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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如期舉行,窗外冰天雪地,會場內卻暖意融融、觥籌交錯,全球政要、商界大佬齊聚一堂,暢談著關乎人類未來的宏大議題,就在這片充斥著精英氣息的氛圍里,一個扎心的現實問題被拋了出來。
美聯儲數據顯示,37%的美國成年人拿不出400美元的應急現金,對于達沃斯的參會者而言,或許只是一頓下午茶的消費,可對這近四成的美國人來說,卻是一道生死線,當中國記者向美國新任財政部長貝森特拋出這個問題時,得到的回復堪稱“甩鍋”范本:這是上屆拜登政府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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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美元,換算成人民幣不過2800元左右,卻成了懸在37%美國成年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筆錢,可能是一次汽車爆胎的維修費,是一顆牙齒的根管治療費用,也可能是一場突發感冒的醫藥費,甚至是孩子學校的一筆小額雜費。
對生活本就拮據的美國人來說,一旦拿不出這筆錢,生活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轟然倒塌:車修不好就沒法上班,沒上班就會被辭退,丟了工作就交不起房租,最后只能流落街頭,這樣的困境并非個例,而是美國社會底層人群的普遍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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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白天穿著體面西裝、出入寫字樓的上班族,晚上可能要蜷縮在汽車后座過夜;那些看起來有房有車的中產,實則背負著巨額房貸、車貸和學生貸款,工資剛到賬就被各類賬單劃走,根本攢不下任何積蓄,他們就像走鋼絲的人,手里沒有任何平衡桿,只要生活吹來一陣小風,就可能跌落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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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拜登執政期間,美國的物價漲幅達到了35%至37%,食品、房租、汽油價格的飆升,確實吞噬了普通家庭的微薄收入,這是導致民眾儲蓄縮水的直接原因,但把所有問題都推給通脹,顯然是避重就輕,美國底層民眾的生存困境,根源在于長期積累的經濟結構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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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經濟空心化,過去幾十年,美國制造業大量外流,本土留下的多是低薪的服務業崗位,時薪制成為常態,工人不僅收入微薄,還面臨隨時被解雇的風險,根本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去積累儲蓄,其次是生活成本的剛性化,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貧困是“隱形的”。
很多美國人表面上光鮮亮麗,能喝得起星巴克,能開上汽車,實則早已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他們沒有抗風險能力,一點風吹草動就能讓生活陷入絕境,貝森特的甩鍋言論,恰恰暴露了美國政客對結構性矛盾的漠視,他們寧愿將問題政治化,也不愿直面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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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民眾的生存焦慮,貝森特給出的藥方是推出《大而美法案》,承諾通過退稅政策來改善民生。這個充滿特朗普式浮夸風格的法案,聽起來美好,實則治標不治本,甚至可以說是一場針對底層民眾的“畫餅游戲”。
美國的退稅政策有個核心前提:納稅人必須有足夠的納稅額,或者收入達到一定門檻,才能享受退稅或稅收抵免,可問題在于,那些拿不出400美元應急金的低收入群體,很多人的收入根本達不到個稅起征點,連稅都不用交,自然也享受不到所謂的退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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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富人卻能通過資本利得稅優惠、企業抵扣等各種復雜手段,從這個法案中攫取巨額利益,說白了,這個法案就是“富人吃肉,窮人喝湯”,甚至窮人連湯都喝不上,對于那個急需400美元修車的單親媽媽來說,2027年的退稅支票遠水解不了近渴。
她的車明天可能就會被拖走,工作也會隨之丟失,特朗普政府試圖用一個虛無縹緲的承諾,來掩蓋自己解決民生問題的無力,這種做法,不過是將政治博弈凌駕于民眾福祉之上的又一例證,而這背后,是美國兩黨長期以來的政治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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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拜登到特朗普,美國政壇的甩鍋游戲從未停止,民主黨執政時罵共和黨留下爛攤子,共和黨上臺后又將責任推給民主黨,卻沒有任何一黨愿意真正解決美國經濟空心化、社會保障碎片化的深層問題,背后是美國四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必然惡果,是資本無序擴張、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直接體現。
達沃斯論壇上的精英們還在高談闊論,而美國底層民眾卻在為400美元的應急金發愁,當一個國家的公民,連應對小額突發狀況的能力都沒有,當政客們只會用政治攻訐代替民生治理,這樣的“生存游戲”,最終只會讓更多普通人淪為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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