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救不了“失意”中年人

作者：東昇編輯：雪梨王

來源：冷杉RECORD（ID：fhzkfirstory）

留給這屆中年人的時間，向后寬限了三年。

1月14日，2026年度國考筆試放榜。這個決定命運的數字跳出來之前，38歲的張琪決定先用錢買下一點贏面。傍晚六點半，他順著下班的人流走到街邊，解鎖了一輛共享單車，騎向市中心的考公培訓機構。他要去上一對一的面試課，每小時700元。他已經預交了1.1萬元的學費——這筆錢相當于他兩個月的底薪，夠交三個月的房貸。

一個多月前，張琪剛走出國考考場。彼時在一張張滿是膠原蛋白的臉龐中，他的出現顯得突兀。那天他穿著筆挺整潔的襯衫，鬢角的白發有些扎眼。他在人群中努力尋找，偶爾才能發現幾個和自己年齡相仿的考生。

和年輕人的輕松自如相比，他們顯得格外局促。

“年輕人可以等筆試成績出來再準備面試。我這個年紀，耗不起了。”坐在培訓教室的角落里，張琪在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答題框架。

這曾是一扇被焊死了30年的門。自1994年以來，“35歲”就像一道無形的屏障，將無數中年人擋在體制的紅線外。但在2025年10月14日，國家公務員局官網發布了公告，將2026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招錄考試的報考年齡上限，放寬至38周歲，應屆碩士、博士研究生更是延伸至43周歲。

這道突如其來的裂縫，讓張琪這樣的中年人看到了機會。

張琪并非孤身一人。在他身后，擠滿了想要“上岸”的大齡考生——在醫院實驗室漂泊了13年的趙天樂，想在38歲前脫掉那層“臨時工”的皮；背著兩萬塊月供的吳洋，離開大廠后四處碰壁；虧光生意的朱林，認準了“上岸”才是唯一出路；還有袁麗，她正試圖從民辦學校和家庭權利的邊緣擠向中心。

在98:1的窄門前，這張準考證成了他們關于尊嚴與生存的孤注一擲。

脫掉那層“臨時”的皮

在培訓班的教室里，張琪習慣對著鏡子練習面試答題。眼神堅定，聲音洪亮。

這樣的反復練習，之前也有過——35歲前，他兩次沖擊公考，都敗下陣來。35歲生日一過，他就死心塌地地把教材塞進角落，篤信自己這輩子與“體制”再無瓜葛。

工作十余年間，張琪做過招投標代理，也做過環評，但都干不長久——有時是公司倒閉，有時是他被優化，有時是跟老板理念不合主動走人。

最近這份工作，是在親戚開的通信設備公司跑市場拓展。整個部門里，張琪是最年長的員工，那些比他年輕至少5歲的同事，在酒桌上比他能喝，在工位上比他能熬。即便公司暫時沒有裁員計劃，但眼看著外賬幾年收不回來，張琪心里開始打鼓：萬一公司倒閉，自己這把年紀還能去哪兒？

大學同學里，有幾個早早考上了公務員。他們級別不高，可日子過得四平八穩，聚會時總透著一種被體制“保護得很好”的從容。年齡越大，張琪越羨慕那種“很爽、很穩定”的狀態。他想成為那樣的人。

得知國考年齡上限放寬后，他決定抓住最后的機會。為此他給自己制訂了詳細的復習計劃：每天清晨五點半起床刷題，下班后抽出兩小時梳理知識點，周末則全天泡在圖書館攻堅。

在那筆1.1萬元的面試培訓費面前，他沒有絲毫猶豫。他承認自己抱著某種幻想，“只要上岸，就無需再過提心吊膽的日子”。

考公培訓老師。

這種對“身份”的渴望，在趙天樂身上被拉長到了13年。

趙天樂同樣38歲，體態微胖，架著無框眼鏡，習慣把自己裝進一身深色的行政外套里，看上去比誰都像體制內的人——某種程度上，這副皮囊就是他內心的投射。他似乎迫切地想要鉆進那個系統，甚至提前為自己修剪好了形狀。

2009年從生物科學專業畢業后，趙天樂在父親的強制下，第一次走進公務員考場。

彼時他對“體制內”沒太多概念，更向往的是制藥企業的研發崗位。“當時年輕，覺得考公就是完成父母的任務。”許多年后，他依然記得那個年少輕狂但有夢想的年代。

那次考公自然以失敗告終，然而趙天樂也沒能如愿進入制藥行業。父親動用了所有人脈，將他安排進了家鄉一所三甲醫院的實驗室。“正式工作”的承諾背后，是一份三方派遣合同——他的勞動關系隸屬于一家人力資源公司，醫院只是“用工單位”。

這意味著，他成了這家醫院中地位尷尬的臨時工。

每天早上七點半，趙天樂準時穿上白大褂，刷卡進入實驗室。工作單調而重復：配置試劑、喂養小白鼠、記錄實驗數據。每月收入固定在幾千元。醫院的年終福利、職稱晉升、住房補貼，所有能體現“正式身份”的待遇，都與他無關。

日常還有些打雜的工作——取快遞、整理文件，甚至幫正式員工接送孩子。只要有人開口，他很少拒絕。“畢竟是派遣身份，腰桿硬不起來。”醫院有活動需要湊人頭時，他和其他派遣員工總會被第一個通知，穿著統一的服裝坐在觀眾席上。

這種“編制外”的卑微，總會在家庭聚會上達到頂點。

剛結婚時，岳父一家因為他“在醫院工作”的身份，對他頗為客氣。自從妻子的妹妹嫁給了一名鄉鎮公務員后，一切都變了。“妹夫所在的地方經濟條件并不好，他也只是個普通科員，但每次聚餐，親戚們一口一個‘主任’‘鄉長’地喊著，真令人作嘔。”

更讓趙天樂難堪的是，親戚們總當著他的面說，“天樂啊，你還年輕，再考考。等考上了，你妹夫還能幫幫你。”

趙天樂不是沒有努力“上岸”。從25歲到35歲，國考、省考、事業單位考試，只要符合條件的考試，他從不缺席。柜子里堆滿了歷年真題、輔導資料和培訓機構的講義。“各種培訓班都報過，線下的、線上的、一對一的。”他沒算過具體花了多少錢，“十萬塊肯定打不住”。但十年間，他只進過兩次面試，都因綜合成績未達標而被淘汰。

為了成功上岸，他甚至動過報考高海拔地區崗位的念頭，最終因為筆試成績差了幾分未能如愿。

35歲生日那天，趙天樂知道自己的考公之路走到了盡頭——按照往年政策，35歲是報考的年齡上限。2024年，他回岳父家過年。飯桌上又聊到考公的話題，趙天樂故作輕松，“我早超齡了，這輩子也考不上公務員了。”

岳父聽了，沒說什么，只是默默夾了口菜。過了一會兒，妹夫來了，老人立馬起身，快步走上前熱情地握手寒暄。趙天樂從未見過他如此真切的笑容。

對于張琪、趙天樂這樣的“身份割裂”的中年人來說，考公年齡上限的放寬，更像是國家在延遲退休的背景下，給了他們一次“洗白”的機會，讓他們有希望撕掉身上“派遣”“臨聘”或“私企打工人”的標簽。

窄門里的最后保單

如果說身份認同是一種精神救贖，那么對于吳洋和朱林來說，考公更像是一個避難所。因為在尊嚴之前，更緊迫的是活下去。

數據冷靜而殘酷。

2026年國考報名人數突破371.8萬，報錄比高達98:1，創下歷史新高。更讓中年考生絕望的是，超過67%的崗位依然限定為應屆生。這意味著，數以萬計的大齡考生，只能爭奪剩下不到三成的余糧。

和年輕人競爭，大齡考生往往面臨更大壓力。

38歲的吳洋曾就職于媒體，又在互聯網大廠的黃金時期當了公關。公司一度籌備上市，期權激勵和高薪待遇讓他沉浸在“暴富夢”里。他貸款買了市中心的大平層，換了豪華SUV，篤定自己自此衣食無憂。

2020年，公司上市擱淺，吳洋因缺乏核心技術優勢，很快成了被優化的對象。后來，他又進入另一家互聯網企業，但終究沒能逃過35歲被裁的命運。

那之后，他成了職場“流浪者”——輾轉于幾家小公司，做過新媒體運營，試過品牌策劃，每份工作都干不長久。想回傳統媒體，卻發現行業物是人非，自己的經驗早已過時。

“媒體需要能熬夜、能追熱點的年輕人，我這把年紀，連倒班都扛不住了。”吳洋有些沮喪。每月兩萬多的房貸、孩子的學費、家庭的日常開支壓得他喘不過氣。他想過賣房緩解壓力，可眼下下跌的房價，又讓他遲遲下不了決心。

近乎絕望時，考公年齡放寬的消息傳來。

吳洋打算試試，“以前覺得考公是那些沒理想的人干的，現在發現，安穩才是這個時代最奢侈的特權。”

后知后覺，直到2025年才意識到安穩重要性的，還有朱林。

他一度是“創業達人”。大學時，就堅定地以“體制內掙錢太少，有本事就做生意”為信條。剛畢業的幾年，他和同學合伙倒騰醫療器械，賺了第一桶金。緊接著，他開了婚慶公司，由于行業競爭激烈，加上管理不善，沒兩年就關了門。那之后，他跟風做過教培，趕上“雙減”政策落地；開過咖啡館和茶館，做過二手車生意，折騰了十幾年，接連虧敗。

他終于明白：個體努力的上限，往往敵不過大環境的波動。

家里的經濟狀況在十幾年間時好時壞。有一次，孩子生病住院，手里的現金連住院費都湊不齊，還得向雙方父母借錢。

2025年，在妻子的勸說下，36歲的朱林決定報名國考。可拿起行測和申論教材，他徹底傻了眼。“這么多年，除了看些成功學的書，我幾乎沒正經讀過書。”他試著坐下來學習，每天強迫自己學習四個小時。可堅持不到半小時就坐不住了，腦子里全是生意上的瑣事。

在學習這行，他說自己就像個小學生，得重新學著生存。

培訓班的考公學員們。

這種對“確定性”的極度渴求，也深入到了家庭內部的權利博弈中。

袁麗在一所民辦大專擔任行政，每月七八千元工資。在外人看來，她的生活已然安穩——丈夫是公辦大專的在編教師，女兒讀初中，家庭和睦。但只有袁麗清楚，那個“民辦”的身份標簽，像一根細小的刺，總會在不經意間戳痛她。

“一個民辦學校能忙到哪去？大不了辭職”——每到家里有事要照料，又趕上夫妻二人都加班時，丈夫總會這么說。袁麗意識到，只要自己一天沒進體制，在家庭的話語體系里，就永遠是那個可以被隨時犧牲的配角。

2025年10月，國考年齡放寬的消息傳來。1987年12月出生的袁麗，正好卡在這次放寬后的邊緣。“萬一考上了，你就能去北京，進部委工作了。”丈夫的軟磨硬泡，加之自己多年對于“上岸”的渴望，她最終在報名系統里填下了個人信息，又對著招考職位表翻找了許久，最終能報考的只剩下中央機關設在艱苦邊遠地區的縣直屬機構的幾個職位——這些崗位離家1000多公里，與丈夫期待的“北京部委”相去甚遠。

猶豫再三，袁麗還是勾選了報名框，“好歹還有能報的，總比沒有強”。

與時間和遺忘賽跑

中年備考，是一場對精力和記憶力的“屠殺”。

自從報名后，袁麗把所有碎片化時間都用在了備考上。在學校上班時，她把無線耳機藏在頭發里，趁著整理文件、打印資料的間隙聽課；午休時，同事們趴在桌上休息，她則拿出手機刷行測真題；上廁所、去超市買菜，耳機里也循環播放申論寫作技巧和時政熱點解讀。她的帆布包里永遠裝著教材和筆記本，隨時準備抓住哪怕十分鐘的學習時間。

然而，生物性的衰退是無法靠意志力完全覆蓋的。

盯著行測里的資料分析公式“基期量＝現期量÷（1+增長率）”，袁麗嘴里不停念叨，像是在背誦某種古老的咒語。好不容易把這串字符背下來了，才過了20分鐘，全忘了。錯題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紅筆標注，她已經不知道多少次在同一類公式題上栽了跟頭。

這種斷層式的記憶力流失，在申論背誦時尤為殘酷。她曾用一下午背完了“鄉村全面振興”的具體內涵，晚上做飯時還在心里默念，可第二天早上刷題，只記得產業振興和文化振興的些許內容，剩下的生態、組織和人才，忘得一干二凈。

為了對抗衰老，她學著“學生黨”的樣子，買來DHA膠囊和核桃粉，每天按時服用。膠囊帶有讓她反胃的腥味，核桃粉沖了一杯又一杯，腦子里的迷霧始終沒能散開。“當年背文言文都沒這么費勁，”袁麗感到沮喪，“現在一個簡單的公式都要耗費成倍的精力”。

一考公學員在練習寫申論大作文

“力不從心”是大齡考生們的普遍困境。社交平臺上，有人說自己注意力集中不了五分鐘，“一會兒想著明天去哪里見客戶，一會兒想著做什么飯菜給孩子”；有人說連續刷題四個小時后，眼睛會出現重影，腰椎也隱隱作痛。為了保持清醒，只能在鼻尖抹清涼油，在腳底下踩指壓板。這種近乎自虐式的堅持，是他們被職場邊緣化后，唯一能掌控的東西。

盡管參加過數次公務員考試，但趙天樂說，由于35歲過后的這兩年沒有系統學習，很多知識點已經生疏。加上工作繁忙，他只能利用碎片時間突擊復習。家里的書桌上，貼著密密麻麻的便利貼，上面寫著重點公式、高頻考點，就連手機壁紙都用了“上岸”兩個字。

“現在學習比以前更吃力了，眼睛花得快，記憶力也不行，一道題要反復琢磨才能明白。”他有時候加班到深夜，回家想再刷幾道題，卻總會看著看著就睡過去。

37歲的呂薇，則在經歷另一種維度的消磨。

每天早上五點半，她準時起身。除了備考，她還要維持一整個家庭的運轉：洗衣、做飯、接送孩子。作為曾經的企業會計骨干，呂薇一度對自己的理科思維充滿信心。現在，她連最基礎的排列組合公式都要反應半天。為了找回手感，她特意買來小學奧數題練計算，卻發現一道題往往要反復讀三遍才能理清思路。

她嘗試過各種科學記憶法，但在瑣碎的家務面前，這些方法悉數失效。有一次為了記住“數列求和公式”，她硬生生花了三個晚上，把公式推導過程寫了十幾遍。可到了模考時，還是因為想不起公式而丟了分。

更隱形的消耗來自家庭內部。最近兩年，丈夫的公司經營狀況急轉直下，訂單銳減，資金鏈緊張，隨時有破產的風險。做了多年家庭主婦的呂薇因此希望通過考公，為家庭建立最后一道防線。丈夫也表示全力支持，甚至感慨“以前太自私，讓你失去了事業，現在支持你為自己活一次”。

但支持僅停留在口頭上，做飯、洗衣、帶孩子，他從未分擔過分毫。

國考剛結束，呂薇又馬不停蹄地準備起省考。這或許是她最后一次能夠合法地通過“考試”逆天改命的機會。往后的路不會再有“復活賽”。

等待“宣判”

2025年11月30日下午5點，申論考試結束。

袁麗走出考場。她裹緊了紅色外套——這是她特意挑選的“幸運裝”。“不怎么樣，感覺沒戲。”她告訴在路邊等候的丈夫。后者皺起眉頭：“怎么總說不吉利的話，得往好處想。”袁麗沒有力氣爭論，她只想趕緊回家休息，畢竟第二天還要準時上班。

實際上，對大齡考生來說，即便跨過了筆試和面試的高山，前途仍是未知。其中最難的一關，是體檢。

張琪打開體檢項目清單，逐條比對。血壓、血糖、血脂是硬性指標，只要有一項超標就可能直接被刷。此外，肝功能、腎功能、心電圖、腹部B超等指標，也都卡得很死。

而這些恰恰是中年人最容易“栽跟頭”的地方。

這段時間為了備考，張琪和趙天樂的作息完全亂了套。凌晨兩點睡，早上六點起是常態。支撐他們熬過來的，是濃茶、咖啡以及高油高鹽的外賣。吳洋也是如此，一年的備考讓他幾乎斷了所有運動。體重比三年前漲了二十斤，腹部悄悄隆起，爬三層樓梯都氣喘吁吁。

接近深夜11點的考公培訓班

前陣子公司體檢，吳洋的血壓已經處在臨界值。醫生叮囑他要清淡飲食、規律作息，可備考的緊迫感讓他根本沒心思調理。他私下用家用血壓計測過，好幾次收縮壓都超過了140mmHg。

“要是筆試和面試都過了，最后栽在體檢上，這輩子就真的交待了。”吳洋說。

除體檢外，系統對人的考察也在變得愈發立體。

12月25日，“山東錄用公務員將考察報考動機”的新聞登上微博熱搜。據報道，山東錄用公務員要“深入挖掘考察對象報考動機”“立體掌握考察人選‘8小時內外’表現”“核查重點人員網絡社交平臺言論”等。對張琪、吳洋等這些履歷復雜的中年人來說，他們的“報考動機”往往就充滿了生存的計算。比起白紙一張的應屆生，他們在企業里的人際往來、酒后言論，甚至職場上的每一次跳槽，都可能成為政審顯微鏡下的瑕疵。

而這些調整，則側面折射出公務員招錄正在轉向一種更為深層的綜合審視。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社會法室副主任王天玉接受《法治日報》采訪時表示，國家公務員錄用具有風向標作用。報考年齡的調整，是對當下我國老齡化背景下勞動人口現狀的回應，也是對國家有關重大決策部署的落實，同時體現了公務員考察重點向能力導向轉變的趨勢。

在他看來，這種風向標作用體現在全社會選人用人方面，報考年齡的調整對社會具有積極的示范效應，有助于改變就業市場上的“35歲門檻”規則。

最近幾年，法律界也正在呼吁將年齡歧視明確為就業歧視，但在相關法規完善之前，這屆大齡考生更像是某種制度轉型的“先行試水者”：他們享受了政策放寬的紅利，同時也必須接受更為嚴苛的審視。

1月，眼看放榜時間近了。社交媒體上，應屆生們在反復刷新頁面，焦慮地在評論區“接上岸”。張琪們則普遍表現出一種屬于中年人的遲鈍——他們只模糊地記得成績會在1月份出，卻沒人守著手機刷新，甚至很少參與類似討論。

14日晚上，成績公布。張琪、袁麗、趙天樂，沒有一個人的名字出現在入圍名單中。

生活似乎并沒有因為一場考試發生太大變化。張琪繼續回公司催那些催不回來的爛賬，袁麗仍舊在熟悉的行政崗位上工作。

趙天樂則徹底釋然了。他穿著那件深色的行政夾克，每天按時在實驗室里給小白鼠換藥、配置試劑。

“我也算為自己的執念又拼了一次。”

說完這話，他重新轉過身，低下頭，繼續記錄那一串枯燥的實驗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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