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字文剖析，中國面向2050培養何種全球領導力人才？

編者按：面對全球治理變革與領導力赤字，中國如何為世界培養未來的引領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與人大重陽研究員敦志剛在核心期刊《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26年第1期發表文章， 系統探討了以中國理念與實踐為內核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模式的核心要義與實踐路徑，旨在為處于迷茫與分化中的國際社會提供一種超越西方傳統范式、更具包容性、系統性與可操作性的新型方案。此前，人大重陽研究團隊曾發表過多篇全球領導力相關研究文章 （） 。現將全文發布如下： （全文約17900字，預計閱讀時間45分鐘）

▲ 本文刊發在 CSSCI核心、北大核心期刊《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7卷第1期 ，左右滑動可查看全文。

面向2050，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度重塑國際格局，引發領導力赤字與治理體系失效危機。文本系統梳理了面向2050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中國模式的內涵要義與核心特質，旨在回答如何構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價值引領、兼具中國特色與全球意義的領導力培養體系這一根本問題。當前，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面臨復合型人才缺口、數字治理體系人才斷層、可持續發展整合真空、非傳統安全治理赤字、跨國危機協同匱乏以及代際領導力銜接斷檔等六大瓶頸。中國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價值引領，以普惠性教育體系為依托，基于高水平開放協作實踐及和合共生文明觀，深化數智時代素養培育工程、鍛造多維危機協同治理能力、創新多元文明互鑒融合機制、重塑多邊協作制度創新引擎，為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提供具有前瞻性、系統性和可操作性的中國路徑。

關鍵詞：

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領導力赤字；核心特質；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方案

●正文

01

引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廣度和速度重塑國際格局，面對氣候變化、地緣沖突、發展失衡與科技革命等相互交織的全球性挑戰時，西方價值體系主導的全球治理模式日益僵化失效，陷入“領導力赤字”困境。這一現實不僅反映了既有領導力人才培養模式與多極化世界現實間的結構性錯位，而且凸顯了全球治理體系在價值包容性、文明多樣性和實踐有效性方面的嚴重不足。隨著全球領導力分布呈現“東升西降”的歷史性趨勢，國際社會迫切需要超越單一文明視角，真正傾聽多元聲音、尊重不同發展經驗、融合多樣文明智慧。

在這一背景下，文本重點回答在全球治理體系轉型和人類文明演進的關鍵時期，基于中國理念和中國實踐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模式如何重新定義全球領導力內涵，區別于傳統西方領導力人才培養模式的本質特征是什么，這種新型全球領導力人才應具備哪些核心能力等問題。

面對全球治理的深刻挑戰與發展赤字，中國通過自身發展實踐和對人類共同未來的系統思考，為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提供了理念啟示和實踐動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哲學高度揭示了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時代本質，為處于迷茫的全球治理指明了團結合作、互利共贏的發展方向。

這一理念絕非抽象訴求，而是根植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在中國深入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進程中得到充分展現，即從推動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到促進文明對話互鑒，中國展現出堅定不移的決心和求真務實的行動力。習近平主席在中拉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強調：“各國唯有團結協作，才能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全球發展繁榮。”這一重要論斷不僅為南南合作奠定了基石，而且為動蕩變革的世界注入穩定性和正能量。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顯著的制度效能、日益深化的對外開放以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培養新型全球領導力人才構筑了顯著優勢。

當前，中國致力于塑造兼具“合作力、發展力、創新力、協同力、包容力、融合力”的新時代全球領導力人才，旨在為世界輸送能夠打破思維桎梏、連接不同文明、引領協同發展的關鍵力量。在系統化、建制化探索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模式的過程中，亟須解決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領導力話語體系、構建真正具有全球包容性的領導力理論框架，如何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領導智慧轉化為可操作的人才培養模式，如何在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過程中平衡民族性與世界性、價值引領與能力建設、理論創新與實踐應用多重關系等現實問題。

02

面向2050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內涵要義

全球領導力研究歷經數十載演變，已從早期關注個體領袖特質逐漸深化為對復雜系統影響過程與變革能力的探究。有學者將其定義為“通過協調合作影響全球共同體思維與行為，以實現共同愿景的過程”。有學者認為，全球領導力培養的核心是“在復雜條件下，基于互信并通過有效溝通改變現有體系，創建有效結構與程序的能力”。面向人類文明系統性挑戰的2050年，這一能力亟須在維度、深度與適應性上實現質的躍遷。

文本結合人類文明演進與全球治理變遷的宏大背景，基于“超越地理文化邊界的影響力”這一經典定義，融合“激發共同愿景、促進合作決策、適應變化、激勵多元員工”的洞察，認為面向2050的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精神內核、以“全面發展2050目標”（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Goals 2050，CDGs2050）為戰略航標，具備多維復合治理能力。其核心要義超越了傳統地緣政治視野下的領導力培養概念，注重以人才涵養力為根基、以制度創設力為要義、以發展引領力為核心、以文明感召力為生命的四維培養框架，各維度相互聯結、動態演化，共同構成新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價值坐標與實踐路徑。

（一）人才涵養力是面向2050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根基

跨國教育共同體建設是2050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孵化器，核心在于突破國界藩籬，推動國際標準互認、數字教育資源共享和多邊實踐平臺深度共建。這一過程超越了簡單的知識傳遞，強調培育能夠在多元文明碰撞中敏銳識別共性需求、提煉“新元規則”的制度革新者。有學者認為，領導力的全球發展需應對新形勢、新問題。

這要求全球領導力人才具備三大基礎素質，即復雜性認知能力（高準確度獲取并甄別多元矛盾信息源）、卓越的跨文化人際能力（在不同國家與文化環境中得體有效互動）、強大的情境學習與道德定力（在經驗中學習，在倫理迷思中堅守高尚理性）。跨國教育共同體通過模擬全球復雜治理場景的實踐演練，結合美國學者馬歇爾·戈德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等提出的五大要素培養框架（全球思維、尊重差異、技術悟性、伙伴意愿、開放分享），為未來全球領導力人才在文明交匯點的理解、尊重、融合與創新提供預演平臺，其目標旨在培養一大批深諳“和而不同”治理智慧、尊重不同文明價值體系、能夠提煉共識性制度內核的全球領導力人才。

（二）制度創設力是面向2050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要義

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是復雜的過程系統，即“影響代表多樣性文化、政治、制度系統的個人、群體與組織（全球組織之內和其邊界之外），為實現全球組織目標作出貢獻的過程”。面向2050，創設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制度的要義在于以全球治理體系重構和區域發展失衡為核心實踐場域，鍛造具備“技術—制度”協同創新能力的全球領導力人才。這種創設力要求其直面技術霸權壟斷、氣候融資困境、數字鴻溝擴大以及代際發展價值斷層等挑戰。有學者認為，領導力是“影響全球共同體的思維、態度和行為，以協同地共同工作，實現共同愿景和共同目標的過程”。

在具體實現路徑上，面向2050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亟須強化覆蓋數字經濟協同治理、韌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綠色技術標準共塑、危機早期預警協同、非傳統安全威脅聯防聯控等核心能力集群。這一能力系統旨在構建更具彈性與包容性的全球規則體系，通過制度供給彌合治理赤字。例如，在氣候變化領域，創設力要求超越零和博弈的“綠色壁壘”思維，推動建立基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兼容南北發展需求的創新融資機制（諸如氣候韌性債券）與技術轉讓框架。

（三）發展引領力是面向2050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核心

發展引領力是“鼓勵和影響全球各地人們的思維、態度和行為的能力……以促進居于并之于整個星球的生活質量”。面向2050，發展引領力的核心在于徹底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發展知識壟斷，以多文明知識體系深度交融為根基，構建涵蓋數字倫理、氣候正義、代際公平、生物多樣性保護倫理等多維價值的復合型治理知識庫。這種知識庫不是簡單的信息堆砌，而是通過跨文明對話解構單一發展標準，提煉更具包容性的評估框架與行動原則。有學者認為，領導力需“在復雜條件下，通過有效地溝通，改變組織中現有的體系和模式”。

在這一知識基礎上，未來的全球領導力人才是能夠設計彈性制度框架的戰略建構者，不僅能精準預判第四次工業革命、人工智能社會、氣候變化臨界點等巨變趨勢對全球發展軌跡的影響，而且能在多元知識碰撞中設計出具有高度適應性、可容納不同發展階段訴求以及動態調整的多層治理架構。

（四）文明感召力是面向2050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生命

文明感召力是“在時間、空間和文化復雜性條件下……通過發展信任和組織結構與過程安排而建立共同體，在組織內形成顯著積極變化”的行為體系。依托跨文明價值共識的深度整合，文明感召力成為領導力的靈魂，其核心路徑在于通過人才培養的全球倫理延伸，培養出能夠調和多元文明治理邏輯、構建“公平—包容—可持續”全球公約數的價值引領者。有學者認為，早期全球領導力研究整合了跨文化交際能力、外派適應、全球管理及比較領導力四大領域。

面向2050，文明感召力要求更深層次地超越符號差異，洞察并凝聚人類文明深處的共同價值渴望，例如，對和平的珍視、對尊嚴的捍衛、對美好家園的守護、對后代的責任，等等。這要求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敏銳識別不同治理邏輯中的和諧音符，將其有機整合為能夠被廣泛接受的全球治理“和弦”。

實踐層面體現為推動價值具象化，例如，將宏大倫理原則轉化為國際規范、全球倡議（例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多邊合作項目中的可感行動邏輯。在推動構建“公正轉型”框架時，全球領導力人才要以文明感召力彌合北半球綠色技術領先國家與南半球資源輸出國家間的信任赤字，使其真正承載代際內與代際間的雙重公平，形成具有包容性的“氣候正義共同體”，確保在轉型過程中不受新型結構性壓迫。這種感召力本質上是通過價值共振建立最廣泛的“認同同盟”，為非零和博弈的全球協同提供深層“黏合劑”。

面向2050，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要注重人才涵養力、制度創設力、發展引領力、文明感召力，搭建“教育協同—治理實踐—知識創新—價值共識”四位一體的螺旋式培養結構。面向2050的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不是霸權護持的工具，也非大國角力的延伸，而是化解人類集體困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決定性治理能力變革。唯有扎根于教育協同、淬煉于治理前沿、升華于知識創新、融通于價值共識，不斷涵養兼具全球視野與本土情懷、制度智慧與倫理勇氣、技術洞見與文明包容的新型治理力量，人類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驚濤駭浪中校準航向，譜寫多元文明和諧共生的新篇章。這是超越民族國家本位的歷史責任，也是對人類文明終極命運的最高擔當。

03

面向2050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

核心特質及獨特優勢

（一）面向2050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核心特質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第四次工業革命深度重構全球生產力布局與國際權力結構，氣候變化威脅突破線性發展軌道迫近文明安全底線，多極地緣格局日益凸顯，持續激化體系結構性競爭，作為“AI原住民”的α世代（2010年后出生的群體）即將登上歷史舞臺，根本性地重置全球價值坐標與人際協作邏輯。

在這場復雜變局中，面向2050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內涵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新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要求超越短期國家利益與僵化意識形態藩籬，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價值錨點，以文明共生為底層邏輯，在“技術—氣候—秩序”三元張力中尋找動態平衡路徑。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文明存續與人類解放的終極命題中培育兼具戰略定力、文化敏感性與系統變革力的全球領導力人才，進而為世界秩序轉型提供可持續解決方案。

1.全球愿景引領與國際戰略構建能力

一是構建包容性人類命運共同體愿景的能力。能夠將多元文明訴求融入跨國協作框架，主導設計應對氣候變化、數字治理等議題的全球公共產品機制。二是戰略遠見與結構性分析能力。以跨代際視角洞察經濟、科技、生態系統的非線性演變趨勢，在復雜系統中識別關鍵杠桿點。三是戰略定力與動態適配能力。在技術奇點與地緣格局震蕩中保持戰略韌性，將區域治理嵌套全球價值網絡，制定兼具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多軌推進路徑。四是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的能力。探索構建不設假想敵、不針對第三方、更富包容性和建設性的伙伴關系。

2.文明互鑒對話與多邊治理協調能力

一是跨文明對話的機制化構建能力。通過整合人類認知框架，在氣候變化、AI倫理等議題中調和不同文明的治理邏輯差異。二是多邊治理網絡的動態協調能力。發揚“新多邊主義”，既維護聯合國憲章基石，又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改革，平衡主權國家、跨國企業與國際組織間的利益張力。三是跨學科知識轉化能力。通過解碼不同文明對技術革命、生態危機的認知范式，構建包容性規則體系。四是文明價值公約數提煉能力。以文明共生框架對沖地緣博弈，在制度設計中嵌入多元文明的倫理底線與價值共識。

3.創新思維激發與數字治理駕馭能力

一是前沿技術整合能力。數字技術所催生的算法治理、數據主權和標準競爭，正成為領導力的關鍵支點。與傳統依賴資源控制和制度輸出的霸權邏輯不同，AI時代的全球領導力必須超越物理實力的擴張，走向政治協商、價值共識與治理倫理重構的領導力范式。這一范式不僅要求國家掌握技術創新能力，更強調其制度適應性、跨文化溝通力以及在技術主導世界中的哲學引導力。掌握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計算的戰略級應用，通過“數智引領課程體系”推動技術資源向治理效能轉化。二是數字敏捷性與治理框架構建能力。在智慧城市等場景中平衡創新與監管，基于“人機共享決策”模型建立算法倫理的全球標準。三是創新驅動與變革管理能力。運用“即興創新”與風險韌性思維，激活跨國技術迭代的協同網絡，推動顛覆性創新并快速適應變革。四是元認知治理能力。構建“技術理解—價值判斷—制度設計”三維框架，在AI賦能下實現個性化領導力開發與全球數字公域治理的有機統一。

4.持續發展推動與全球責任踐行能力

一是對ESG（Environment、Social、Governance，環境、社會、治理）原則的系統整合能力。以全球公民意識平衡經濟利益與生態正義，驅動組織向可持續范式轉型。二是氣候系統思維與碳中和領導力。具備將氣候行動融入所有決策的全局視野，能夠協調“集體—技術—綠色”領域的智慧基建轉型。三是掌握能源系統跨界重構能力。運用碳核算與綠色金融工具打破“能源—基建—金融”壁壘。四是具備氣候韌性建設的前瞻性思維。將社會公平、氣候治理嵌入全球決策，塑造兼具商業價值與社會責任的治理模式。

5.風險預判前瞻與危機管控系統能力

一是構建系統性風險圖譜的全局洞察力。通過多維度分析預判氣候突變、產業鏈斷裂等復合型威脅。二是鍛造危機溝通中跨文化共識凝聚能力。依托國際協作機制化解數字鴻溝與新興技術失控風險，在輿論對抗中構建基于實證的全球危機響應網絡。三是掌握“預測—預防—響應”全周期管理能力。通過全球預警系統實時監測四大發展紅線（戰爭、經濟危機、技術失控、氣候災難），通過地緣政治推演與供應鏈韌性設計，構建多邊協同的全球抗風險網絡。四是具備靈活應變的危機管理能力。迅速應對突發地緣政治危機，并通過有效的調解與轉化機制化解沖突，推動全球和平與穩定。

6.包容發展促進與公平正義捍衛能力

一是多維度公平調節能力。運用國際組織協作平臺，協調代際生態正義與代內發展權矛盾，聚焦技術普惠、教育平權等議題，構建補償性公平的跨國實踐路徑。二是文明共生制度設計能力。構建“多中心化”全球公共品供給體系，從疫苗專利共享到跨境碳稅協調，以多利益相關方動態協商機制平衡效率與包容性。三是動態均衡制度設計能力。堅持防止貧富分化的均衡發展理念，設計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制度安排。四是多邊協調能力。在氣候融資、數字稅等政策差異中推動國際規則調適，依托G20、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多邊平臺凝聚發展共識，超越單一國家視角，構建包容性伙伴關系。

7.領導范式革新與價值共識凝聚能力

一是跨文化價值整合能力。通過文明互鑒機制將多元價值觀轉化為全球發展公約數，在多元文明中凝聚發展共識，提煉文化軟實力建設路徑。二是沖突轉化型對話能力。掌握“對話型領導”模式，通過文化解碼技術消除認知偏差，在談判中識別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文化決策差異。三是匯合主權協作能力。在去中心化組織趨勢下實踐“共享領導”模式，搭建“政府—企業—民間”團體協同治理網絡。四是倫理化信任構建能力。在多元環境中建立信任并激發情感共鳴，通過倫理決策框架平衡權力關系與價值沖突。

8.“α世代”特征洞悉與代際價值整合能力

“α世代”是人工智能的原住民，是人類生育率拐點的一代，中國“α世代”的成長進程與實踐貢獻既決定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未來，也同人類可持續發展與全球治理演進密切相關。一是具備跨代際溝通與橋梁搭建能力。能夠理解和調和不同世代間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及工作需求，尤其是能夠與以數字化、科技為主導的“α世代”建立有效溝通。二是具備跨文化同理心與包容性治理能力。能夠識別并引領全球社會與科技的變化趨勢，理解“α世代”對社會、環境及技術的期待，并在決策中充分考慮其需求。三是具備強大的道德感與責任意識能力。確保決策不僅符合當前利益，而且兼顧跨代際的公平性與可持續性，推動全球社會的長期和諧與穩定。四是可持續價值共創領導力。在氣候行動、太空治理等人類共同議題中，構建跨越代際的前沿技術部署與傳統文明智慧的對話橋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代際正義與文明永續發展。

9.地緣政治平衡與沖突轉化疏導能力

一是沖突轉化機制設計能力。掌握“非戰發展”思維，能夠運用全球安全倡議經驗，將地緣沖突轉化為合作機遇。二是鍛造動態競合管理能力。通過非零和博弈策略創建戰略“競合緩沖區”，在科技、經貿等領域建立對沖機制，實現戰略競爭的動態可控。三是替代性爭議解決體系構建能力。深化沖突轉化技能體系，創新運用仲裁調解、貿易爭端替代性解決等機制，將危機轉化為制度創新窗口，避免貿易戰等沖突轉型升級。四是全球利益再平衡能力。通過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機制動態平衡大國戰略競爭與全球南方發展訴求，在氣候融資、網絡主權等議題中構建“發展安全共同體”治理模式。

10.倫理底線守護與技術向善驅動能力

一是技術倫理框架構建能力。基于科技倫理治理實踐，設計“預防性倫理—動態治理”雙軌框架，在科技倫理治理經驗基礎上構建全球AI治理標準。二是道德決策系統設計能力。將倫理決策納入考核，強調“科技向善”，以道德框架約束技術濫用。三是文明級倫理韌性培育能力。融合中國紅色基因中的集體責任觀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構建“技術謙遜”的文化生態，在腦機接口、基因編輯等顛覆性領域設立倫理防火墻。四是全球治理智慧轉化能力，通過平衡技術創新與文明底線，在技術霸權競爭中構建以倫理共識為基石的數字文明新秩序。

（二）面向2050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獨特優勢

面向2050的全球領導力競爭，是國家綜合實力的競爭，也是發展理念、制度效能、開放水平和文明感召力的深層競爭。中國在全球領導力人才培育領域逐漸展現出深層次的獨特優勢，這些優勢根植于中華文明的治理智慧，淬煉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創新實踐，著眼于人類共同發展的長遠愿景。這些優勢并非單一領域的領先，而是價值理念、制度設計、開放格局與文化底蘊四重維度協同作用的有機體系，共同構建了兼具中國特色、世界意義與未來適應性的新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方式。中國模式的根本優勢在于能夠超越傳統領導力人才培養的固有局限，為應對21世紀中葉的復雜性全球挑戰提供新思維、新方案和新實踐。

1.價值內核優勢：超越支配型模式，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道義高度

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本質差異首先體現在價值內核層面。西方中心主義的領導力培養模式雖然在特定歷史階段推動技術制度擴散，但其內在的排他性與霸權維護邏輯使其在多極化時代日益淪為單極秩序工具。西方中心主義領導模式本質上是對“支配型領導力”的培養，其話語體系通常包裹著“普世價值”的外衣，在實踐層面呈現雙重標準：強調基于規則秩序的同時屢屢規避多邊機制，推行單邊主義；倡導自由貿易的同時濫用技術封鎖與“長臂管轄”，結果非但未能實現普遍繁榮，反而加劇了全球發展的斷層化與治理體系的碎片化。

面對這一全球性困境，中國基于對世界發展規律的深刻洞察，提出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新方案。這一理念并非政治口號，而是中華文明中“天下為公”“協和萬邦”等治理智慧的時代轉化，系統回應了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與治理赤字的世界之問、時代之問。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從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重維度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系統性實踐內涵。這一理念摒棄零和博弈思維，倡導權責共擔、利益共享的整體性治理哲學，旨在構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續的全球秩序。在這一理念的滋養下，面向2050的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具備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全局意識與責任倫理，其核心優勢突出表現為兩種關鍵能力培養。

一是卓越的協作型領導力培養。傳統的全球化方式建立在基于比較優勢的分工理論之上，雖然在特定階段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但其內在的競爭性與脆弱性無法應對當今世界疊加出現的系統性危機（例如，氣候災難、金融危機、地區沖突及技術倫理挑戰）。這些挑戰具有跨國性、傳導性與復雜性特征，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或單獨解決。面向2050的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蘊含“合力致遠”的東方智慧。這類人才尊重并能夠正確運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多邊框架，將其作為化解國際危機、協調各方利益的有效平臺。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高度重視南南合作與南北對話，致力于在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文明背景的國家間構建利益交匯點和目標共識區。這種以團結協作取代戰略競爭、以系統韌性替代效率極化的領導風格培養，是未來世界的重要核心能力培養方向。

二是前瞻的發展型領導力培養。西方自由主義發展方式正遭遇廣泛質疑，其將特定發展路徑包裝為“唯一正統”的現代化方案，在實踐中伴隨干涉主義、經濟脅迫與結構性不平等。中國通過自身成功實踐，實現了全球發展話語體系的理論創新。面向2050的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具備推動發展方式變革的能力，即善于從中國改革開放、脫貧攻堅、綠色轉型等偉大實踐中提煉具有普遍意義的發展知識。例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追求物質與精神相協調的共同富裕、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等等。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并非將這些經驗作為模板輸出，而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提供參考和信心支撐。這種立足自身、放眼世界，推動全球發展理念向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續方向演進的能力，是中國為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奠定的深刻理念基礎。

2. 體系支撐優勢：突破選拔窄化，筑牢大規模選拔體系的制度基礎

人才產生的制度土壤較個體能力更加重要。全球領導力危機在某種程度上是“代表性危機”，其根源在于西方精英教育體系的排他性。面向的2050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獨特優勢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是深厚的公平賦能領導力培養。中國通過教育實現大規模社會流動，數以億計的青年通過高考等公平化機制改變了自身和家庭的命運，這種集體記憶和社會實踐使普惠、公平成為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內在價值追求。走向世界舞臺后，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以推動教育公平、拓寬參與渠道為己任。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人才不僅是全球教育的受益者，而且是全球教育公平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其積極推動跨境教育合作，促進知識資源的全球流動與共享，致力于為世界范圍內的弱勢群體創造發展機會。這種致力于“授人以漁”、釋放全球人力資源潛能的領導力培養方式，是破解全球不平等難題的關鍵。

二是綜合的跨界整合領導力培養。21世紀的全球性挑戰亟須跨學科的知識整合能力和宏觀的系統思維。中國教育體系正從傳統的應試教育向以素質教育、創新教育和終身學習為支柱的現代化培養體系轉型。這一體系強調“五育并舉”，培養學生的綜合素養；推動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促進學科交叉融合；實施“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利用人工智能等技術實現規模化因材施教。這一體系培育的人才不僅擁有精深的專業技能，而且具備寬廣的戰略視野、深厚的人文素養和跨文化溝通能力。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能夠從復雜系統中識別關鍵杠桿點，推動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實現協同治理。這種系統領導力是應對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公共衛生等復雜挑戰的必備能力。

3. 開放聯動優勢：破除封閉傾向，打造開放協同的聯動網絡

全球領導力培養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能否擁抱開放、促進聯結、催化創新。當前，世界正面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的沖擊，“脫鉤斷鏈”“小院高墻”等思維甚囂塵上，嚴重侵蝕了全球合作與信任的基石。這種以孤立和自我封閉為特征的“封閉傾向”，不僅無法解決全球性問題，而且會制造新的危機和分裂。

中國的發展成就得益于開放；面向未來，中國依然堅定不移地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發起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從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生效實施到積極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中國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是全球開放體系的堅定維護者和深度參與者。這種國家戰略層面的開放意志深刻塑造了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精神底色，即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不是塑造民族主義者，而是培育具有全球視野的國際主義者，中國崇尚在開放合作中謀求共同發展。這種開放性的國家實踐，賦予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兩大獨特優勢。

一是強大的多邊協調領導力培養。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性解決方案，解決方案的有效性依賴全球范圍內的協同行動。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是共商共建共享這一全球治理觀的天然踐行者。金磚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臺展現了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卓越的議程設置能力、利益協調能力和項目執行能力。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中國為“多邊主義的一大中心支柱”， 肯定了中國在全球協同中發揮的關鍵作用。這種致力于尋求最大公約數、構建廣泛聯盟的能力培養是化解全球沖突、推動集體行動的關鍵。

二是持續的開源共創領導力培養。在科技日益成為全球競爭焦點的今天，中國堅持開放式創新，反對技術封鎖和科技霸權。中國通過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建設聯合實驗室、搭建世界互聯網大會等開放平臺，積極推動知識、技術和人才的跨境流動。在這一環境中成長的人才能夠深刻理解開放是創新的生命線。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是未來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參與方式，致力于推動建立開放、公平、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倡導技術普惠，推動先進技術（例如，數字技術、綠色技術）以可負擔的方式惠及發展中國家，避免出現新的“科技鴻溝”。這種以開放催化創新、以創新促進共享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方式，是驅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動力。

4. 文明互鑒優勢：超越二元對立，倡導包容互鑒的文明對話

最深層的領導力培養優勢源于文化塑造。文化的感召力、包容力和適應性，決定了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能否獲得廣泛的認同與追隨。長期以來，西方的“文明優越論”和“文明沖突論”主導國際話語，其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將文明差異視為動蕩根源。該話語體系已無法應對各文明群體追求公平發展與文化尊嚴的強烈愿望，甚至成為全球治理深層次矛盾的誘因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和合共生”“美美與共”的文明相處之道。全球文明倡議承認文明多樣性是人類進步的源泉，主張不同文明在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共同探尋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為破解全球治理價值困境提供了中國方案。源自這一文化沃土的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帶有和諧、包容、融合的基因。這一文化優勢具體賦能兩大領導力培養優勢。

一是深刻的文明對話領導力培養。中華文明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提供了理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整體性哲學，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對自然無限索取和征服的發展方式。中國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家發展總體布局，“雙碳”承諾是這一文化傳統在現代的生動體現。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致力于推動全球社會從工業文明的掠奪式邏輯向生態文明的和合共生邏輯轉型，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二是創新的多元融合領導力培養。中華文化強調“求同存異”“和而不同”。這一文化精神培育的領導力人才具備非凡的跨文化理解力和文明融合力。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將文明差異視為創新的寶貴資源，善于在不同文化體系間架設溝通的橋梁，發現不同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解決方案間的互補性，并創造性地將其融合，提出新的解題路徑。在全球文明倡議框架下，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人才不僅是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且是文明創新的催化劑，能夠將文明的多樣性轉化為全球合作的新動力和共同發展的新機遇。

04

面向2050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現實瓶頸

當前，西方主導的傳統全球治理體系正經歷深刻危機。霸權思維、階層固化、孤立主義、文明沖突等舊范式的局限性與不可持續性日益凸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轉折點，面向2050的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經歷了體系性、復合性、跨代際的深刻變革，其人才缺口本質是現有知識生產體系、人才培養機制與國際治理結構滯后于時代變革的表現。

（一）面臨全球經濟治理與跨文化協同的復合型人才缺口

全球經濟治理的復雜性與文明沖突的隱性化催生“規則重構者”與“文化解碼者”。面向2050，全球領導力人才需應對國際金融秩序重塑、數字貿易規則博弈與文明價值沖突三重挑戰，亟須突破傳統治理框架，建立跨文明的戰略對話能力——既能夠設計包容南北國家的碳關稅分配機制，又可以化解數字貨幣主權爭議背后的意識形態對立。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具備綜合治理、政策分析和跨國協調能力的領導力人才依然稀缺，尤其是全球貿易協調型領導力人才面臨缺口，能夠同時實施“漸進式改良”和“突破式創新”雙軌變革的領導力人才在全球占比嚴重不足，這一人才缺口不僅影響全球經濟的穩定性，而且阻礙國際合作的有效性。

當前，教育體系偏重專業細分忽視系統整合，國際組織的人才選拔機制受傳統權力結構制約，導致既精通國際法理框架又深諳發展中國家訴求的復合型治理人才嚴重不足。這種結構性矛盾不僅直接影響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效能，而且將加劇全球公共政策碎片化風險。聯合國發布的《2024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顯示，全球僅17%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進展順利，超過1/3的目標陷入停滯或倒退，對兼具技術能力和跨文化行動力的復合型人才需求激增。

（二）面臨數字技術治理與戰略轉化的創新型人才斷層

數字文明時代的全球領導力體系發生根本性轉變，技術治理能力已成為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核心競爭要素，面向2050的創新型人才需兼具“架構師”的遠見與“守夜人”的定力。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區塊鏈等技術的交叉融合，要求創新型人才必須建立“技術—倫理—治理”三位一體的新型決策框架。

當前，這一領域的人才儲備存在雙重失衡：一是技術專家缺乏將技術演進嵌入全球治理框架的戰略視野，傳統治理精英難以突破技術認知壁壘。特別是在數據主權、算法倫理、網絡安全等新興領域缺乏既懂技術底層邏輯又能統籌制定國際規則的跨界人才。二是數字化轉型與領導力人才培養相脫節，技術變革速度遠超人才能力迭代周期，催生技術整合能力缺口。全球領導力人才需平衡技術差異（例如，新興市場與發達國家的技術鴻溝）并推動技術創新，但現有全球領導力模型多聚焦傳統技能，忽視了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戰略應用。這種能力斷層將加劇技術治理標準的割裂，甚至可能引發數字領域的“新冷戰”格局。

（三）面臨可持續發展目標與ESG實踐的整合型人才真空

碳中和目標與ESG準則的推進正在重塑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價值坐標體系。可持續發展領導力將演變為復雜系統的重構藝術——既需解決當前能源轉型的產業陣痛，又要為未來的生態承載力預留制度彈性空間。未來的全球領導力人才需具備將環境責任、社會效益與商業邏輯深度融合的戰略設計能力，這種要求已超越傳統CSR（企業社會責任）范疇，進入“可持續發展即核心競爭力”的新階段。

當前，全球人才市場呈現結構性錯配，環境科學家缺乏商業轉化思維，金融精英囿于短期績效導向，政策制定者受制于任期周期局限，等等。尤其在碳資產管理、氣候金融工具創新、循環經濟模式構建等交叉領域，能夠貫通自然科學規律、商業運營邏輯和公共政策設計的復合型領導力人才嚴重不足，這種人才真空將遲滯全球氣候行動的實質性突破。

（四）面臨沖突預防與全球安全治理的戰略型人才赤字

全球權力格局的多極重組催生新型文明沖突形態，面向2050的全球領導力人才需具備“深層認知系統升級”能力。當傳統地緣政治沖突與新型網絡安全威脅相互交織，能源危機、糧食安全、難民問題形成連鎖反應，亟須建立“預測—預防—調解”的全周期治理能力。

當前，國際社會既缺乏對文明沖突深層機理的認知突破，也缺少在數字空間構建信任機制的方法創新。安全治理領域的人才培養過度依賴傳統軍事外交路徑，對認知戰、信息生態治理、非國家行為體博弈等新興挑戰的應對準備不足。未來的調解型領導力人才需扮演“文明翻譯家”角色，既要葆有文化本真性，又能構建超越特定文明立場的“元共識”。

（五）面臨跨國危機管理與韌性建設的協同型人才匱乏

全球風險的“多米諾效應”正在突破傳統危機管理的認知邊界。面向2050的全球領導力人才需同時應對“黑天鵝”事件的突發性與“灰犀牛”風險的慢性侵蝕。從極端氣候災害到新型生物安全危機，從金融系統脆弱性到社會信任度衰減，現代危機的跨界性、并發性特征日益顯著。核心矛盾在于傳統線性思維培養的應急人才難以應對非線性風險的指數級疊加，且現有的風險管理工具在應對氣候—經濟—政治連鎖反應時存在根本性局限。現有危機管理人才多聚焦單一領域的應急處置，跨國危機管理領導力人才不足，缺乏在多級閾值下實現“防—抗—救”協同的體系化思維。在國際協作機制中，技術官僚的專業理性與政治家的價值判斷通常難以有效統合，導致全球風險治理面臨“碎片化應對”困境。

為有效應對上述困境，全球領導力人才需具備“時空折疊”的預判能力，其知識結構需融合復雜科學、行為心理學與哲學思辨等多重維度，這類人才的稀缺或將放大全球系統的脆弱性。智睿咨詢（DDI）發布的《2025全球領導力展望》報告顯示，在對覆蓋全球50多個國家、超過1.4萬名企業領導者的調研中，54%的受訪者認為“吸引與保留人才”是當前面臨的首要挑戰，52%的受訪者將“全球經濟衰退/增長放緩”列為第二大挑戰，33%的受訪者關注“打造韌性組織”，29%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在“應對高度不確定性環境”方面信心不足。

（六）面臨代際價值重構與數字文明銜接的過渡型人才斷檔

隨著α世代逐步進入社會，代際領導力斷層問題將從Z世代向更年輕群體延伸。α世代的數字原生革命正在顛覆權力生成邏輯，2050年的組織變革將面臨“數字巴別塔”式的代際斷層。未來的全球領導力人才需構建“認知界面轉換器”——既能理解Z世代對元宇宙組織的天然認同，又能將α世代的代碼思維轉化為現實治理框架；不僅要保護新生代在區塊鏈自治中的創新激情，而且要規避去中心化引發的責任消散風險。當前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體系存在斷檔：既有領導力人才對數字原住民的思維特質缺乏本質理解，新生代尚未完成從技術依賴到戰略思維的進化躍遷。這種過渡型人才斷檔可能導致組織效能的結構性損耗，甚至引發代際文化傳承的斷裂危機。

05

面向2050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的實踐指向

面向2050的全球領導力人才競爭是一場關乎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系統性競賽。中國在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方面需采取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系統性和可操作性的舉措，以CDGs2050為框架，整合技術驅動、全球協作、綠色轉型、包容韌性四大支柱，通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為全球提供可借鑒的發展路徑。這些舉措既要立足中國實際，又要具備全球視野；既要注重理論創新，又要強化實踐探索；既要發揮制度優勢，又要激活市場和社會力量，共同構建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新格局。

（一）重塑未來視野，深化數智時代素養培育工程

在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顛覆性技術重構全球價值鏈與治理秩序的關鍵歷史階段，未來全球領導力人才需具備應對復雜系統的數字化核心素養，可從三個層面系統推進數智時代素養培育工程。

一是構建全球數字化領導力核心能力矩陣。組織頂尖專家團隊系統界定人工智能輔助決策、元宇宙空間治理、量子通訊安全防護等未來關鍵能力要素，制定具有前瞻性與可操作性的國際通用分級標準體系。這一體系應融合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技術治理理念，為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提供統一規范的能力標準。

二是全面普及人工智能治理倫理與前沿技術認知培訓。在高校核心課程嵌入算法倫理審查能力培養模塊，將科技倫理思辨能力作為全球領導力人才選拔的一項核心指標。通過設立科技倫理委員會、開展算法審計實訓、組織人工智能治理研討會等方式，全面提升全球領導力人才對技術風險的識別和管控能力。

三是系統部署下一代智能學習生態系統建設。加快推動覆蓋主要經濟體教育機構的智能學習伙伴計劃，構建政府引導、企業參與、科研機構協作的“三位一體”運行機制。該機制要注重在根本思維層面實現由短期績效導向到長期文明責任的轉換，系統培養具備數據驅動思維與道德風險判斷能力的復合型領導力人才，培育能夠駕馭技術革命與文明演進深層關系的全球領導力人才。

（二）構建韌性根基，鍛造多維危機協同治理能力

為有效應對日趨復雜的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地緣政治沖突、重大自然災害等系統性風險挑戰，要將構建韌性理念內化為全球領導力人才核心素養，通過全方位、高強度的危機應對實踐錘煉其多維協同治理能力。

一是在頂尖教育機構和跨國治理平臺深度嵌入“系統韌性思維”訓練。通過開發復雜性科學課程、組織危機模擬演練、開展情景規劃訓練等方式，強化學員對復雜適應系統和脆弱性節點的理解，培養其在不確定性中預判風險鏈條、識別關鍵干預點的戰略洞察力。

二是主導建立“全球韌性治理知識樞紐”和國際危機管理標準化框架，利用區塊鏈等技術搭建共享數據庫與應急協議接口，為危機期間的多元主體即時協作提供制度化保障與可互操作工具。這一平臺可整合各國應急管理資源，建立標準化操作流程和信息共享機制，提升全球危機應對的協同效率。

三是強化全球領導力人才在維護脆弱國家、區域及全球關鍵基礎設施韌性方面的專業知識與實戰技能。通過組織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實訓、開展韌性城市建設研討、實施應急管理系統升級等項目，確保全球領導力人才在極端沖擊下仍能維系治理核心功能運轉。

（三）提升包容維度，創新多元文明互鑒融合機制

在文化沖突頻發與移民浪潮持續的背景下，價值整合能力已成為全球領導力效能的決定性因素，可從三個層面著手。

一是全面實施跨文化沉浸式思維養成行動計劃。可系統設計聯合國青年領導力人才交流計劃深度優化方案，推動形成“核心治理任務輪崗”運作機制，確保實現關鍵崗位人才實質性流動履歷覆蓋。可通過建立跨國實習基地、組織文化沉浸式體驗、開展多語言培訓等方式，培養全球領導力人才的跨文化理解和溝通能力。

二是深化構建信仰共同體價值融合平臺。在博鰲亞洲論壇、達沃斯峰會等多邊機制框架中嵌入文明對話議程，系統性培養具備調解沖突能力的全球領導力人才梯隊。通過設立文明對話中心、開展文化多樣性培訓等項目，促進不同文明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三是系統實施基層治理能力升級專項行動。推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治理創新伙伴關系，重點支持在移民社區治理、極端貧困干預等關鍵領域聯合實施能力建設項目。這一維度的關鍵在于超越“文明沖突論”桎梏，通過深度經驗交流與項目實踐，在青年全球領導力人才群體中奠定多元價值觀基礎。

（四）優化治理載體，重塑多邊協作制度創新引擎

伴隨新興國家集體崛起與傳統中心治理模式的系統性衰減，全球治理體系需要更具代表性的制度架構。

一是戰略升級國際組織人才供給側改革。推動優化聯合國專門機構崗位分配機制，顯著提升非洲、拉美地區全球領導力人才在關鍵治理機構中的比例權重。通過組織全球治理人才競賽、建立國際組織實習基地等方式，為發展中國家培養更多全球治理人才。

二是創新開發多級治理嵌入式賦能項目。例如，推動建立“城市外交官”國際認證體系，并以U20機制為核心構建全球城市治理創新協作庫，支持金磚國家開發銀行設置地方政府可持續發展專項基金。通過組織城市治理論壇、開展地方治理創新評選、建立城市間學習網絡等形式，提升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影響力。

三是加快建設數字治理規則協同實驗區。在中國—東盟信息港、非洲智慧城市聯盟等重點區域率先試點跨境數據流動新型監管機制和人工智能倫理審查互認協議，形成數字經濟國際規則實踐創新高地。這些實驗區應成為全球數字治理規則的試驗場和創新源，為構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續的全球數字治理體系提供實踐基礎。

06

結論與展望

面向2050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是人類應對百年變局深度演進、破解全球治理體系結構性困境的關鍵支點。本文系統探討了以中國理念與實踐為內核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模式的核心要義與實踐路徑，旨在為處于迷茫與分化中的國際社會提供一種超越西方傳統范式、更具包容性、系統性與可操作性的新型方案。這一探索深刻呼應了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的戰略部署，也與“十五五”規劃建議中強調的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以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藍圖緊密契合。

展望未來，中國模式的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絕非一國一域之事務，而是關乎人類文明前行方向的共同事業。其成功實踐，根植于中國式現代化所開辟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與擔當。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擘畫的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以及“十五五”規劃建議所聚焦的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安全穩定、共同富裕等核心任務，為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注入了更為豐富的時代內涵與實踐動能。

這意味著，未來的中國全球領導力人才，不僅是掌握先進知識與技能的專家，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堅定踐行者、全球發展倡議和安全倡議的積極推動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者與創新性發展者。

隨著“十五五”規劃的深入實施和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全面落實，中國必將在全球領導力人才培養領域形成更具示范效應和輻射能力的成功實踐，為有效應對人類共同挑戰、攜手開創更加美好的2050年，注入強勁而持久的中國動力。最終，這種以合作共贏、包容互鑒為底色的領導力新模式，將有助于凝聚國際共識，匯聚全球力量，共同譜寫多元文明和諧共生、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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