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豪：創新驅動，民企國際化的新特征

— 編者按 —

系統構建“浙商學”是響應浙商之需、浙江之需、時代之需、中國之需和未來之需的戰略舉措。

為進一步打響浙商品牌，助力浙商發展，浙商發展研究院、《浙商》雜志聯合社會各界組織開展“浙商學”建設，并推出“浙商學研究”專欄，以“浙商學”為支點，構建一套兼具學術權威性與實踐指導性的中國本土商業理論體系，賦能浙商群體高質量發展，為浙江“勇立潮頭”提供智慧支撐，為中國式現代化和全球商業文明貢獻浙江樣本。

今日推出——《盛世豪：創新驅動，民企國際化的新特征》。

驅動民營企業出海的核心邏輯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轉換：從依賴傳統的、行業層面的成本與規模競爭，轉向構建以企業自身技術創新、品牌塑造和全球組織網絡為基礎的、可持續的競爭優勢，實現從“被動嵌入”到“主動塑造”全球價值鏈的轉變。這一轉型不僅關乎單一企業的興衰，更是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我國從“制造大國”邁向“創新強國”的關鍵注腳。

浙商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浙江省社科聯名譽主席

要理解當下的創新驅動戰略，可從我國民營企業國際化演進的歷史坐標中審視。從改革開放早期的“三來一補”，到“入世”后憑借成本優勢席卷全球市場，再到今天攜技術與品牌主動嵌入且重塑全球價值鏈，民營企業的國際化征途始終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同頻共振。大體而言，其國際化戰略演進軌跡可歸納為三個特征鮮明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出口貿易主導的1.0時代（約1978~2001年），其典型特征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企業依靠勞動力、土地等初級生產要素的成本洼地，以OEM（原始設備制造商，俗稱“代工”）方式被動嵌入全球產業鏈。這一階段，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絕對的成本優勢，但對海外市場缺乏控制力。

第二階段，是資本輸出加速的2.0時代（約2002~2012年），以我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為標志，企業轉向獲取技術、品牌等戰略資產，如吉利收購沃爾沃汽車等。這一階段，企業開始從價值鏈的生產制造節點向兩端（研發、品牌、營銷等）攀升，但整合的挑戰與文化的水土不服也成為普遍難題。

第三階段，即正在經歷的全球化價值鏈重構的3.0時代（2013年至今），企業出海不再僅僅是產品或資本的單項流動，而是從成本優勢、規模優勢逐漸轉向增值優勢、創新優勢，進而推動全產業鏈、全要素全球化配置的系統性升級，驅動力量從“被動應對”貿易摩擦，轉變為“主動出擊”尋求更大市場、更優資源配置和更高技術話語權。

由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ZIBS）中國民營企業國際化研究中心、劍橋大學中國管理研究中心、浙商發展研究院（浙商智庫）、《浙商》雜志聯合發布的“2025中國民企國際化百強榜”，正是3.0時代創新驅動特征最集中的體現。首先，從規模與結構看，百強民企境外營收總額達3.98萬億元，體量今非昔比，更關鍵的是結構變化——百強民企中，制造業企業占據84席，其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25家）與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20家）構成前兩大出海集群。這迥異于早年以輕工紡織為主導的出口結構，顯示出我國民企出海的產業基礎已實現高階化躍遷。其次，從組織模式看，我國民企國際化已從“單點突破”進化為“體系出?！保購娖髽I均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其中藥明康德的境外分支機構高達110個，這種深度布局旨在貼近市場、規避壁壘，并實現技術、管理和標準的系統性輸出。再次，最核心的創新指標展現出強大動能：百強企業研發投入總額達4560億元，專利獲得總額60935個。這標志著中國領軍民企的競爭力，已從行業性的成本控制，內化為企業獨有的、難以復制的知識資產與技術創新能力。最后，國際化影響維度備受重視，百強企業平均ESG（環境、社會、治理）得分80.65，表明中國領軍民企正積極應對全球社會責任、環境標準等非正式制度壓力，塑造負責任的全球企業形象。

戰略躍遷的背后，是深刻的全球競爭格局變遷與企業內在能力演進的雙重邏輯。從外部環境看，依賴單一效率導向的傳統全球價值鏈正經歷“韌性”與“效率”的再平衡。地緣政治緊張、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迫使企業重新審視供應鏈安全。我國民企在海外的投資不僅是市場行為，更是構建區域化、多元化供應鏈網絡的戰略舉措，以平衡效率與風險。同時，全球正處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綠色轉型中，以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未來產業賽道不斷明晰。我國民企若不能在這些領域憑借創新占領制高點，過去在傳統制造業積累的規模優勢將面臨被顛覆的風險。從內部能力看，我國民企的優勢正亟待從“行業外部規模經濟”轉向“企業內部規模經濟”。前者易導致“同質化內卷”和貿易摩擦，后者則源于企業通過持續研發創新、品牌建設和組織優化所形成的專屬競爭優勢，能夠創造差異化價值，獲取“壟斷利潤”。

然而，躍升之路絕非坦途。首先，從宏觀數據看，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深度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發布的“2025中國跨國公司100大及跨國指數”顯示，2025中國跨國公司100大的平均跨國指數為15.56%，顯著低于世界100大的平均水平（52.52%），也低于發展中經濟體100大的平均水平（30.75%）。其次，“同質化內卷”的陰影仍在，部分產業出海的模式仍顯粗放，在海外市場延續價格戰思維，不僅損害利潤，更易誘發嚴峻的貿易救濟措施和“產能過剩”指責。再次，合規與本地化運營是突出短板，當前企業出海面臨的法律環境空前復雜，涵蓋了數據跨境、隱私保護、反壟斷、ESG標準及被政治化的各類“小院高墻”規則，許多企業的管理體系和法務能力尚未做好應對準備。

展望未來，推動中國民營企業國際化全面邁入“創新驅動”新階段，需要企業、行業與政府形成合力，進行系統性的能力建構——

企業層面，應踐行“深度全球化”與“創新驅動”，摒棄短線思維，確立在海外市場長期深耕、價值共創的戰略決心。運營上，要從“簡單復制”轉向“生態融合”，構建涵蓋研發、生產、銷售、服務的全價值鏈本地化體系，并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創新上，要持續加大基礎研發投入，致力于形成核心技術的“硬壁壘”與品牌文化的“軟實力”；同時必須將合規管理提升至戰略高度，建立適應全球復雜監管框架的內控體系。

產業層面，需倡導“有序競合”與“集群出?！?。為避免海外市場“同質化內卷”，行業協會與商會應發揮積極作用，建立信息共享、風險預警和自律協調機制，引導企業進行差異化、互補式布局。特別要鼓勵“鏈主”企業牽頭，帶動上下游供應鏈、服務商“抱團出?！保纬僧a業鏈整體優勢，提升風險抵御能力和本地化集成效率，這不僅能降低單一企業的試錯成本，也能為中國制造贏得更好的整體聲譽。

政府層面，可著力于“規則對接”與“服務賦能”，通過雙邊、多邊協議為企業爭取更公平、更透明的國際營商環境，并助力技術標準與國際接軌。在支持手段上，應從傳統的政策激勵，轉向為企業提供高價值的公共服務，例如建立權威的國別法律、稅務、ESG合規數據庫，提供專業的人才培訓，以及支持數字化服務平臺建設。

從“成本優勢”到“創新驅動”的戰略躍升，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民營企業在新全球化時代贏得尊敬的必由之路。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批植根中國、運營全球，以創新為骨、以責任為魂的世界級企業將在中國崛起。他們不僅將書寫中國商業的新篇章，更將為應對全球性挑戰、推動包容性增長貢獻不可或缺的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

文丨浙商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盛世豪