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如何改變了世界？——金帳汗國研究的新視野

2025年12月26日，法國南特大學教授、吉爾吉斯斯坦法國中心負責人瑪麗·法芙羅（Marie Favereau）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和中華文明中心邀請，就其新著《金帳汗國：蒙古人如何改變了世界》（The Horde: How the Mongols Changed the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下文簡稱《金帳》）作了一場演講。該演講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邱軼皓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春曉與談。以下是演講和討論的內容摘要。

《金帳》的構思始于作者的博士論文，其主題為對俄羅斯學界金帳汗國研究史的系統梳理。任教于南特大學后，瑪麗希望能將嚴謹的學術成果轉化為更易為學生所接受的讀本，同時又保持其學術品質。同時，在長期參與羅馬帝國、法蘭西史等古代帝國的比較研究的過程中，她注意到金帳汗國的制度與歷史同其他帝國之間存在聯系，亦具獨特之處。因而本書是一次“開放式”的嘗試，旨在重新設問、修正既有框架，并提出新的解釋。

一、重新界定金帳汗國

“金帳汗國”這一名稱在不同語言中有不同稱呼，同時其所涵蓋的政治實體并非單一家族領地，而是蒙古帝國諸分支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突厥語語境中，“金帳”不僅隱喻著政治權力，也涉及人與人、人與土地之間的關系，因而也具有“國家”的概念。而當我們將金帳汗國的疆域投影于地圖上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既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又擁有自身的結構與邏輯。這同時體現在幾組地理概念中：如汗國的政治中心薩萊（Sarai）和當時勢力尚弱的莫斯科的對應。而地圖也直觀地顯示出交通路線對金帳汗國政治走向的決定意義——在缺乏直接進入地中海通道的背景下，汗國必須通過外交和商貿網絡與活動于黑海地區的商人建立聯系。

比起其他幾個汗國，金帳汗國歷史的起點顯得較少爭議：它始于成吉思汗長子術赤對伏爾加河以西地區的征服。然而，對“汗國歷史終止于何時”這一問題則充滿爭議。部分學者出于民族主義或對史料的偏信，傾向于將汗國終結的時間提前至1380年的庫利科沃戰役。但從草原政治體系的視角來看，這一判斷并不成立。因為隨后還發生了金帳汗脫脫迷失反攻并燒毀莫斯科城的事件。1480年莫斯科公國大公伊凡三世和金帳汗國阿黑麻汗“沿烏格拉河兩岸對峙”，有時也被俄國史家視作韃靼人統治俄羅斯的終結，但分析史料事件的真相更可能是雙方對貢賦關系的重新確認。即便在16世紀初喀山與阿斯特拉罕被征服后，源自蒙古帝國的政治傳統依然在該地區持續存在。因此，作者認為金帳汗國的歷史至少延續至15世紀末16世紀初。

中世紀俄語抄本中關于“烏格拉河對峙”事件的插圖

關于俄語學界的貢獻與局限。瑪麗介紹稱：最早一批有關金帳汗國史的研究成果來自19世紀俄語學界，但當時的學者并未將蒙古統治時期視為俄國歷史的核心部分。這本身也反映了一種民族敘事，即所謂的俄羅斯歷史上的“韃靼之軛”。此后該概念逐漸演變為俄羅斯民族建構的一部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奧地利外交官普格施塔爾的著作，他首次系統利用了金帳汗國自身的突厥文文獻。該書對此后的研究者影響深遠。在蘇聯時期，起初學界對金帳汗國的研究較為活躍，但斯大林時期的政治清洗打斷了這一發展勢頭。著名東方學家薩莫伊洛維奇在1938年被處決，最終對相關領域的研究造成毀滅性打擊。

和蘇俄傳統不同，“游牧社會停滯論”在西方學界影響深遠。該理論認為游牧社會無法發展復雜的政治制度。這一理論既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與殖民話語密切相關。此外，由魏特夫等人提出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同樣也簡化了草原政治的復雜性。英語學界的金帳汗國研究曾長期受喬治·韋爾納茨基（George Vernadsky）的影響。韋氏為移民美國的俄國后裔，其研究風格嚴謹、學術性極高，但他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俄羅斯是如何形成的？”因此他更傾向于將金帳汗國史納入俄羅斯史的框架，同時將蒙古人視為“不得不應對的外部力量”，而非歷史主體。較韋氏年輕一輩的學者有哈爾普林（Charles J. Halperin）。他的研究同樣也聚焦于俄羅斯史幾乎不涉及金帳汗國的核心區域（伏爾加地區、中亞等）。上述歷史研究的取向后來受到了奧斯特羅夫斯基（Donald Ostrowski）嚴厲挑戰：他指出蒙古對俄羅斯的影響并非全然負面。這隨即引發了激烈辯論，如哈爾普林堅稱“蒙古沒有留下任何制度性影響”，而反對者則認為影響確實存在。最終，彼得·杰克遜（Peter Jackson）在一則長篇書評中謹慎地認為，對金帳汗國行政制度的了解尚未充分到可以做出任何結論的時候。

在俄羅斯聯邦內的喀山共和國（Kazan），也涌現出一個“韃靼斯坦”學術派別，該學派由韃靼學者吾斯曼諾夫（Mirkasim Usmanov）所創立。由于蘇聯時期“金帳汗國”一詞被賦予了負面意義，所以他們更傾向使用“術赤兀魯思”來指稱自己的研究對象。吾斯曼諾夫和他年輕的同僚、學生一起組建了馬爾賈尼歷史研究所（Marjani Institute of History），并將其發展成金帳汗國研究的重鎮。該研究所每兩到三年就會組織一次國際會議，以匯集全球從事金帳汗國研究的學者。他們還出版有《金帳汗國評論》（Golden Horde Review）和《金帳汗國錢幣研究》（Golden Horde Numismatics）兩種刊物，接受俄、英雙語投稿。這些工作反映了該領域最前沿的研究動態。

瑪麗在與莫斯科和喀山的俄國同事共事時發現：在后者看來“金帳汗國”幾乎天然地與伊斯蘭文明緊密綁定。基于這種認識，他們更關注城市研究，同時也強調城市、行政組織和伊斯蘭制度的協同發展。這一研究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城市史與文明史范式影響的結果。但問題在于，在這一研究范式中游牧因素被忽視了。而當研究集中于金帳汗國中的伊斯蘭因素時，其他宗教也被邊緣化。但研究者都很清楚，在蒙古帝國和金帳汗國時期，其境內除穆斯林外，還存在大量佛教徒、基督徒，甚至信奉草原傳統宗教的人群。換言之，這并不是一個“單一宗教”的世界，而是一個多元宗教并存的政治實體。

此外，圍繞著金帳汗國身份的爭論還包括：金帳汗國的“突厥化”（Turkicization）問題。這點在喀山的金帳汗國研究者那里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今天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已經是突厥語。所以許多人會不自覺地以“突厥語”或“突厥化”為核心來解釋歷史。但史料顯示，蒙古語在這些地方至少被使用至14世紀末。而且在金帳汗國中，蒙古語、突厥語和波斯語均為重要的行政用語。

“蒙古”與“韃靼”（Tatar）的稱謂也是爭論焦點之一。有些學者甚至對作者關于金帳汗國研究著作中大量使用“蒙古”這一稱謂表示不滿。他們認為在當今的政治語境下，應該使用“韃靼”才符合當下的民族認同。但問題在于，在歷史文獻中這兩個詞指代的往往是同一批人。所以在《金帳汗國》這部書中，作者強調，在金帳汗國的語境中“蒙古”指代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也就是金帳汗國的統治精英們。而“韃靼”則更多是外部世界賦予他們的稱呼。族群融合在金帳汗國也很普遍，汗國高級將領（Noyan）雖然最初是蒙古人，不過在語言和文化上很快就與當地的突厥貴族融合。俄羅斯人雖然是臣民，但在行政和軍事協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正是上述這些難以調和的學術爭論，促使作者開始系統研究金帳汗國本身而非繼續抽象的爭論。她認為金帳汗國并不是一個“身處邊緣的帝國”，而是理解歐亞歷史不可或缺的一環。它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與歐洲、黑海和伊斯蘭世界存在著深度聯系。

二、文獻資料

當瑪麗決定以金帳汗國史作為博士論文研究對象時，其導師（Ludvik Kalus，為伊斯蘭碑銘學者）直言告誡道：“你做不成這個題目，因為沒有史料！”他認為研究這個課題最多只能依靠考古材料，因為金帳汗國“并沒有生產文本”。但今天我們知道，這個看法是完全錯誤的——金帳汗國不僅留下了大量文本，且這些文本也從未“消失”。它們散落在伊斯坦布爾、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克里米亞等地的檔案收藏中。克里米亞之所以保存有大量文書，是因為該地在金帳汗國分裂后成為了克里米亞汗國首府，且一直存續至奧斯曼帝國時期，因此文獻保存情況較好。研究者還曾在圖書館發現一部由金帳汗國公主主持抄寫的手稿。如果分封在地方上的貴族女性都能夠雇傭抄寫員來記錄家族文獻的話，那么掌握更多資源的汗王們必然擁有更為完備的記錄體系。

金帳汗國的文書往往同時并用阿拉伯字母、回鶻體蒙古字母等多套文字系統，它反映出汗國書記官員所受的訓練。在當時文書選擇以何種文字書寫并非純然的技術問題，而與政治與統治對象密切相關。一般來說阿拉伯字母面向的是汗國的穆斯林臣民，而回鶻體蒙古字母則多與草原地區或基督徒事務相關。現存有一份14世紀末金帳汗致立陶宛大公國的外交信函，收信人是新近皈依基督教的大公本人。該文書用回鶻文字母書寫，這在當時是基督教世界可讀的文字系統。因此反映出金帳汗國對不同宗教對象的高度適應性。

金帳汗國對行政用語的選擇是務實的。汗國所使用的“突厥語”實為欽察語（Kipchak），在拉丁語文獻中也被稱作“庫蠻語”（Cumanicus）。和較晚時候發展成熟的奧斯曼土耳其語不同，14世紀的文書資料顯示，這是一種處于演變中的、極具地方特色的突厥語。欽察語的拼寫并不統一，同一詞匯在不同文本中可能有不同拼法。這也顯示出當時的秘書機構會雇傭擁有不同語言背景的人（如波斯人或操各種突厥方言者）來撰寫文書。

雖然有學者堅稱“游牧社會無法產生復雜的文書傳統”，但這是一個錯誤的推論。金帳汗國擁有大量突厥—蒙古詔令文書（yarl?q），這些文本在16—18世紀仍持續被抄寫和使用。它們融合了書面文本與口頭傳統，反映的是游牧政治精英的視角。雖然許多留存至今的檔案并非13—14世紀的原件，而是15—16世紀中的抄本，但這些抄本完整保留了制度內容與權力結構的運作邏輯。金帳汗國的官方文書使用突厥語、波斯語、阿拉伯語甚至拉丁文，這些文本并非書寫于權力邊緣，而是在宮廷中正式制作的文件。金帳汗宮廷內設有翻譯機構與多語言書記官體系，不同語言、不同文字同時并行。而文字選擇取決于政治與社會對象：面向穆斯林臣民使用阿拉伯字母，面向基督徒或草原地區則使用回鶻—蒙古文字。

除傳統的書面文獻外，研究金帳汗國史還必須用到考古材料，這樣我們就可以觸及普通人的生活。通過墓葬考古，我們可以重建當時人的飲食結構，結果發現金帳汗國時期的人并非單一食肉，也食用大量谷物。我們還可以了解疾病、外傷與醫療實踐對生活的影響。這些信息為我們了解游牧社會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豐富信息。而墓葬中出土的腰帶、器物、飾件等貴重物品則與在蒙古帝國其他部分（從蒙古高原到中亞地區）發現的高度一致。它們所體現的是一種跨地域的蒙古帝國身份認同，這種認同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此外，實地勘測，如回到歷史遺跡現場去觀察地形、河流、氣候與交通條件，也能幫助我們更具體地理解歷史空間與政治運作。

金帳汗脫脫迷失（Tohtamysh）致立陶宛大公雅蓋隆（Jagiellon）的令旨

三、“俄羅斯套娃”（matryoshka）式的汗國結構

金帳汗國的權力結構并非人們所想象的“大汗獨裁”，而是大汗與貴族集團、軍事精英之間不斷協商、博弈的結果。這一點，在文本與考古材料中都得到了反復印證。研究者可以從空間與血統兩個維度來理解汗國的政治構造。首先要提到的是“空間”：在游牧文化中，對空間方位有多種表達方式，例如，用黑色、白色來指代方位，或是用左、右來指代東、西。而另一種維度則是血統（Lineage）。在術赤家族中，不同的血統往往用方位來表達，如“西方諸王”，或是更常見的“左手諸王”和“右手諸王”。這種“左、右”的區分取決于身體的朝向，因此相同的顏色在不同文獻中所指會發生交換。如青帳（k?k）汗國和白帳（aq）汗國在不同史料中均可用來指稱東、西方兀魯思，但他們在本質上所表達的仍然是同屬黃金家族的兄弟關系。

瑪麗將金帳汗國比作“俄羅斯套娃”：從大到小，層層相套。她在《金帳》一書中認為，在13世紀中期的金帳汗國領土內，至少存在九個不同的汗廷（Hordes），這些汗廷均由黃金家族成員領導。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也可以成為汗廷的領導，特別是當她的丈夫是強大諸王時。早期的例子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妻子也繼承了部分領地。蒙古帝國早期的分封制（Qubi）也促成了這一特性。即便到了14世紀，基于血統和分封的政治資源分配體系仍然深植于蒙古人的權力記憶中。共享資源的理念加強了宗王之間的團結——兄弟越富有，自己能分到的利益就越多。

各汗廷四季循一定的移動路線巡游。他們選擇的路線與主要的河流有關，其間會經過城市，汗廷從不定居城內。四季遷移的規律明確——冬季向南遷移進入溫暖的河谷，夏季則向北遷移，隨行者包括數以千計的人口和龐大畜群。這就注定了汗廷不能在同一地點停留太久，否則會耗盡當地的草場資源。

金帳汗國內各兀魯思的遷移路線

在理想情況下，汗位的繼任者應該是前任金帳汗之子，且最好是嫡妻所生。政治聯姻在維持統治系統穩定中至關重要。忽鄰勒臺（Kurultai）是做出重大決議的核心政治時刻。它通常在春末夏初舉行，此時是牲畜產奶期，游牧民的移動性降低，也無法發動戰爭。人們從各個汗廷趕來溝通、爭論、協商，王室女性通常也參與其中。

四、金帳汗國的文化政策

別兒哥汗是第一位皈依伊斯蘭教的蒙古統治者，但即便精英階層作出了選擇，也沒有迫使其民眾放棄其他信仰或習俗。在汗廷內，薩滿教、佛教、基督教和道教長期共存。如金帳汗脫脫（Toqta）時期鑄造的錢幣上既有清真言，也有代表其它宗教的符號。

在早期的史料中，蒙古人被刻板地描述為只會破壞，毫不關心建設。但13世紀下半葉，文化和宗教在金帳汗國欣欣向榮。這主要表現為蘇菲（Sufi）主義的廣泛傳播，以及大量宗教建筑、學校的興建，手抄本和細密畫藝術也得到了高度發展。宗教人士為統治者祈禱，并以此獲得免稅特權與保護。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宗教保護文書制度的存在為研究者帶來便利。因為要獲得免稅與保護地位，就必須提供正式的身份與宗教資格證明，并獲得宮廷頒發的文書。正因為這些文件具有如此重要的現實效力，它們往往被妥善保存、代代相傳，不愿遺失，通常由家族或社群共同守護。這也是大量文書能夠保存至今的原因。

當我們從經濟史角度考察免稅制度的影響時，還需要提出一個問題：那些因免稅而獲得額外財富的宗教機構與個人，會將資源用于何處？事實上這一制度本身是一種交換機制，汗廷以免稅特權換取宗教服務。這一制度促進了宗教建筑的大量發展。清真寺、基督教教堂等在蒙古時期數量顯著增多。在中世紀社會中，宗教建筑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當你在某地修建一座清真寺或寺廟，人們便會聚集于此。宗教場所本身就是一個經濟與社會中心，清真寺不僅僅是一座建筑，它必然伴隨著社群、工匠、商人和各種經濟活動。基督教堂也是如此。而在歐亞世界的貿易網絡中，商人往往會圍繞宗教機構活動。這些場所逐漸發展為經濟與社會的中心，也帶來了社會結構與景觀的整體轉型。

這也引出了學界長期聚訟的一個問題：蒙古統治對俄羅斯政治制度產生何種影響？學界如今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資料和研究給出明確答案：即金帳汗國的制度在塑造俄羅斯稅收體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引入間接稅制度方面。另一方面，金帳汗們也和羅斯諸王公，特別是莫斯科公國大公丹尼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及其后裔建立了長期的協作關系。莫斯科大公們通過對蒙古政權的效忠和服務，逐步獲得了政治與經濟上的特權。也正因為如此，早期幾乎只是一個“大村落”的莫斯科，得以發展成羅斯世界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城市。此外，作為更為廣泛的蒙古帝國體系的一部分，金帳汗國也受益于橫貫歐亞的交流網絡。這些交流為俄羅斯地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當我們觀察金帳汗國北部地區時就會發現，隨著這些地區與外部世界（如歐洲、東亞）的聯系雖然不及元朝中國或馬穆魯克治下的埃及那樣緊密，但與蒙古統治前的情況相比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金帳汗國統治下，統治者鼓勵開辟貿易通道，制定新法規并允許貨幣與金融體系的流通。因為此前的研究多將注意力集中于地中海和黑海地區的貿易樞紐，但正如作者在《金帳》一書中特別強調的：北方地區（如西伯利亞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同樣也高度活躍于跨歐亞貿易網絡中。學界對北方地區的忽視，部分是受刻板印象的影響，即認為那些地區“邊緣”或“落后”。然而在蒙古統治時期，事實并非如此。

在金帳汗國主導的跨歐亞商貿中，皮草貿易是關鍵。皮草不僅是北方御寒的必需品，更是整個伊斯蘭世界權貴的地位象征。金帳汗國控制了通往北方森林地帶的路徑，那里出產最優質的皮草，令其成為金帳汗的“私人金庫”。從考古發現的墓葬來看，隨葬品中大量金銀器皿和高檔織物證明他們擁有極高的購買力。

威尼斯人在汗國的行政體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雖然并不擔任管理官僚，但來自威尼斯的商人、教士和醫生常在汗廷或王妃身邊服務。由于經商需要，這些人往往熟悉多國語言且具備長途旅行經驗，大汗常委任他們擔任翻譯或外交使團成員。他們充當了連接蒙古世界與歐洲的橋梁。從13世紀末開始，威尼斯人在汗廷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滿足于來往行商，而開始謀求永久性的貿易據點。威尼斯檔案館（State Archives of Venice）保存有大量這一時期的合同。合同文本顯示，威尼斯人甚至在汗廷周邊租賃土地。同時，威尼斯人與熱那亞人（Genoese）之間為爭奪商業資源存在激烈競爭，這些商業沖突被詳細記錄在法律文書中，成為我們研究汗國經濟史的寶貴素材。威尼斯商業文書還顯示，汗王本人甚至是王室女性都會直接參與貿易，向商人提供資金或貨品。他們將商團作為自己的貿易代理人（元代稱“斡脫”）以積累財富。

帶有術赤家族徽記的金質帶飾

五、“漫長的”金帳汗國

人們常常會問，為何金帳汗國的存續時間，明顯長于元朝或伊利汗國？現在可以回答的一點是：它的長期存續不僅是蒙古汗廷與其臣屬（特別是羅斯諸大公）之間協商與妥協的結果，也與其地緣政治環境中的某些“幸運因素”密切相關。首先，金帳汗國較早就停止了大規模的軍事擴張，轉而通過貿易拓展權力。而貿易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一種非軍事形式的權力投射。通過意大利商人（威尼斯、熱那亞）的中介，他們成功地介入了北歐、地中海和跨歐亞的貿易網絡。此外，術赤家族所擁有的領土令金帳汗國成為唯一一個可以橫貫整個蒙古帝國而不需經過他者政權的政治體。這種連通性具有極大的戰略優勢，避免了為爭奪商道控制權而陷入連綿內戰的困擾。汗國擁有優質草場和河流，而冬季封凍的河流變成了天然的高速公路，極大地增強了冬季的機動性。

無論是元朝倒臺帶來的政治沖擊，還是黑死病流行前后的氣候變遷，金帳汗國的游牧體系都展現了極強的韌性。他們不拘泥立足于少數固定城市，可以根據環境變化隨時重新組織行政區域。而與許多短命的帝國不同，術赤家族非常擅長整合新臣民（如巴什基爾人、俄羅斯人）。因為他們需要人口來交稅、服役。但金帳汗國統治者能做到在引入新成員的同時，保持自己的統治者身份（Identity）而不感到威脅。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對于15—16世紀的“大轉型”時期研究仍然嚴重不足。這一階段的歷史極為復雜，我們不應該輕易使用“衰落”這一概念。因為即便政治結構發生分裂，物質文化與社會活力并不必然隨之衰退，只是中心發生了轉移。而如何理解這一轉型與傳承的過程，至今仍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總之，通過跨學科、跨語種的深入研究，《金帳》一書不僅重建了金帳汗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更提供了一種重新思考游牧文明與定居文明關系的新框架，對全球史、帝國比較研究及歐亞歷史理解均有重要啟示。

邱軼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