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軍密蘇里號戰列艦上簽署投降書，正式宣告二戰結束。這份文件不僅終結了日本的侵略擴張，更奠定了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礎。然而77年后的今天，當日本再次提出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要求時，中國代表在聯大會議上的發言擲地有聲：日本根本沒有資格"入常"。
這一表態背后，是國際社會對日本戰后行為的深刻質疑。《舊金山和約》明確規定日本必須放棄戰爭權，其憲法第九條更是白紙黑字寫著"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但近年來，日本不僅多次突破軍費占比不超過GDP1%的自我限制，更通過新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2022年底通過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文件，直接將中國定義為"最大戰略挑戰"，這種對抗性思維與安理會維護國際和平的宗旨背道而馳。
對比德國的戰后反省，日本的姿態更顯突兀。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的驚世一跪，與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的畫面形成鮮明對照。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臨時代辦孫磊的發言直指要害：一個對歷史罪行不知悔改、公然踐踏戰后國際秩序的國家，如何取信于國際社會？尤其當日本政客頻頻在臺灣問題上發表危險言論，甚至暗示要武力介入時，這種挑戰二戰勝利成果的行為，已經觸碰了國際關系的紅線。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不是實力的競標場，而是責任的承諾書。聯合國創立之初設立五常機制，正是為了避免二戰悲劇重演。日本若真想獲得國際社會認可，首先應該像德國那樣徹底清算歷史，而不是一邊篡改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一邊謀求與其行為不相稱的國際地位。正如孫磊所言，這樣的國家既無法承擔維護和平的職責，更不配坐在決定人類命運的五常席位上。
如今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日本代表團的"入常"游說仍在繼續。但歷史不會忘記，在廣島核爆紀念儀式上，日本領導人永遠只強調自己是"唯一核爆受害國"，卻絕口不提為何會招致這場災難。這種選擇性記憶，正是其難以獲得鄰國諒解、無法贏得國際信任的根源所在。戰后77年，日本需要的不是常任理事國的虛名，而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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