推上決策日程。表面看那是中英雙方的外交交鋒，深層卻能追溯到1945年那場短暫的駐軍——若張發奎當年得到更明確的政治授權，歷史走向或許截然不同。

戰史檔案記載，國軍在港期間共繳獲日式輕重武器兩千余件，遣返日俘三千人，還協助香港華僑善后會發放糧票九十萬張。那些數字后來被英國官方報告淡化，卻在當時港島報紙保留痕跡。《星島日報》1945年9月6日社論一句話尤其醒目：“國軍雖去，山河自在人心。”

一晃半個世紀過去，1997年7月1日零時，五星紅旗在港島上空升起。見證儀式的人若回想1945年的那三天，很難不生出 “歷史差一點改寫” 的感慨。香港提前五十二年回歸的機會，最終消失在復雜的國際與國內權衡之中。歷史沒有假設，唯有記錄當時人怎樣在動蕩的局勢里選擇、妥協或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