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的真相：伊斯蘭革命鮮為人知的內幕，霍梅尼是...（下）

從1974年開始，伊朗經濟開始失速，通脹率快速上升，1975年經濟陷入負增長，1976年反彈，1977年又是負增長，1978至1979年增速超過-10%。經濟一旦停滯，海面之下涌動的不滿、憤怒與仇恨就會噴涌而出。巴列維推行了不少改革，忽視了伊斯蘭教的傳統，嚴重傷害了伊斯蘭教會的經濟利益及信徒的情感。巴列維采用合作社的方式推行土地改革，剝奪了大地主和教會的土地，將土地折合為合作社的股票分配給農民。農民手握股票，心中不安，感覺被欺騙了。同時，大批流向城市的農民在經濟失速導致的大規模失業期間，無法回農村耕地。70年代，伊朗人口快速增加，到1976年，伊朗人口超過3300萬，其中接近一半居住在城市，超過一半都是不到20歲的失業年輕人，他們成為了一股難以控制的革命洪流。
另外，曾經被巴列維鎮壓的民族主義勢力、憲政自由派、左翼政黨、工會勢力及失業工人也開始蠢蠢欲動。從1977年開始，伊朗逐漸爆發大規模的反政府、反國王運動。1978年，各城市的游行示威不斷升級，游行群眾高呼“打倒國王、西方傀儡，建立伊斯蘭教國家”的口號，不少游行隊伍都舉起了霍梅尼的畫像。

1978年9月8日，在德黑蘭的一場示威中，軍隊鳴槍示警無效，終于朝繼續前行的人群開火，造成89人死亡。已經流亡國外的霍梅尼開始趁機大肆對外宣傳“政府屠殺了4000名平民”。由此，伊朗爆發了更大規模的反國王浪潮，伊拉克的納杰夫成為該浪潮的指揮中心。但是遜尼派的副總統薩達姆害怕霍梅尼煽動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反對其所在的復興黨，便二話不說將其驅逐出境。至此，薩達姆和霍梅尼兩人算是結下了梁子。
1978年10月，霍梅尼流亡至巴黎郊區的一個小村莊，他在那里建立了伊朗伊斯蘭革命指揮中心，為國內的反國王運動提供指導。霍梅尼雖遠在巴黎，但他每天講話的錄音被制作成磁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伊朗民眾間擴散開來。在長達14年的流放中，霍梅尼只是在表面上喪失了權力和影響，但他實際上卻擁有千軍萬馬。伊朗全國有18萬毛拉，8萬個清真寺，這些都是霍梅尼的基地、兵營和宣傳中心。

而就在這關鍵時刻，卡特政府派遣特使到伊朗軍中，強調要避免伊朗爆發內戰。卡特當年標榜國際人權外交，獲得不少民眾支持。他上臺后實行隱忍外交，不支持政府以國家力量打擊民眾。而當時伊朗的人權記錄并不理想，這讓卡特政府內部產生了意見分歧，因此卡特對是否支持巴列維鎮壓反對派顯得猶豫不決，這導致軍隊不敢輕舉妄動，采取中立態度。
11月6日，巴列維在伊朗電視臺發表講話，對統治期間犯下的錯誤做出道歉，并保證開放黨禁，打擊腐敗，創建民主聯合政府。遠在巴黎的霍梅尼嗅到了國王的虛弱，于是趁機鼓噪群眾，宣稱美國政府不再支持巴列維這個混蛋。這時，巴列維患癌的消息被曝光，群眾更加相信美國人不可能支持這個不久于人世的國王，巴列維的支持者也紛紛倒戈。

1979年1月，巴列維以休長假為由被迫逃離伊朗。這時，伊朗出現權力真空，幾十萬裝備精良的軍隊陷入群龍無首的境地，一些軍官及官員立即倒戈。

而霍梅尼可不是個只會念經解經的大阿亞圖拉，更是頂尖的政治高手。霍梅尼心里比誰都清楚，他從一開始就看到了美國對伊朗的重要性。早在革命剛爆發之時，他就一直在釋放煙霧彈。流亡期間，他頻頻向美國政府喊話，要求美國放棄支持巴列維政府。在巴黎的時候，霍梅尼一臉嚴肅地忽悠美聯社記者，說：

“個人愿望、我的健康都不允許我在現行制度垮臺后在國家管理中發揮作用”。

類似的言論數不勝數，霍梅尼大量使用模糊和欺騙性的語言，讓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對他的真實目的產生了誤判。美國高層完全忽略了霍梅尼過去的言論，錯誤判斷即使霍梅尼上臺也不要緊，或者說他根本就不會接受政治權力，當務之急是跟霍梅尼搞好關系，避免親蘇勢力在伊朗上臺。其實，巴列維王朝的倒臺是伊朗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系列矛盾的必然結局，只是巴列維的愚蠢加速了這一進程。歐美國家看過太多君主政府倒臺，他們通常選擇順勢而為，另選更有實力的政治勢力合作。前有國民政府倒臺，今有巴列維王朝倒臺，后面還有阿根廷和韓國軍政府倒臺。不過這次美國人被“拌豬吃老虎”的霍梅尼狠狠坑了一把。而且伊朗人也疏忽了，他們沒想到的是，革命送走了一位昏君，卻迎來了一尊不能質疑的神！
霍梅尼奪權的背后
1979年2月1日，一個霧蒙蒙的早上，來自巴黎的特許航空公司航班降落在德黑蘭梅拉巴德國際機場。78歲的霍梅尼身著標志性的黑色長袍和頭巾出現在飛機舷梯上。
在兩周之前，無力控制全國局勢、身患淋巴癌的巴列維國王自己駕駛飛機，帶著自己的妻兒老小，離開了自己的國家，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在外流亡了14年的霍梅尼回到了伊朗，在興奮和吶喊聲中，他緩緩走下舷梯，偶爾會撫摸銀色胡須，舉起手來問候。

前往伊朗的法國航空班機上，美國廣播公司駐德黑蘭記者彼得·詹寧斯訪問霍梅尼：你對于法國的感覺如何？霍梅尼冷靜地回答：沒感覺。但下了飛機，霍梅尼就找到了感覺。當天，在首都的烈士陵園里，對成千上萬發自真心迎接自己的國民，霍梅尼莊嚴宣布了三項承諾：

一、教士不干政，建立一個代表伊朗人民的民選政府；
二、提倡自由平等，沒有人會在這個國家無家可歸；
三、伊朗人將實現免費電話、免費供暖、免費電力、免費巴士、免費石油，甚至免費教育。

民眾聽后一片歡騰。
1979年的伊朗革命給當時的伊朗人和世界一個錯覺，這是一場進步的革命。當時參加革命的派別眾多，人群復雜，有左翼政黨、民族主義者、憲政自由派、中產階級、農民及烏合之眾，并不僅僅是霍梅尼領導的什葉派。但是各派領導人都高喊自由、平等的口號，很多參與革命的伊朗人認為，伊朗只要終結了君主制，不管采用西方道路還是組建伊斯蘭政府，都會比現在更好。英美國家的政要與精英可能也都這么認為。
巴列維流亡后，憲政自由派領導人巴赫蒂亞爾組建了臨時政府，對外宣稱以民主的方式選舉國家領導人并實施憲政。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霍梅尼不會介入政治，對政權不感興趣。的確，從表面上看，霍梅尼多次通過西方媒體表示，他不想擁有權力或政府的掌控權，他對權力不感興趣。一些西方媒體甚至將霍梅尼吹捧為“為伊朗爭取自由又淡泊名利的華盛頓式英雄”。就這樣，這位老謀深算、年近八旬的老頭騙過了所有人。

但是一回到伊朗，霍梅尼立即對其盟友開刀，首先公開反對巴赫蒂亞爾率先組建的臨時政府，并稱“由我任命政府，我會任命一個受民眾擁戴的政府”。
回國幾十天后，霍梅尼就任命巴扎爾干為臨時政府總理，并要求民眾必須要效忠他，甚至發出警告，這是真主的政府，誰違抗這個政府就是違抗真主。霍梅尼先穩住軍隊，使軍隊保持中立，然后大力發展信徒為私家軍。當霍梅尼起事時，伊斯蘭革命衛隊倒向霍梅尼，并血腥鎮壓憲政自由派及反對者。巴赫蒂亞爾逃亡法國，于1991年在巴黎被伊朗特工暗殺。
不信教、不信神的左翼政黨很快被消滅殆盡，大批舊政權的高級軍政官員遭到囚禁或處決，王室財產被沒收，富人們紛紛出逃。同年3月，僅僅回到伊朗才一個月的霍梅尼就公開宣稱，不要跟我提民主，那是西方那一套；不要西方，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接著又宣布：

“我不喜歡一切能腐朽我們的東西，肯德基、麥當勞、酒吧、咖啡廳、電影院、紅燈區、賭場全部滾蛋！伊斯蘭教清規戒律要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為了偉大的安拉，霍老爺子發起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將伊朗全面伊斯蘭化。霍梅尼廢除了巴列維王朝頒布的女性家庭保護法，采用伊拉斯法令，強制要求婦女必須遮掩頭發，嚴禁抽煙喝酒、男女游泳；要求中小學及大學停課，對教材、教師隊伍進行整頓，所有課程都由伊斯蘭大學委員會編寫；查處一切西方書籍及電影，將女孩的法定結婚年齡降到9歲，已婚婦女則不允許在普通學校上課。一兩個月前還歡呼雀躍的革命女性，這時目瞪口呆了。
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這一天，德黑蘭婦女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她們高舉著用波斯語和英語書寫的呼吁女性解放的訴求標語。當時游行的女性依然面帶笑容，絲毫未感覺到她們將被迫長期頭戴黑紗、身穿長袍。巴列維時代的開放已一去不復返。
3月31日，伊斯蘭共和國以公投的方式成立。從巴列維流亡到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不過短短兩個半月。西方人、伊朗人、全世界都還沒反應過來，伊朗已經徹底進入了政教合一的霍梅尼時代。

霍梅尼將美國和以色列列為伊朗的頭號敵人，他號召革命衛隊及教徒打砸一切帶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可口可樂、麥當勞、酒吧、咖啡廳、賭場及娛樂場所。他也很快把當初對伊朗人民的承諾全部拋之腦后，在伊朗人抱怨生活水平下降時，他再三回應了他的經濟政策，認為經濟是笨蛋的東西。在霍梅尼的伊斯蘭式嚴格管制下，伊朗的絕對貧困人口在其統治時期的前六年內增加了45%，伊朗移居國外的情況也加劇，幾百萬企業家、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其熟練的工匠及他們的資本都轉移到國外。所有伊斯蘭革命前建立起來的世俗化不是在倉皇逃離，就是被毀滅殆盡。霍梅尼為了提升自己的權威，開始煽動對外仇恨。
1979年10月，流亡的巴列維前往美國治療癌癥，這事激怒了伊朗民眾。11月4日，霍梅尼煽動數萬信徒沖入美國大使館，將66名工作人員扣為人質，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伊朗人質事件。

事件發生后，美國朝野嘩然。卡特總統立即制裁伊朗，停止從伊朗進口石油，凍結了80億美元的伊朗人在美資產。伊朗提出釋放人質的條件，包括遣返流亡美國的巴列維，就1953年策動政變向伊朗道歉。卡特總統為他自己疏忽大意讓霍梅尼上臺付出了代價，人質營救失敗直接導致卡特連任大選失利。繼任者里根剛上臺便與伊朗達成了協議。1981年1月20日，美使館人員被挾持了444天后終于獲釋。也就是這次事件后，伊朗被美國定義為恐怖主義國家。
神權政治的確立
霍梅尼在最高權力的王座上站穩腳跟后，便開始了對政敵的大規模清洗，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對軍隊的清洗。1980年9月22日，同樣剛上臺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和霍梅尼想到一塊去了，利用戰爭清洗前朝軍隊，于是兩伊戰爭爆發。

其實霍梅尼從上臺后就準備對軍隊下手了，但一直沒有借口和能力。在1979年的伊朗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當時伊朗皇家軍隊基本上都是巴列維王朝的舊勢力所掌控，所以霍梅尼對這些人極其不信任，他也極度厭惡這支背離伊斯蘭教，生活極度西化的軍隊，所以上臺之后就開始對巴列維留下的皇家軍隊下手了；剛好隔壁的薩達姆也需要清洗前朝軍隊。
兩伊戰爭中，伊拉克死傷30萬，而伊朗死傷達到百萬級別，其中大部分都是當年巴列維培養的皇家軍隊。尤其是在伊拉克初期的進攻中，伊朗的皇家軍隊基本上成為炮灰，雖然阻擋了伊拉克的進攻，但卻死傷殆盡。而且在后期的人海戰術中，這些軍隊大部分成為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炮灰，基本上被滅的差不多了。而可悲的是，兩伊戰爭的成果最終被伊斯蘭革命衛隊取得，而做出巨大犧牲的皇家軍隊的功績卻被埋沒。
到1984年，霍梅尼已經完全控制了局勢，伊朗也徹底成為了一個教士治國的神權國度。

霍梅尼在位的十年里，有八年是在戰爭中度過的，伊朗人民的傷亡根本不在霍梅尼的考慮范圍內，幾乎家家都有人因戰爭而亡，戰爭不僅能借機清洗軍隊，也極大地鞏固了霍梅尼的權威。
總的來說，霍梅尼和其他很多革命領袖上臺后采用的鞏固政權的手段一樣，第一招就是槍打出頭鳥。當時反神權政府的游行組織的頭部人員主要是一些中產階級及以上人物，他們因為接受到了新思想，也有最新的信息渠道，所以最先知道了霍梅尼的真正目的。霍梅尼知道只要鏟除了這部分人，其他人就是烏合之眾，于是他就開始對這部分人進行鎮壓，該抓抓，該殺殺，當時很多人選擇了逃離伊朗。第二招就是控制思想。霍梅尼認為，只要能夠讓每一個人都成為伊斯蘭教徒，自然就不會反對政教合一了。于是他下令讓教士階級的人到處去傳教。并且要求學校從小學開始就要引入這類課程，讓孩子從小就成為一個堅定的什葉派信徒。第三招就是無孔不入的監視。霍梅尼當時在各個地區都設立了監視機構，而且還有一部分特工會偽裝成平民來生活。所以當時民眾之間連基本的交流都很慎重，因為說錯話后果是很嚴重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地民眾也就習慣了盡量不發聲。
從此以后，伊朗的電影、電視里不再允許出現男女親昵的場面，女性形象必須恬靜，全身包嚴，不得眉目傳情、搔首弄姿。廣播停止播放西方的搖滾樂、爵士樂等等，只允許播放伊斯蘭音樂和軍樂。禁娛力度越來越嚴格，連下棋、打撲克都歸類為非伊斯蘭文化而被禁止。直到兩伊戰爭結束，神權政府才稍微放松禁令。自此，巴列維時代開放、世俗的現代城市生活只能化為泛黃的老照片，多年來被互聯網傳送不止。

那場狂熱的葬禮
1989年6月3日，在統治伊朗十年后，86歲高齡的霍梅尼在午夜前被真主召喚。霍梅尼葬禮的那天是一個溫度高達40度的炎熱夏日，來自伊朗各地的上千萬人都自發涌入城市和街道，前往德黑蘭安葬霍梅尼的墓地。據估計，僅在霍梅尼墓地周圍20英里方圓的地面就積聚了200萬人。這位被標榜為“伊朗偉大領袖”的霍梅尼，可以說是整個世界近現代史中爭議最大的領導人了。其嘔心瀝血奮斗幾十年，推翻世俗卻腐朽的巴列維王朝，建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度，使之前的世俗化成果灰飛煙滅，國家也倒退了幾百年。那些過慣了世俗生活的城市中產，自然是無比憎惡霍梅尼；但同時，那些生活貧困、沉溺于宗教的底層窮人，卻把霍梅尼當作神靈來崇拜，而且將其看作伊朗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第十二伊瑪目。
霍梅尼葬禮這一天從全國各地涌進首都的幾百萬人，使得整個德黑蘭的交通徹底癱瘓。這些人都是來為霍梅尼送葬的，這些瘋狂的送葬百姓不斷按照波斯禮儀，用鐵鏈抽打自己，有的直接用沙子往頭上澆，意思是跟領袖一起埋葬。

整個葬禮哭聲一片，多數人更是捶胸頓足。送葬人群不斷向霍梅尼的棺槨靠近，他們想要瞻仰霍梅尼最后一眼，而且都想要撫摸霍梅尼的遺體，或者得到一片裹尸布等遺物。按照伊斯蘭教法，一旦得到這些，將是神靈賜福，必定福壽康寧，進入天堂。所以無數人向霍梅尼的棺槨擁擠，以至于很多人被踩踏。而且因為撫摸的人太多，導致霍梅尼的木質棺槨直接被毀。悲痛的人群還不斷撕扯霍梅尼的衣物，使得霍梅尼的身體幾乎暴露在外。

當局無奈之下，只能用直升機搶出棺槨，換上鐵制棺槨，并且決定迅速下葬。但是激動的人群還是無法阻擋，很多人甚至直接跳進霍梅尼的墳墓，非要將自己跟霍梅尼一起埋葬，為此伊斯蘭革命衛隊費了很大力氣才將這些人趕走。而且還有很多人不斷地要用手扒墳墓的土，當局害怕霍梅尼下葬后遺體會被刨出來。于是在迅速下葬后，還用吊車將一個巨型的集裝箱壓在墳墓之上，這樣失控的人群就無法破壞霍梅尼的墳墓。
整個葬禮期間，有幾十家西方媒體現場采訪，但伊朗當局認為畫面不宜流出，所以在國內收繳了幾千個關于葬禮的錄像帶。但一個意大利記者偷偷帶出了一盒錄像帶，將之公布出來，世界才第一次領略了霍梅尼葬禮的瘋狂——在伊斯蘭意識形態控制下的瘋狂。

而根據史料的統計，當天霍梅尼葬禮因為炎熱、踩踏以及悲傷過度等原因，被緊急送往醫院治療的人不計其數，受傷的多達10800人，為此死亡的人員多達十幾個，堪稱世界最慘烈的葬禮。值得一提的是，那位意大利記者因為害怕像《撒旦詩篇》的作者一樣遭到穆斯林追殺令的追殺，所以至今都不敢公開自己的姓名，可見宗教治理下的狂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